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體外包

所謂軟體外包就是一些發達國家的軟體公司將他們的一些非核心的軟體項目通過外包的形式交給人力資源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的公司開發，以達到降低軟體開發成本的目的。眾所周知，軟體開發的成本中70%是人力資源成本，所以，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將有效地降低軟體開發的成本。

中國已經有不少的公司開始介入軟體外包這一領域。軟體外包產業較為發達的地區有上海、北京、大連以及深圳等城市。以北京為例，有40%的軟體企業參與外包項目，軟體行業60%～70%的營業額來自外包。在上海和北京，一個軟體外包工程師的月薪達到7,000～10,000元人民幣，而同樣能力的軟體工程師在武漢只需要三～四千元人民幣。資本的特徵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動，所以，近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有大量的東部軟體公司準備遷移到中部地區，首選的地區主要是武漢和西安。

軟體外包將為中國軟體業帶來什麼呢？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機會，還有先進的軟體開發管理流程，以及嚴格的軟體質量控制體系。通過發展軟體外包產業，中國的軟體產業將逐漸地告別手工作坊式的開發時代，進入工程化、規模化的開發領域。

軟體外包也應該有這樣兩種形式：1、總包，2、分包。（這個總包、分包和建築中的概念是不一樣的，這裡所指總包即對整個軟體項目的總包，不是將一家企業所有軟體的開發全部承包）基於軟體的特殊性，我想一個企業不會將一個軟體項目分開分別發包給幾個軟體公司各自來開發的，如果直接從發包的企業外包軟體的話，應當可以總包的。從大量的報道來看，我們國家的軟體公司基本是從其他軟體企業分包而來的業務，這也就使國人產生了軟體外包就是從軟體企業分包業務的錯覺。

從軟體外包的內容看，凡是被分包出去的，都是軟體系統非核心的內容。核心內容和技術都被總包的大型軟體開發商牢牢控制著。做軟體分包，為國外大型軟體企業提供軟體外包服務，就像民工為包工頭做工一樣，只是在做軟體外包最底層部分的編碼工作。如果一直做軟體外包中的分包，對產品不能擁有任何知識產權，也始終沒有任何技術競爭力。

BPO包括人力資源、採購、財會、客戶中心、後勤、研發、營銷、工廠運作、培訓，這些大類還可以進一步細分。不僅IT行業需要BPO，而且BPO的每項業務都離不開IT業務的支持，從而產生IT外包機會。

一個軟體開發項目通常要經歷需求分析、設計、編碼、測試等幾個大的階段。其中設計又包括整體設計、系統設計（把整體架構變成一塊塊系統）、詳細設計幾個環節。詳細設計之後軟體就變成了一塊塊模塊，這以後才進入編碼。到了編碼階段時，最後就剩下軟體藍領為模塊的Coding工作，在印度通常由受過一兩年訓練的高職畢業生擔任。

軟體最後的測試又是一個複雜過程——有單元測試（小模塊測試）、系統測試（塊與塊的聯繫整合）、總體功能測試。期間由測試編程工程師編寫測試工具，制定測試規則，其難度不亞於系統框架的制定。最後才由測試工程師完成測試的任務。

外包軟體測試有望成為小作坊軟體業業務增長點

企業若想把承接國際軟體外包的業務做強做大，必須與國際軟體市場接軌——包括英語、日語的理解與溝通能力，技術接軌、管理接軌、做事方法接軌、知識產權接軌。還有質量保障、信譽度保障、風險控制能力以及知識產權保障等方面。以上條件顯然國內大多數小作坊式軟體企業還做不到。但這也未必表示小作坊軟體企業就沒有機會承接軟體外包服務。因為軟體外包項目中，軟體測試項目最適合中國現階段小作坊軟體企業的行業特色。

服務外包和軟體產業是信息產業的核心，是信息社會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服務外包和軟體產業不僅能創造十分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由於其強大的滲透和輻射作用，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倍增器。

中國商務部認定的軟體外包服務示範基地目前有：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大連，深圳，廣州，武漢，哈爾濱，成都，南京，西安，濟南，杭州，合肥，南昌，長沙，大慶，蘇州，無錫，廈門。

