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申

石申曾系統地觀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運行，發現其出沒的規律，記錄名字，測定了121顆恆星方位，數據被後世天文學家所用。經過長期觀測，詳細考核，測出恆星138座，共810顆。

《開元占經》載石氏中官62，外官30，加上28宿，共計120座。同時給出了石氏星表這120座的121顆星的入宿度和去極度。

原著《天文》八卷，早佚。後人拾遺補闕，把它與甘德的《星占》八卷，合稱《甘石星經》，又名《星經》，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間刊印的《道藏》一書，題名為《通佔大象歷呈經》。今存的《甘石星經》為2卷，其中雖有一些後人增添潤色之辭，仍不失原書面貌，是一部對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學價值的文獻。

石申、甘德的研究成果為歷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視，在正史的天文志類中，引用了他們大量的研究成果。月球背面的環形山，都是用已故的世界著名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其中選用了五位中國人的名字（其他四位分別是祖沖之、張衡、郭守敬、萬戶），因為石申對天文學研究作出了傑出貢獻，所以他的名字也登上了月宮。以石申命名的環形山，位於月球背面西北隅，離北極不遠，月面坐標為東105°、北76°，面積350平方公里。

石申在天文學方面的貢獻，是他與楚人甘德所測定並精密記錄下的黃道附近恆星位置及其與北極的距離，是世界上最古的恆星表。相傳他所測定的恆星，有138座，共810顆。從唐代《開元占經》中保存下來的石申著作的部分內容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標有“石氏曰”的121顆恆星的坐標位置(今本《開元占經》中佚失6個星官的記載)。現代天文學家根據對不同時代天象的計算來驗證，表明其中一部分坐標值(如石氏中、外星官的去極度和黃道內、外度等)可能是漢代所測；另一部分(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則確與公元前4世紀，即石中的時代相合。

中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由於農業生產和制定曆法的需要，中國的祖先很早開始觀測天象，並用以定方位、定時間、定季節了。

石申與甘德在戰國秦漢時影響很大，形成並列的兩大學派。石申的著作，在西漢以後被尊稱為《石氏星經》。漢、魏以後，石氏學派續有著述，這些書都冠有“石氏”字樣，如《石氏星經簿贊》等。

三國時代，吳太史令陳卓總合石氏、甘氏、巫咸(殷商時代的天文學家)三家星官，構成283官、1464星的星座體系，從此以後，出現了綜合三家星宮的占星著作，其中有一種稱為《星經》，又稱為《通佔大象歷星經》，曾收入《道藏》。該書在宋代稱《甘石星經》，託名為“漢甘公、石申著”，始見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著錄，流傳至今。書中包括巫咸這一家的星官，還雜有唐代的地名，因此不能看作是石申與甘德的原著。

戰國時代，是中國天文學家創立四分曆，並使之完善和系統化的時代，從保留至今的零星歷史文獻可以看出，石申夫在四分曆發展過程中曾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其貢獻如下：

《史記·天官書》說：“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反逆行。”《漢書·天文志》說：“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開元占經》則載有石氏金星出沒動態(包括行在內)的推算方法，可見石申夫有推算五星出沒動態的方法，並已涉及火星、金星逆行的計算。

在魏國頒行四分曆，使用每年365+1/4日，每月29+499/940日，十九年七閏，七十六年季節一循環的法則。其基本數據和格局與《史記·曆書》類似，故各種文獻都略而不載。

使用干支紀日法循環紀日。

使用石氏歲星紀年法循環紀年，此法載在《史記·天官書》中。

使用周正，以冬至所在之月為歲首。

《史記·天官書》記載，戰國時期著名的天文學家有四家：“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各家的天文學都有占星術的內容，在他們的著作中能夠看到當時戰亂相尋的形勢，記錄著為政治事件占驗的各種各樣的說法，即“田氏纂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謹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視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縱)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史記正義》引南朝時代梁阮孝緒的《七錄》說，“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可惜書已失傳。

