鐘鳴

曾因創作了《他是他自己——薩特》一作而在美術界引起“畫家是否應存在個性”的廣泛爭議，遂引起軒然大波，並成為中國美術界“改革開放”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該幅作品後為波伏娃收藏至過世。上世紀80年代至英國求學，后在國內外從事電視和電影導演工作。現居上海，一心繪畫。在鐘鳴的肖像田野上那些那些化身為卡夫卡或者薩特的精神性的樹在28年後真的歸來了嗎？這位據說聽過上百種版本的馬勒交響樂的繪畫者，有多少幅肖像畫是在聆聽著馬勒的交響樂時創作的呢？鐘鳴的肖像在暴君的大海上有著思想解放的意味，儘管他不是星星畫派那樣意義上的藝術家，但是他的肖像機器在這個時代，是一種抽象性質的靈視性“界定”。肖像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思考的起點，是“我思”的他者被再次洞徹。28年前鐘鳴的《他是他自己－－薩特》被（法蘭西）國家收藏並轉送給西蒙娜波伏娃，肖像成為一種外事事件，那聽著馬勒畫出來的薩特，已經成為了肖像史意義上的薩特，而非那個思考者薩特，這並不是鐘鳴的對薩特的誤讀，而是薩特作為一種思想啟蒙者的肖像符號，被交還給西蒙娜本人，實在是一種荒誕的非存在主義黑色笑話。所以，作肖像者本人也離開中國，去歐洲成為謹慎的“肖像流亡者”。 28年後，他的《我是我自己－－鐘鳴》是繪畫本身迫使他的一個晚到的應答。 2007年，鐘鳴的《紅色割痕1972》處心積慮地在肖像上劃出了粗暴的紅色割痕，意味著什麼性質的幻視出現在已經中年的藝術家的洞察力呢？這樣非馬勒化的處理，來自一個歐遊多年而歸來的人，這個世界怎麼了？2007年的藝術家和被粗暴地推入到觀者眼前的“肖像創傷”非美學性質的輪迴，讓亞麻布上的肖像也醒來眺望、審視。鐘鳴作為一名肖像畫家明顯是可疑的，他的本意早就離其象而得其心，他得心象式得肖像，表達的是思想那岩石般的疑問質感，鐘鳴之非肖像意義的肖像畫家，來自思想解放運動的反思，和對人性的馬勒式悲觀洞察。安妮畫廊在舉辦過馬可魯畫展后，不知道是有意還是機緣巧合，作了鐘鳴的個展，馬可魯和鐘鳴都是被“遮蔽”的非商業畫家，馬可魯是中國星星畫派前無名畫會的重要成員，他晚近在紐約的作品展現了來自思想起點的宇宙般本相，而鐘鳴的肖像畫和他的風景畫也有著和馬可魯相類的精神性原點。中國藝術的85新潮不是一個分水嶺，實質的轉變應該以1989年為界，而我們在不論是馬可魯還是鐘鳴的藝術中，看到的是一種延續性的經典，85新潮是否中國當代藝術最主要傳統？在這樣的畫家們的藝術中提供了懷疑的充分理由。85新潮精神上的失血性是不容懷疑的。在我看來，對無名和星星畫派這樣“原點”的關注，是恢復中國藝術的重要現象。鐘鳴的繪畫就在這樣的精神性全景中。在他的肖像系列之外，我看到他的風景繪畫更具有一種馬勒的精神氣質和特徵，如果說他的肖像畫有著岩石般的質感，他的風景畫則有著海浪般的幻象和抒情氣質。值得一提的是那幅《油彩擬倪雲林法畫高致》體現了東方意境的至高美學境界。在他的這樣的繪畫中，讓我們感受到那油彩和亞麻布之上的馬勒的呼吸，‘我是我自己’－－這樣的宣言不是對薩特性質的繪畫終極思考，而是對事物本相的東方禪的洞悉之光。作為藝術家，鐘鳴的意識/意志在經過28年的思考和漂泊后，找到了源泉性的領悟。肖像流亡者，不只是在馬勒的交響樂里，也在鐘鳴那些在畫布上永久‘沉默’的眼神里，肖像作為一種指向，是一種默許，也是一種偽裝，因為創傷太深了，也因為可能歷經滄桑，那些精神性的創傷才從藝術家的筆下流瀉而出，我還存在著，我還活著，肖像田野上那死亡的天空已經用最悲傷的晚霞，在召喚他的孩子們上路。我們會被他人畫出嗎？某種意義上，護照照片，被監視的望遠鏡前秘密的臉孔，歸來的浪子的迷離－－－都是被稱作“肖像”的我們中的他們，我中的他者，另一個人，或者只有在馬勒的巨大的音樂啟示中，肖像才會轉化為被他人和敵人眺望的東西，他們曾是世界，現在成為回憶最秘密的傷口。真相是虛無的被出賣的，在這樣的意味上說，肖像畫家是緘口不說出繆斯名字的劊子手或者尚未被審判的同路人。

