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禹谷

薛禹谷

女，江蘇無錫人，1923年4月20日出生。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1944年8月參加革命，1947年3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45年畢業於國立浙江大學農化系。1946年到1947年在復旦大學任助教。1946年在重慶北碚參加科學時代社。1947年參與發起組織了中國農業科學研究社。1946年到1947年兼任由中共南方局婦聯領導的現代婦女雜誌社編委。1947年到1949年奉中共南方局青委調令到無錫，任中共無錫臨工會委員、江南大學助教。

1949年－1954年先後任浙江農科所農化室技士，兼任所務秘書和農場場長，後任浙江農業廳農教科科長。杭州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4年奉調到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處，被分配到數理化學部做組織管理工作。1957年調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先後任助研、副研、研究員、副所長、所長等職。1965年－　1967年作為訪問學者到英國腫瘤研究所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和劍橋大學生化系進修。曾先後十餘次到國外考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簽訂雙邊科技協議等。1978年起擔任中國微生物學學會第一屆到第三屆常務理事，並任國際交流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分子微生物及生物工程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中國遺傳學會第一屆到第三屆常務理事並任微生物遺傳委員會主任委員。此外先後任中國科學、科學通報、遺傳學報、遺傳和抗生素等雜誌編委、遺傳學報副主編。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學卷微生物學副主編以及當代中國叢書中國科學院卷微生物學主編。

從事的科研工作先後有工業微生物、放射微生物、分子遺傳和基因工程三方面。

在國內外發表論文50餘篇，科研動態綜述10餘篇，曾編著《微生物誘變育種》和《微生物在工業生產中的應用》兩書。

張勁夫撰文回憶薛禹谷教授光彩奪目的人生

2002年4月份，薛禹谷寫了一本書，叫《微生駐痕》，送給我。書中講了她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經歷，講了她的父母，特別是講了她與小叔孫冶方的關係。孫冶方原來姓薛，後來到前蘇聯留學改成姓孫。

書前的序言這樣寫道：“我是一個希望從科學救國出發，能為祖國繁榮富強添磚加瓦的知識分子，也是一個嚮往民主自由，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共產黨員。十年浩劫幾乎把理想變成了夢幻，改革開放又展現出希望的曙光……但又意想不到的陰雲出現。社會進步終究要遵循自身發展的規律，但願從實踐中能把真理尋找，期待著明天比今天更明亮。”這代表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心態，代表了像她那樣從科學救國出發，然後參加共產黨的一批人的心理。字裡行間熔鑄了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無比的忠誠和深沉的愛戀……包括《微生駐痕》中的若干文章，用十分簡潔明快的語言，樸實無華地記錄了她光彩奪目的人生。

這使我想到：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一個知識分子，無論職位高低，無論是男是女，只有將自己融入歷史，融入人民之中，始終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才能創造出光輝的業績。

神秘的中共女地下黨員

解放初，我當杭州市副市長的時候就與薛禹谷認識了。我知道她是一位神秘的中共女地下黨員，有著傳奇式的革命經歷，因此，她被推選為杭州市第一屆人大代表。

薛禹谷學生時代就參加了共產黨的工作。1948年8月下旬，她收到父親薛明劍―――榮氏家族（共和國副主席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的大管家，也就是孫冶方的長兄來自無錫的一封信。這是在震驚全國“五二○”慘案后，復旦大學整個校園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她當時是助教，父親擔心女兒思想左傾（並不知道當時她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怕她在復旦大學有危險，想調女兒去江南大學任教。薛禹谷及時向中共南方局上海分局領導請示，經組織上研究，考慮到形勢發展的長遠需要和她在無錫有有利於做黨的工作的社會關係，決定叫她立即應聘去無錫。組織給她的任務是，除做好江大的教學工作外，要通過家庭的社會關係，做好無錫工商界上層的統戰工作，並在我軍渡江前後協助安排護廠護校等任務。

榮德生與兄長榮宗敬出身農家，經歷過艱苦的學徒生活。但他們都胸懷大志，救國利民，晉身實業，在市場不利的逆境中，敢做敢為，知人善任，終於從一個鄉下小企業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龐大企業，到20世紀30年代，已成為中外有名的“粉紗大王”。榮德生是申新公司的總經理，薛明劍則是該廠的廠長，兩人互相信任，關係十分密切。薛禹谷作為中共無錫臨工委委員，在中共無錫臨工委書記高山的領導下，曾陸續把我黨關於工商業政策的文件給她父親閱讀，特別是我黨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文件，他不僅自己認真閱讀，還都轉給榮德生看。榮對我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指導方針十分重視，反覆研究並仔細詢問。 1948年底，她介紹高山到家中直接與其父面談。希望轉告榮德生先生，談明政策，不要遷廠，繼續搞好生產。臨近解放，她曾和父親多次去榮家，把最新的政策文件及時送給榮看，逐步解除了他的最大顧慮―――“共產黨來了，能不能繼續開廠做生意？”並為迎接家鄉的解放，組織了人民自衛隊，在護廠、護校、護市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4月23日夜11時，無錫解放，榮德生所經營的工廠一天也沒有停產，並得到了人民政府的貸款和提供原料等多方面的幫助，生產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不久，榮德生被邀請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工商界代表，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並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蘇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對能參加人民政權建設感到無上光榮，不過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家創辦企業的生產發展方面，主要任務是，積極發展生產力藉以克服困難。