從宏觀的產業層面來看發展速度很快

增長速度很快。儘管中國與印度一樣，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開始承接國際軟體外包項目，但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快速發展，而中國直到2003年前後才開始出現快速發展的局面。根據諮詢機構IDC（國際數據公司）發布的最新報告《中國軟體外包市場：十大主要軟體外包公司介紹》顯示，在求過於供的市場狀況下，2004年中國軟體外包市場以49.9%的速度增長，達到了5.99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在未來五年內將會保持50.9%的高速增長率，到2009年市場規模將達到46.96億美元。

軟體出口以日本市場為主。中國的軟體外包市場主要集中於亞洲，其中日本市場是中國軟體外包服務的主要發包市場，在6.33億美元的外包服務市場總量中，日本市場需求額達到4.02億美元，所佔比例為63.5%，美國、中國香港和歐洲市場分別佔據了13.7%、10.3%和3.3%。由於日該企業自身管理上的特點，很少有最終項目整體發包到中國，發包的一般都是其作為總承包方進行系統設計、架構分析之後分解出來的子模塊，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加工貿易的性質比較明顯，這也是造成目前國內各界對軟體外包有所詬病的重要原因。但是已經看到的是，最早進入日本市場的骨幹企業已經開始與日本的總承包商一起面對用戶，從需求開始介入項目、參與設計承接詳細設計和開發及測試工作，並承擔後繼服務，對日本市場的基於IT的業務流程外包也已經開始。

軟體外包企業主要集中於北京、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這幾個地區的共同特點是擁有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配套基礎，擁有當地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一大批通曉外語的軟體人才、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軟體企業在此形成了群體優勢，並已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軟體產業鏈。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國家在促進軟體出口方面的扶持力度有所增強。經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和信息產業部批准，建立了北京、深圳、上海、南京等國家軟體出口基地，為其創造良好的政策、人才、技術、資金、市場和出口條件，充分發揮集聚效應和規模優勢，形成了以國家軟體出口基地中的國際化軟體企業為龍頭，輻射周邊地區，帶動全國軟體出口的產業格局。

從微觀的企業層面來看發展質量有待提高

本土軟體企業規模還比較小。微軟、IBM、Oracle等跨國軟體企業由於資金實力雄厚，發展速度十分迅速，研發人員規模基本都在3000-5000人左右。但是本土的研髮型軟體企業一般都只處於1000人以下，很難開展戰略性的長期基礎研發項目。即便是企業規模發展十分迅猛的純粹軟體外包企業中，出現中訊、文思、博彥等一批員工達到3000人左右、出口超過千萬美元的企業，但是相對印度的TCS、Infosys等員工超過5萬人、經營規模達到5億美元的大型外包企業而言，中國外包企業規模還是比較小，難以承接到大型軟體外包項目。

CMM、ISO等各類認證沒有達到真正提升企業管理能力的目的。各類認證是企業能夠提供相應產品質量的基礎保證，是軟體企業開拓離岸外包市場的敲門磚。但是一方面通過高等級認證的軟體企業比較少，另一方面即便是通過高等級認證的軟體企業，也難以被認為具備管理大型軟體外包項目能力的企業。原因是許多軟體外包企業本末倒置，一昧地參加各類認證，而不是將認證視為提升企業研發和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這樣的結果是即便在初期發包企業基於高等級的認證發包一些項目，但在實際合作中會逐漸認識到企業的真正能力而終止長期的合作。

根據對大量從事國際軟體外包企業的調研可以歸納出，中國承接國際軟體外包的企業經營模式有以下四種，其主要特點如下：

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軟體研發機構

⑴成本中心型。看重的是中國優秀的研發人員和低廉的人工成本，可以在實現提高研發效率和產品研發質量的基礎上降低成本。

⑵主要承接母公司的軟體開發項目，一般不在本土承接業務，業務技術層級比較高。這類企業一種是母公司內部發包的以軟體產品研發為主的項目，按照跨國公司內部水平分工的模式，主要從事公司核心軟體產品的開發和研究工作，其中有許多研究項目關係到未來軟體的發展方向，是提升公司整體核心競爭力的戰略性舉措；一種是母公司以總承包商的形式承接海外其它最終客戶的軟體服務訂單，而將訂單中具體研發任務發包到中國，較為典型的有日本軟體巨頭在中國的分支機構，技術示範效應十分明顯。