《漢書·天文志》中引述的石申著作的零星片斷，可以使中們窺見他在天文學和占星術兩個方面的研究內容，“歲星(即木星)贏(五星早出為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贏東北，《石氏》‘見覺星(又名天棓bang)’；……縮(五星晚出為縮)西市，《石氏》‘見檀雲(即天檀，彗星的一種，形狀為尾部尖銳)，如牛’；……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即天槍，彗星的一種，形狀為兩端尖銳)，如馬’。……《石氏》‘槍、檀、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為旱、凶、飢、暴疾’。”

石申對恆星的觀測和發現，據《玉海》引《贛象新書》說：“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平道至謁者；外官三十九座，共二百九星，天門至青上；紫薇恆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共計一百一十八座，五百一十一星。”甘氏對恆星的發現，因為原著已佚，無法考證。不過，從這個數字看，甘德在沒有精密儀器可用，基本上僅肉眼觀測的情況下，有如此發現，已經是夠驚人的了。

石申對行星運動的研究，也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尤其對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運行，獨到發現。甘德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為400天整，比準確數值398.88天差1.12天；還識到木星運動有快有慢，經常偏離黃道南北，代表了戰國時代木星研究的先進水平。甘德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實際數值115日誤差了21日，這個誤差雖大，但甘氏記初步認識了水星運動的狀態和見伏行程的四個階段，說明甘氏巳基本掌握了水星的運行規律。甘德還首先發現了火星的逆行現象，推算出火星行度周期為410度780日，接近於實際日期。

石申對木星的觀測尤為精細，是研究木星的專家，著有關於木星的專著《歲星經》。依據《開元占經》引錄石申論及木星時所說的話：“若有小赤星附於其側”，著名天文學史家席澤宗先生指出：甘德在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就觀測到了木星的最後的衛星木衛二。而對於木星的衛星的發現，近代是在十七世紀初望遠鏡發明之後，由義大利大科學家加利略於1610年用它觀測木星時才發現的。甘德早伽利略近兩千年，而且在沒有望遠鏡的條件下，僅憑肉眼就發現了木星的衛星。

星表是把測量出的若干恆星的坐標（常常還連同其它的特性）加以彙編而成的，它是天文學上一種重要的工具。中國古代測編過許多星表，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在戰國時代，它的觀測者叫石申，又稱石申夫或石申父，魏國人。石申的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4世紀。他著有《天文》八卷，因其具有很高的價值，又被後人尊稱為《石氏星經》。可惜的是，《石氏星經》在宋代以後即失傳了，現在只能從唐代的天文學書籍《開元占經》里見到它的一些片斷摘錄。後人從這些片斷中輯錄出一份石氏星表，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每一宿中取作定位置的標誌星叫做這一宿的距星）和其他一些恆星共115顆（《石氏星經》原文中有121顆，其中6顆在今本《開元占經》中缺佚了，石申共用赤道坐標記錄了八百多顆恆星）的赤道坐標位置。

石氏星表是古代天體測量工作的基礎，因為測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動，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間的赤經差叫距度）的數據。這是中國天文曆法中一項重要的基本數據。

春秋戰國時期，天文曆法有了較廣泛的發展和進步。司馬遷在《史記曆書》中說：“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疇人”系指世代相傳的天文歷算家。當時各諸國出於各自農業生產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視天文的觀測記錄和研究。據《晉書天文志》載：“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擺灶，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各國的這些掌握天文的官員，根據天象的變化對統治者提出解釋)。”這種百家並立的情況對天象的觀測以及行星恆星知識的提高，無疑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曆法方面，石申的歲星紀年法獨樹一幟，尤其是以12年為周期的冶、亂、豐、欠、水、旱等預報方法。石申歲星法的特點是不用太歲、太陰和歲陰名稱，而用攝提格稱之。甘氏說的攝提格既是其歲星紀年中的第一年歲名，又是用以紀歲的一種標誌物。在其歲星紀年中第一、二年用“攝提格”，第三年以後則皆用“攝提”。其攝提格之名大概是由於攝提轉化而來。攝提格是星名，在大角星附近斗杓所指的延長線上。古人用它與斗杓配合以確定季節。“攝提格”的“格”，《史記·集解》說是“至”的意思，“言攝提格隨月建至，故云也。”攝提格是太歲星。有人稱甘德是中國天文學的先驅，的確如此。石申的天文學貢獻，與其他各家相比，在戰國時代是最大的。