上世紀80 年代至英國求學，后在國內外從事電視和電影導演工作。現居上海，一心繪畫。

文|楊聖捷 圖|周康一

我非常喜歡古典音樂。在這張照片里，我的穿著比較講究，是我在出席最敬重的音樂家或者音樂團體音樂會時的打扮。儘管在夏天，褲子還得是毛料的，很薄，這是在地中海國家居住時養成的習慣，因為那邊的好天氣是中午特別熱，早晚就轉涼了。上裝我一直選擇Dunhill的，這是在歐洲買的歐式款，我總覺得穿西服還得穿義大利做的，那些亞洲國家生產的西服會有一些改良，顯不出原汁原味。皮鞋方面，我的選擇永遠是英國生產的，這是我在香港購買的Church牌，純手工縫製。去到劇場，得配上我平時不太佩戴的水晶袖扣。

這樣打扮自己，是對所有人的尊重，也很襯自己的型。從小，我看在眼裡的就是這樣乾淨整潔的，北京的四合院以前和花園洋房裡對儀錶形態的要求是差不多的，我記得當時花草是有水分的，衣服都是疊得整整齊齊的，大人們說起話來也是非常有教養的。潮流是後天的事，經典的還得從骨子裡頭培養起來。以前年紀小，也經歷過反叛時期，但長大了，工作了，接觸社會了，還是找回原本的自我，我覺得我就應該這樣。衣服還是以購買成衣為主，偶爾會去裁縫店定製，要定製就得去最好的地方做，不然為什麼不在商場里隨便挑呢。以前在倫敦的一條裁縫街上做的西服太好了，都是希臘的裁縫，做工講究到位，很合我意，價格么，怎麼也得2000英鎊了。這點，我在上海都沒法感受到，上次在銀河賓館附近的一家裁縫店定製，還是香港的裁縫，最後還是不滿意，他不認真聽取顧客對細節的小意見。在英國留學期間，我來到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聽音樂會，一般是通過閱讀報紙了解信息，然後打電話給報館，那時候還有為讀者預定門票的業務，演出開場前，來到音樂廳售票處領取門票。至於票價，全憑個人愛好，自己特別喜歡的，就會買最好的門票。我喜歡馬勒的音樂，他的幾部交響曲我是可以倒背如流的，還沒有機會現場聽《第四交響曲》，我太喜歡這部作品了，畫畫的時候也要聽著這些，讓我思緒飄遊在世界各地，我甚至對我兒子說，在我的葬禮上，一定要播放這部作品的第二樂章。如果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樂團演奏這首作品，我會買最昂貴的門票，但我是隨遇而安的，不會痴痴地特地飛到哪裡哪裡去滿足小慾望，倒是去日本看櫻花盛開，會這樣的。我對音樂會現場的環境很注重，好的環境不讓人印象深刻，倒是記得個不好的例子，發生在北京。1979年，傅聰先生的獨奏音樂會在民族文化宮舉行，我買了門票進去看，他那個手一抬起，台下咳嗽聲便開始伴奏了，傅聰那時的孤傲氣焰還很盛，聽到一些咳嗽聲，這抬起來的手便又放下。反覆幾次，搞得我心裡亂糟糟的。後來，我就對自己講，再也不去北京聽了。好的回憶不是沒有，而是太多。我又回到倫敦去尋找一家腸子店，這家店開在阿爾伯特音樂廳附近，賣各式各樣的香腸和啤酒，記得年輕時，音樂會門票已經佔去我零花錢的一大半了，那吃就得價廉物美了，每次我聽完音樂會，都會去到這家店飽餐一頓，這頓飯是最美的了，這時候領帶也鬆開了，袖子也挽開了，開吃。芝加哥交響樂團巡迴到上海演出，我和這些音樂家有的早就認識，他們可是華裔在國外的驕傲啊，結束后我們來到位於延安路上的鷺鷺酒家，這可是我最常去的音樂會後的飯店了，這裡是宣洩奔放的地兒。說到與音樂會有關的喝酒問題，也是一個學問。我在上海大劇院的一場音樂會中場休息時，點上一杯香檳，100元人民幣，似乎有些離譜，基本上沒有什麼華人去掏這個錢。但老外們卻大都會去消費，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習俗，像在一些寒冷的歐洲國家，一場歌劇或芭蕾舞劇期間，會有許多個間歇，方便人們交流的同時，更是促進消費。不過在倫敦同樣的場合，怎麼說也得10英鎊吧，但人家掙得基數就普遍比我們多呢。年輕時，我不會在音樂廳喝酒，挺貴的，但我會隨身帶個銀色小酒壺，裡邊裝滿單一麥威士忌，揣在兜里，演出開始前把這些幹掉，這時候就可以找到最舒服的坐姿，也很容易和著音樂飄飄然。飄飄然的時候不僅在音樂廳，平時我在作畫時，也是不能沒有音樂的。可以說，音樂給我的創作帶來無限的遐想源泉，我在聽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的時候，就聯想起一個場景，隨即描繪下來，這幅作品在北京新保利大廈展出后，又被拿到美國去展覽，反響很不錯。我兒子也開始聽音樂會了，跟我去聽了一場馬勒的《第一交響曲》，不過我不去刻意教他，他平時在我畫室里偶爾聽到兩句，覺得好聽，等有機會現場演出了，他就跟著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