⑶結算基本上都是跨國公司內部定價，在稅收等方面的經濟收益不明顯，但是可以通過人才培養、技術示範獲得間接收益。

⑷就業人數穩定增長，不會像專門從事外包業務的軟體企業增長那麼迅速。

⑸企業類型比較複雜，其中既有服務業企業，也有製造業企業，更多的是跨國軟體企業。

由於中國具備大量優秀、成本相對較低的軟體研發人員，這對人才缺乏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般而言這類企業承接的項目技術含量較高，大多進入到中上流工程，對中國自主軟體研發能力的提升有比較大的幫助，比較吻合中國的資源條件和發展定位。

跨國軟體公司在中國設立的市場開拓機構

⑴利潤中心型。目的很明確，就是市場驅動，為了開拓中國本土巨大的軟體市場，是純粹的利潤中心。這類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稅收貢獻和就業貢獻較大，資源消耗少，有利於中國提升產業結構。

⑵競爭能力比較強大。一是具備成熟的軟體中間件和高效的軟體研發能力，二是具備對金融、電信、製造、政務等特定行業專業知識的深入理解，通過二者的結合形成核心競爭力來開拓中國本土的軟體開發業務。

⑶短期內對傳統的中國軟體企業有一定擠出效應，但長期看來競爭效應和示範效應會更為明顯，在這種競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軟體企業一定具備比較強大的國際競爭能力。

⑷軟體的技術含量較高，項目的技術示範效應比較明顯，對軟體應用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有著明顯效果。如中國建設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通過應用IBM等跨國軟體公司的系統，大大提升了服務效率和水平。

⑸這類公司基本上在中國同時會設立軟體研發機構和市場開拓機構。大部分情況下，軟體研發機構和市場開拓機構的業務並沒有關聯，一般都同時隸屬於總部管理。市場開拓機構中也會有一定的技術支持人員以方便市場開拓之用，只有當在中國的業務開拓過程中，確實需要研發機構提供技術支持時，彼此之間才會有業務上的聯繫。

中國本土純粹的國際軟體外包企業

⑴是純粹的利潤中心，主要承接來自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軟體外包業務，以此獲得規模經濟上的收益。

⑵公司創始人一般都與跨國軟體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大多數企業的領導人或技術骨幹具有海外留學或軟體開發經歷。往往是這些創始人在跨國公司工作中看到外包業務機會，開始創立這樣的企業。也就是說，外包業務開展之前企業並不存在。

⑶發包企業看重的主要的人力成本的優勢，承接的項目加工性質比較明顯。從全球分工的角度看，這類業務一般處在軟體研發中垂直分工中產業鏈比較低端的部分，技術含量不高，增值空間較小。

⑷企業增長速度十分迅速。以承接跨國公司離岸研發中心、跨國軟體企業分包業務為主。對軟體人才有著強大需求，許多企業在幾年內就能達到3000人左右的規模，對於解決大學生就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⑸業務再轉移的風險較大。由於這類企業主要依靠成本優勢生存，比較少地擁有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一旦出現新的人力資本較低、合適人才數量充足的新興市場，發包方很容易為了降低成本而將業務轉移出去。

由於軟體外包首先出現在跨國公司進入較多、本地軟體人才充足的地區，所以這類企業首先在北京、上海得到快速發展。但由於這類模式的成本敏感特性和北京、上海成本較高的影響，已經出現向西安、成都等二線城市轉移的現象。從發展趨勢看，這類企業可能出現企業總部和核心研發團隊在北京和上海、大量低層次的編碼和測試人員在其他城市的局面。

中國本土研髮型的軟體外包企業

⑴擁有較強的軟體研發能力。一般都是依託過去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企業在承接外包業務以前就已經存在。發包企業看中的不是人力成本的優勢，而主要是開發經驗和開發效率。