石申的活動年代當在公元前四世紀中期，當時諸子並作，雲集齊國稷下，展開百家爭鳴，甘德即是百家中一家代表人物。歷史上將甘德與石申並提，將二人的著作合稱為《甘石星經》。《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之一。石申是魏國人，晚於甘德，著有《渾天圖》，為先秦渾天思想的代表作。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甘氏四七法》一卷。二人同為先秦傑出天文學家，故人們把二人合舉並稱。

甘氏歲星法即甘氏四七法。為什麼叫“四七法”？“四七法”是天文學上歲星紀年法的一種，所謂“四七”，就是以二十八星宿來測量日月等天體運動方位的方法。《甘石四七法》所列的二十八宿由於原書散佚，只能從其他史籍所載去認識。據《開元占經·歲星占》、《史記·天官書》和《律書》記載，二十八宿的方位和星名是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星：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七星：井、鬼、柳、星、張、翼、軫。

石申勤於對天空中的恆星作長期細緻的觀測，建立了全天恆星區劃命名系統，對全天恆星的分佈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除對恆星的觀測取得巨大的成就外，他對行星運動的研究，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他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為400天整，比準確數值398.88天差1.12天；還識到木星運動有快有慢，經常偏離黃道南北。他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實際數值115日誤差了21日，基本掌握了水星的運行規律。他還首先發現了火星的逆行現象，推算出火星行度周期為410度780日，接近於實際日期。

石申對木星的觀測尤為精細，觀測到了木星的最後的衛星木衛二。而對於木星的衛星的發現，近代是在十七世紀初望遠鏡發明之後，由義大利大科學家仰利略於1610年用它觀測木星時才發現的，比他晚近兩千年。

石申和他的門徒長期觀測星空，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天文發現。他不僅測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第一次建立起完整的坐標概念，也是黃赤交角數據的最早測定者。他掌握了推算行星出沒動態的方法，發現行星逆行現象，首先觀測到太陽日珥，首次發現日冕，最早留下了有關太陽黑子的紀錄。他還發現了月亮運動有遲疾的變化和偏離黃道的運動，最早對彗星進行分類，最早記載下日食、月食是天體相互掩食的現象。他最早對恆星進行系統的觀測，比歐洲的阿里斯拉魯斯與鐵木查理斯還早60餘年。

在沒有精密儀器可用，僅肉眼觀測的情況下，能有如此之多的驚人發現，實在有些不可思議。這些發現也許並不全是石申本人所測，而是他所創始的天文學派在長達數百年間長期觀測的結果。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妨礙石申的偉大，他對於早期天文學的貢獻是十分突出的。

戰國時期，各諸國出於各自農業生產和戰爭、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視天文的觀測記錄和研究。各國都有掌握天文的官員，他們根據天象的變化對國提出解釋。他們觀測研究天象，測算星辰日月的運行，觀測氣候，並以此定方位，分四時，定節氣，記時日，修著帝王年譜。

石申是天文學家，也是占星家，當時天文學與占星學本來就是一體的。與其他占星家相比，石申的天文學貢獻無疑是最大的，在世界天文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正因為他對天文學有傑出的貢獻。所以他的名字登上了月球。

據《史記正義》所引梁朝阮孝緒《七錄》，可知他原著有《天文》八卷，屬天文星象類。《史記天官書第五》稱石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即細緻入微）。”可見功力之深厚。在當時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能取得這樣大的成果，實在難得。他與齊國的甘德和商朝的巫咸三人是中國星表的最早編製者，也是世界方位天文學的創始人。他們最早對恆星進行系統的觀測，比歐洲的阿里斯拉魯斯與鐵木查理斯還早60餘年，在世界天文史上佔有一席特殊的地位。正因為石申對天文學的研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所以他的名字登上了月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