當時，薛禹谷的家就在學前街江蘇省工業協會會址的樓上，常有機會和前來的無錫上層人士接觸和交談，如商會主席錢孫卿、立法委員孫翔風、縣參議長李惕平、《人報》主編華洪濤等。薛禹谷身為長女，從小就比較懂事，學習成績又好，深得父親的鐘愛和器重。她的意見或建議常受到父親重視，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父親的看法和做法，父親始終只以為她女兒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不是共產黨員。一直到無錫解放，她參加無錫地區南下幹部和地下黨員會師大會時，才告訴父親自己是共產黨員。其父備感驚訝，深深地凝視了女兒片刻，又似高興又似無奈地說：“家中都有了共產黨，共產黨哪能不勝！”

我國微生物科學的傳承人

解放后，薛禹谷當了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所長戴芳瀾的助手。戴老退休后，她作為副研究員、研究員，將科學救國的動力，轉化為科學強國的實際行動，在微生物學領域刻苦學習，努力鑽研，撰寫科學論文50多篇。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她臨危受命，挑起了副所長、所長的重擔，親自組織整頓被破壞了的科研秩序，收攏渙散的人心，把握微生物科研的大方向，並多次出國訪問，參加國際學術活動，把我國微生物科學帶到國際科學的前沿。

在薛禹谷八十大壽的時候，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專門出版了《薛禹谷文集》。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我國遺傳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談家楨，為薛禹谷教授的《薛禹谷文集》寫了前言，客觀地評價說：

薛禹谷教授，1945年畢業於國立浙江大學，她從事科研工作50年，取得了一個一個驕人的業績。

在20世紀50年代，她在中科院微生物所選育了糖化酶和蛋白質高產菌株，特別是在“文革”以後，她率先在我國開展鏈黴素質粒遺傳和鏈黴素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為我國開展鏈黴素分子遺傳和基因工程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該工作多次在國際會議上進行交流，獲得國際同行的重視和好評。

在20世紀80年代末，她又率課題組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對產生的一種天然食品防腐劑―――乳鏈菌肽進行了高產菌株選育，發酵條件研究和分離純化，為該產品的中試和工業化生產試驗奠定了基礎。目前，乳鏈菌肽已在我國投入大規模工業生產，其產品遠銷國內外。

她在擔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長期間，對科研成果應用開發工作十分重視，例如二步法發酵生產維生素C項目，不僅在全國應用，使我國一躍成為維生素C的生產大國，而且在1985年以550萬美元轉讓給瑞士Roche公司，成為當時我國最大一宗技術出口項目。

薛禹谷離休以後，仍然關心和支持所里和課題組的工作，為多種報刊撰寫科普文章，繼續為科教興國出力。她如今視力明顯下降，請家人給她讀報和學術論文……生命不息、學習不停、工作不止。她一個瘦弱的人，用她自己的話說，一個“微生物”，在許多人看來，也和她小叔孫冶方一樣，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大的能量。

偉大而平凡的中國女性

薛禹谷也是一個平凡的、普通的中國女性。她不但事業上成績斐然，同時也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她有五個子女，個個有出息，個個成才，個個孝順。歷史這樣記錄著她的成長經歷：

薛禹谷的父親薛明劍，是一位社會改革家，個人生活十分節儉，粗衣淡食，對公益事業則積極慷慨。幼年時給她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刻在家中大廳柱上的兩句話：“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母親李鍾瑞，是蠶桑專家、婦女活動家。母親說過“人既來到世間，總要或多或少地做點好事留在人世”，“女孩子對家務事不用專門去學，需要之時再學也來得及，但讀書則要抓緊，過了時間則不易讀進去了”以及“交友要注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937年抗日戰爭時，薛禹谷隨家避難到重慶，在遷川的國立二中女子部讀書。她也曾和同學們常喜歡在北陪嘉陵江邊潔凈的沙灘上，凝視著天空變幻無窮的白雲，悠悠地編織著一個少女對未來的憧憬。只有當遠處傳來拉縴船工有節奏的勞動號子時，才驚醒了她的好夢。眼看著成排的纖工彎著幾乎和沙灘平行的腰背，吃力地與江濤搏鬥的情景，思緒萬千，想到祖國還有無數苦難的人。

薛禹谷在合川蟠龍山下度過三年高中，那時候經常響起敵機將臨的空襲警報。一次，敵機在蟠龍山上進行了密集的機槍掃射，她親眼目睹有位新來的同學，在宿舍里被穿過屋頂的一顆子彈打中胸部死去了。當解除警報后，只見防空洞前空曠的田野上，橫七豎八地躺著不少受傷的老鄉，鮮血染紅了大地，有的斷臂殘肢竟然掛在樹枝上。

她18歲考入以“求是”聞名的國立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說：“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后要做什麼樣的人？”這語重心長的話語，如警鐘一樣回蕩在她的耳畔。她在心裡回答，到浙大來，就是要學習科學技術，報效祖國，造福人民。將來畢業后一定要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現了當年許下的諾言。

無錫解放不久，1949年薛禹谷調到杭州，先後在浙江省農科所、省農業廳工作。1954年調北京中國科學院學部，直到1957年調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從事工業微生物、放射微生物和分子遺傳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致力於分子遺傳學、基因工程和遺傳育種方面的研究。1965年作為訪問學者曾去英國進修。

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薛禹谷同樣受到衝擊。“文革”結束后，薛禹谷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她拚命工作，努力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1993年她離開了科研第一線，一生奔忙，開始有了歇息，但仍關心課題組的科研工作，致力使實驗室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自然規律是誰也不能違背的，她也不由自主地進入了老年行列。在生活上可以放緩步伐，拋開幾多煩愁，抖去一身風塵，放眼上下，悠然安排晚年時光了。但一顆革命者、愛國者、科學家的良心，仍驅使她一如既往，執著地關心著黨的命運、祖國的前途和百姓的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