⑵企業可以通過承接外包業務中獲得的經驗為自身的軟體產品開發和本土企業服務，技術效應比較明顯。

⑶從全球分工角度看，這類企業承接的一般都是水平分工業務，提供的是端到端服務；（end-to-end services），技術含量比較高，增值空間比較大，項目研發性質比較明顯。

⑷容易成為發包企業的戰略性合作夥伴，長期合作的可能性較大，發包企業將業務再轉移的風險較小。

⑸服務合同持續時間長。這類合同一般需要進行長期的合作，軟體外包提供商和發包商之間需要經過長期的合作，才能開發出知識含量高、具有前瞻性的軟體產品。

這類企業是中國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突破的重要所在，這些企業本身就具備較強的研發能力，又可以承接到國際上技術先進的軟體研發項目。政府如果給予相應的資金、人才方面的支持，很容易促使這些企業將在國際軟體外包中學習到的先進技術應用到國內市場，需要政府給予高度關注。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軟體的出口增速基本上高於同期貨物出口增速，在服務貿易總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成為外貿出口的新增長點。2004年外資（含港澳台）軟體企業數量儘管只佔11.9%，但是資產總額佔23.1%，就業佔25.3%，營業收入佔35.1%，這說明外資軟體企業的資本含量和單位人員產出效率都比較高。

由於跨國公司十分看好中國的軟體人才素質和市場機會，紛紛加大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和市場開拓機構的力度。以微軟亞洲工程院為例，從2003年設立之初的20人發展到2006年的400人，間接受益於微軟亞洲工程院項目的國內合作夥伴員工從2004年的300名上升到2006年的2000多人。與此同時，純粹以承接軟體外包的本土企業發展速度更快，以北京文思公司為例，1995年成立時只有5人，到2006年9月份已經達到2400人。其中本科畢業的佔70%，有研究生以及具有海外背景的達到30%，能夠熟練使用英語的技術人員達到90%。

由於大量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軟體研發機構承接的研發項目都是全球水平分工上的高技術項目，本土軟體企業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承接的軟體外包項目層級也在不斷提升。通過這些項目的合作開發、跨國公司的人員迴流和企業間的學習模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將國際上先進的軟體研發技術和軟體項目研發管理經驗帶到本土的軟體企業中，促進本土軟體自主研發能力的提升。

產業集群的形成可以發揮行業的規模效應，有效降低軟體外包企業的外部成本。許多城市在軟體外包發展初期，企業散落在全市各處。自軟體園區開始建設以來，集中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大型軟體外包企業，產業集聚度明顯提高。以中關村軟體園為例，到2004年底，軟體園入區企業217家，僅佔全市軟體企業數5713家的3.8%；就業1.36萬人，僅佔全市軟體產業就業12.79萬人的10.6%；但是營業收入達到91.8億元，佔全市325.4億元的28.2%，出口0.35億美元，佔全市2.38億美元的14.7%。這充分說明軟體園區的企業在軟體產業的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較高，人均產值較大，產品國際化程度較高。軟體外包企業在園區內集聚之後，圍繞軟體外包形成了包括諮詢、培訓、諮詢、開發、分包、風險投資為一體的產業鏈，通過園區的基礎設施、品牌效應、風險投資、人才彙集等方面的資源共享，促進企業之間的技術學習交流和市場競爭，使園區的整體效益大於各組成部分的效益總和。

培育國內軟體市場等外部性效應

過去很長時間國內各界只重視硬體，對軟體的價值認識不足。Oracle、IBM等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初期，不得不將硬體價格提得很高，將軟體價格報低，甚至白送，而從硬體價格中將軟體價值進行回收。在長期的競爭合作中，社會各界尤其是企業對軟體在提升競爭力方面的認識日益加深，這對國內軟體市場的培育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此外，跨國軟體企業的進入還在客觀上促使政府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改善電信、電力等基礎設施條件和管理服務水平，提高其他行業的生產效率。

應該注意到的是，由於不同外包模式的目的不同，其對承接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也有所不同，有的在就業方面貢獻很大，有的在稅收方面貢獻很大，有的在技術引進吸收方面的貢獻很大。具體見下表：

