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論

框架理論（FramingTheory）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一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捨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範圍；另一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這裡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和動詞的複合體。作為動詞，是界限外部事實，並心理再造真實的框架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臧國仁，1999）。對於作為動詞的框架，學者們對於它的具體機製作了許多的研究，並且有不同的說法，如基特林（Gitlin,1980）認為是選擇、強調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選擇與凸選，而台灣的鐘蔚文與藏國仁認為是選擇與重組等。中國學者潘忠黨認為，框架的分析，“是一個關於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的研究領域”。對於新聞媒體的框架研究，學者們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1991）認為框架是新聞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對新聞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1994）等認為，框架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結果。框架分析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逐漸受到國內外傳播學者的重視並且越來越得到廣泛的應用。黃旦教授在《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一書中，對框架理論分析到，從框架分析角度，新聞生產本省就是一種社會性生產。在這樣的一種生產過程，新聞首要的是一種社會制度。首先，新聞是對新聞消費者製作能夠得到的信息的一種製作化方法。消費者購買報紙是為了他或她要閱讀喜劇或橋牌專欄，了解天氣預報，尋找正在放映的電影，或閱讀關於洪水、水災或社會動亂的報道。其次，新聞是合法機構的同盟。國務卿可以在新聞媒介中發表自己的觀點，普通的男男女女就不能這樣使用媒介，一般市民也不能像合法政治家和機構所擁有的那種權力，把自己對新聞的反應變成公共政策和計劃。最後，新聞是在組織機構中工作的專業從業者所發現、搜集並傳送的。這樣，新聞不可避免地依賴於制度化過程可遵循制度化操作的新聞從業者的產品。這些操作必然包括和那些按慣例新聞要予以報道的機構合作。

框架可以界定為採取一種集中的組織思路，通過選擇、強調、排除、增加和精心處理等方式，通過標題、導語、引文和重要段落的體現，對新聞內容做出報道的做法。直白一點就是對一事件的認識和表達方式。如對恐怖主義的報道。

新聞框架影響了受眾如何想，影響受眾如何處理和儲存信息，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到事實的某些方面，從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長期的狹隘的程式化的報道難免會產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眾的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眾也是根據自己的認知結構對事件進行主觀解釋，並建構社會現實的。因此，在社會現實的建構中，存在著新聞工作者的框架和受眾個體的框架，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關性。

框架理論的理論假設來自兩方面的研究，宏觀層面的社會學和微觀層面的認知心理學的研究。

社會學家戈夫曼認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使用特定的詮釋框架來理解日常生活。通過對於社會角色、社會情境的詮釋，使人們能夠了解特定行動場景中自己應有的交往行為和表現，從而協調與他人的行為，使日程生活井然有序。框架就是指在某個特定時間用來理解社會境遇的一套特定期望。這是所謂的象徵互動視角。

心理層面的研究認為框架是個體處理信息和建構信息的方法。人們傾向於按照自己的認知框架去體驗現實，並根據這種框架採取行動，從而建構現實。這就是預期理論。

框架理論並不是一個發育完全的理論範式，可以說，它從屬於話語分析的範疇。新聞媒介框架是在戈夫曼的象徵互動視角和心理學層面的預期理論視角的基礎上得來的。新聞媒介框架由瑟爾斯提出，他認為新聞媒介傾向於以各種不同的方法構造議題。

黃旦（2005，231-233）總結了框架理論的基本特點，他認為：

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媒介的生產，即媒介怎樣反映現實並規範了人們對之的理解。框架理論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分析領域：即議題、話語和意義是如何被準確建構、組織並得以展開的；

怎樣反映現實，如何構建意義並規範人們的認識，最終是通過文本或話語——媒介的產品得以體現。因而，本文建構、詮釋或話語生產分析是框架理論的重點；

框架理論關注媒介生產，但並不把生產看成一個封閉孤立的過程，而是把生產及其產品（文本）置於特定語境——諸種關係之中。這諸種關係又可分為兩類：一是把文本自身作為一個自足體系（刻意強調的、闡釋的和呈現的符碼），考察其內在的關係並由此所凸現的意義；二是文本生產和整個外在環境的關係（重要的制度化部分），捕捉兩者之間所具有的張力以及對文本意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