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三俗
反三俗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研究問題進行了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指出:“要引導廣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單位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這是近年來中央最高層首次明確強調抵制“三俗”之風。
“三俗”,即庸俗 低俗 媚俗。反“三俗”,由全國掃黃運動開展拉開序幕,整頓電視節目都與此相關具體行動。
反三俗
低俗文化和道德墮落與官僚腐敗密切相關,大部分官員的腐敗都和情人有關,這就是媚俗,在看看那些實施獨白的場所又大部分是高消費的娛樂場所,這也就是掃黃阻力的所在了。
近年來,庸俗、低俗、媚俗之風藉助電視、手機簡訊、網際網路等平台,大舉侵入人們的生活。從芙蓉姐姐到鳳姐,從小瀋陽到馬諾,從電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中充斥的金錢、美色、性話題,到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黛玉裸死”,集中迎合了人性中的某些低級趣味,宣揚的是一種裸露文化、拜金文化、銅臭文化,嚴重挑戰了社會公共道德的底線,侵蝕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影響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對於庸俗、低俗和媚俗之風的整治,有關部門一直沒有消停過。僅以近段時間為例,就有電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被叫停更改,此節目中充斥的金錢、美色和性話題被政府主管者認為是“非主流的”,不應該被公開展示。此外,新版《紅樓夢》設計的“黛玉裸死”情節,亦罕見地被《人民日報》點名批評,稱其“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顛覆了原作的藝術精神,這是藝術俯就和諂媚收視率的典型體現。”
胡錦濤總書記公開明確提出要“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一方面說明淫穢色情、網路惡搞、惡意誹謗、網路暴力、炫富拜金等低俗甚至惡俗的文化現象,已呈愈演愈烈、愈演愈濫之勢,超出了大多數人的容忍範疇,是新形勢下制約文化體制改革與發展的瓶頸,凈化文化市場、抵制“三俗”之風已是迫在眉睫,非抓不可;另一方面傳遞了中央高層正視現實、順應民意、強力整治的堅強決心,具有強烈的信號意義。
在當前形勢下,抵制“三俗”之風,須多管齊下。一是要“打”,對庸俗、低俗、媚俗等現象要堅決封殺和取締,不能搞“下不為例”,而應“現不為例”。二是要“占”,用強烈的責任意識、優秀的文化作品,搶佔文化高地,弘揚高雅文化,打造民族文化精品。三是要“導”,引導公眾形成這樣一個共識:經過長期歷史考驗保留下來的經典不能隨意娛樂化,幾千年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不能庸俗化,社會主流價值觀不能顛倒。四是要“推”,通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出一系列導向性、代表性和示範性的文化藝術作品,引發“蝴蝶效應”。
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抵制“三俗”當作德政工程來抓,從制度建設入手,剷除滋生“三俗”文化的社會土壤。在治理模式上,不僅要打“運動戰”,更要打“攻堅戰”和“持久戰”。同時,亦需要廣大網民密切配合,樹立正確的網路娛樂觀,莫把嘲諷、戲謔、低級趣味當個性,莫把低俗、庸俗當追求時尚。如此,抵制“三俗”之風才會既叫好又叫座。
“當代網路文化的主流是什麼?品位是什麼?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2010年8月3日,由人民日報社和人民網主辦的“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提升新興媒體文化品位”研討會上,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馬利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當日,數十位專家學者、網站負責人、網友就如何完善政府管理、加強網站自我管理和網民自律、開展社會輿論監督、建立抵制網路低俗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國務院新聞辦網際網路新聞協調局局長彭波也參加了座談。
人民網總裁、總編輯廖玒認為,網路反低俗重點在於網路社區和互動產品,網民和網路文化應提高對低俗內容的敏感度和判斷力,重點新網路需要做好網站排頭兵的作用,堅持社會效益優先。清華大學教授熊澄宇建議凈化網際網路應逐步由“管理”向“治理”過渡,建立政府、企業、用戶、家長全方位參與的機制。新浪網副總編輯趙添提出,不應忽視網際網路自我凈化的功能,對“80后”、“90后”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應有足夠的信心。開心網總裁程炳皓強調現在更應思考如何避免“運動式”整治,建立長效機制。
彭波在總結髮言中指出:“不管什麼樣的網路文化,都不能挑戰社會公共道德的底線,不能破壞青少年成長的環境”,“抵制網路庸俗低俗媚俗之風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一起努力”。
嬴嘉麗在《反“三俗”的核心義諦是推動形成文藝評論的道德標準》一文中,認為反“三俗”的重要一步是形成文藝評論的道德標準,並以標準來引導文學藝術界的文藝創作。以下是該文的重要觀點——
反“三俗”的核心義諦是推動形成文藝評論的道德標準
(一)“三俗”即指:文學藝術界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反三俗是針對文學藝術創作中的“三俗”之風以及低俗化、娛樂化的錯誤傾向而提出的。
(二)反“三俗”的核心義諦是推動形成文藝評論的道德標準,並以標準引導創作,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
(三)什麼是文藝評論的道德標準?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毛澤東選集》第825頁)。我認為對於“政治標準”,應該有一個更廣義的理解。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無產階級政治或社會主義政治。
封建社會並沒有“無產階級政治”或“社會主義政治”。但是,你能說那時候的文學評論只有藝術標準嗎?——當然不能。但是,如果說有政治標準,那麼這個政治標準就一定是封建社會的政治標準。所以,問題就出來了。《三國演義》、《紅樓夢》以及唐詩宋詞中的一些著名作品,這些在封建社會被認為是好作品的作品,在現在看來依然是好作品。問題在於我們現在把這些作品評價為好作品,難道僅僅是從藝術標準出發的嗎?——當然不是。這也就是說按現在的政治標準來衡量,這些作品也仍然不失為好的作品。——因而,這也等於是說封建社會的好作品,既符合了封建社會的政治標準,同時也符合了社會主義的政治標準。——這不是非常矛盾的嗎?否。因為在封建社會的政治標準與社會主義的政治標準中,有一種東西是共通的,那就是符合人類共性的古今一貫的道德信念與道德期望。因此,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政治標準,實際上無疑也包括了符合古今人類共性的道德標準。歷史上能為各種社會形態的人們所接受的好作品,它們所體現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標準就是道德標準(作者嬴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