不同類型外包模式的貢獻效果分析

外包企業模式：跨國公司設立的軟體研發機構、跨國公司設立的市場開拓機構、本土純粹軟體外包企業、本土研髮型軟體外包企業

典型企業：Microsoft亞洲研究院、Oracle、野村綜研、路透集團IBM中國公司、中軟國際、SAP、SUN、Unisys、TCS 、文思創新、博彥科技、軟通動力用友軟體工程、方正國際、中科開元

企業特點：性質、附屬機構、子公司、獨立公司、依託高校、科研機構的獨立公司

項目來源：母公司、中國市場、國外市場

項目技術含量：高、低

合作雙方關係：緊密、鬆散、戰略性合作夥伴

轉移風險：大、小

增長速度：穩定、快速

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稅收)：很多、很少、一般

出口量：很大、很小、一般

就業：很多、很少、一般

技術：可以帶來國際最為先進的軟體技術，行業間的後向技術效應明顯，管理示範效應明顯，可以接觸到國際最先進的技術

環境：產業發展號召力強，對形成良好的軟體發展環境十分重要，培育國內軟體市場，短期有擠出效應，長期有競爭和示範效應，進行產業鏈配套，利於提高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聲譽

所需要素：大量技術素質高、成本低的高端人才，大量行業專業人才，軟體二次開發和技術支持人員，大量軟體人才，大量高素質技術人才

技術：對技術交流的氛圍要求高，要求有專業知識，並了解中國企業的技術特點，對企業管理技術要求高，要求有較強的技術研發能力

資金：主要依靠母公司劃撥，需要大規模併購時的大量資金

市場：依賴母公司業務，對市場要求不高，要求有龐大的國內市場，主要面向國際市場，提高為國內服務能力

其他：對人力成本和房租、電信等商務成本比較敏感

資料來源：根據企業調研分析整理所得。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開展國際軟體外包不僅可以帶來經濟、就業上的貢獻，還會帶來很大的技術外溢。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外包模式產生的貢獻和需求的資源條件不一樣，與此同時不同城市的資源稟賦也是不一樣的，二者必須實現良性對接，才可能促進產業的良性發展。北京、上海有大量總部性公司，高端人力資源較為豐富，但是人力成本和房租、水電、電信等商務成本較高，這樣的資源條件決定這兩個城市可以作為中國承接國際軟體外包的龍頭城市，承接國際軟體外包的重心應定位在兩個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業環節：軟體研發和軟體市場開拓。而西安、大連、成都等城市擁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商務成本相對較低，人員流動性小，適合開展簡單的、對成本比較敏感的軟體編碼、測試、本地化和BPO業務中的數據處理、文檔管理等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業務。

企業是市場主體，許多關係到企業競爭力的問題需要企業自身去做，但是一些涉及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問題需要政府著力加以解決。從調研中發現，中國要大力承接國際軟體外包業務，政府在提供支持、創造環境方面還存在如下一些問題：

中國對軟體產品研發和CMM認證、軟體出口、出國參展、軟體人員的稅收返還等都有一定優惠，但是在承接軟體外包的定位上還不明確，尤其是發展較好的幾個主要城市，認為只要是外包就符合城市發展特點，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外包企業都給予支持，而沒有看到不同的承接模式要求不同，城市間存在比較明顯的惡性競爭，不利於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中國外包”的良好形象。

在軟體企業的認定上只認定軟體產品企業，大量符合國際發展潮流的軟體服務外包企業難以享受到這些政策。

研髮型軟體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十分重視，尤其是在企業還沒有獲得知識產權之前的商業機密保護，BPO型的軟體企業對商業機密的保護要求很高。儘管國內有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商業機密和數據信息等方面的保護上只有當違法造成損失之後才能進行懲罰，而且懲罰力度較小。曾經有一個日本高端研發項目發包到北京，由於接包企業的一個員工對企業管理不滿，聲言要在網上公布企業的研發進度和成果，引起日該企業高層的高度關注。事後由於制度上的缺失，認為該員工沒有產生實際的損害後果，沒有承擔任何民事和刑事責任，致使日本發包企業不再將項目發包到中國。因為他們認為一旦造成泄漏，將會給自己造成巨大損失，這也是許多高質量的外包項目難以發包到中國的重要原因。

儘管中國的軟體人才較多，但是真正符合產業發展需求的高端人才依然缺乏，尤其是既懂行業專業知識、又懂軟體知識的高素質人才嚴重不足。留學歸國人員以及在跨國公司工作的高層人員對母國承接國際軟體外包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中國儘管在留學生數量、吸引留學生歸國創業的吸引力方面有很大優勢，但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行業協會發展服務能力有待提高

儘管中國軟體行業協會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產業發展趨勢研究、將行業發展困境與政府溝通、規範和引導人員合理流動、推介中國承接軟體外包的特點環境方面與印度的NASSCOM相比還有很大不足。

軟體外包企業融資困難。融資問題對於軟體企業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由於中國傳統的銀行貸款需要固定資產抵押，而軟體企業作為一個服務業企業往往只有比較少的固定資產。

國家有關部門應研究中國促進國際軟體外包發展的宏觀政策，加大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對城市的發展定位加以引導。

改革現行軟體企業認定辦法，將從事軟體服務業務的企業認定為軟體企業，享受軟體企業相關支持政策。

改革對企業CMM、ISO等認證的支持方法。提供支持的政府部門需要進行考核，企業是否確實通過認證而提高了企業管理能力。促進企業改變觀念，通過認證切實達到提高企業管理能力的目的，而不是為認證而認證。

政府可以通過完善信用體系，解決銀行貸款的後顧之憂。打通出口信用保險、擔保、風險投資等多種融資渠道，改善軟體外包企業融資環境。

儘可能制定法規，降低侵犯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的打擊門檻，加大打擊力度，加強知識產權、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保護。

主要要解決高端人才的問題。中國有大量高素質人才到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學習，有許多直接留在當地跨國公司就職，他們了解國際上先進的軟體技術、項目管理經驗和行業專業知識，通過制定一定的政策導向（從調研中反映出來，主要是要解決好他們的子女就學），加強宣傳推廣，吸引留學人員回國發展是一個很好的人才儲備途徑。此外，可以建立多層次的軟體人才培訓體系，培養既懂英語、軟體專業知識，還具備行業專業知識的複合型人才。

借鑒印度NASSCOM的發展經驗，維護正當的市場競爭秩序，一方面促進軟體需求方了解軟體價值，培育並規範國內軟體市場，另一方面規範軟體外包企業的經營行為，尤其是在國際競爭中避免打價格戰等惡性競爭。聯合大中小型會員，以共同品牌開拓國際市場。推廣中國的軟體發展環境，使全球軟體發包企業了解中國的軟體研發實力和不同城市的發展定位。

創造條件協助企業開拓軟體外包市場

國際外包市場開發和國內軟體市場發展並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內軟體市場是國際軟體市場的重要構成，這從國際軟體企業大量進入中國就可以得到證實。與印度相比中國存在巨大的國內軟體外包市場，這是中國軟體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一個重要領域。要在目前日本市場的基礎上，力爭使承接的項目往價值鏈的高端爬升，同時要重視開拓歐美市場。發揮中國製造業發達的優勢，大力開展嵌入式軟體開發，做到單體軟體開發和嵌入式軟體開發並重。簡化出國簽證手續和外籍人員在中國工作簽證的手續，為人才的國際流動創造條件。

BPO成為未來外包發展的趨勢。

合作關係及無縫集成模式將成為外包的主要方式

外包市場集中度較高

外包市場成熟，形成了規範的外包市場

IT外包在行業中的應用深入

國內的外包服務市場的發展趨勢為：

由市場不成熟高度分散走向市場逐漸成熟集中

國內外包市場保持快速增長。

中國將成為繼印度后新的外包產業中心

IT外包服務結構轉化，服務向高端發展

軟體外包=software outsourcing

離岸軟體外包=offshore softwareoutsourcing

駐點外包=onsite outsourcing

服務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SO)

商務外包=bussiness proccessing outsourcing (BPO)

1，金融行業，聚集恆生、浙大網新等上市級別外包公司

2，電子商務行業：國內最大的上海商派、杭州卡塔科技、上海寶尊、IBM

3，政府行業：國內的金財稅公司、科研院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