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

作品回溯了宗教改革前夕直至17世紀末葉經濟生活逐步擺脫神學理論控制的過程，並以此為背景，考察分析了神學理論本身發生的變化，尤其是英國清教的產生、發展和轉變，如何影響和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托尼非常關心基督教經濟倫理究竟如何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制度（信貸制度）的轉型提供了空間，這種制度從一種小生產者的升級手段發展成融資者和商業資本家的國際貨幣市場。威爾遜和其他傳統思想家把信貸作為經濟倫理學中一個問題的態度，最終被一種更加中庸的、道德上更加中立的經濟倫理學所取代，正是為了試圖把新的生命注入到這種舊的、已經被擊敗的基督教倫理學之中去，並且把這種經濟和社會的觀點展示給自己的同代人，於是才促使托尼寫了《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等著作。

作品主要反映了以下觀點：

第一，“勞動者是最像上帝的”。這種觀點似曾相識，因為在馬克思勞動哲學本體論的語境中，勞動者不是最像上帝，從勞動創造世界的層面看勞動者就是上帝。托尼旁徵博引，把新教勞動觀中的這一思想一覽無餘地展示給讀者：“加爾文贊同地引用聖保羅的話：‘不勞動者不得食’，像所有功利主義者一樣激烈地譴責不加區別地布施，堅決主張教會當局應定期探視每個家庭，弄清它的成員是否偷懶、酗酒，或做其他不合道德準則的事。奧科蘭帕迪烏斯寫了兩本論濟貧的小冊子。布林格痛惜修道院的慈善以及一個分裂的大寺院用以維持一所學校、資助赤貧者的穩定津貼造成了行乞大軍。在茨溫利1525年起草的蘇黎世重新組織濟貧的計劃中，嚴格禁止一切乞討行為；游乞者得到救濟的條件是第二天離開該城鎮；專業機構為病人和老人提供生活必需品；當地居民，凡過於講究衣著、不上教堂、玩紙牌或做其他不體面事情的人，沒有權利得到救濟。他的整個方案的基礎是經常勞動的義務以及削弱工作動機的危險。托尼構築的意象世界二級對立，一方是有勞動能力但不勞動而僅靠乞討為生的人，另一方是有勞動能力且確實靠勞動為生的人。為了說明靠勞動為生的人是如此正當和光榮，他便引證茨溫利的話藉以強調自己的觀點，勞動具有像上帝創造世界一樣的神聖性，與此必然相連，從事勞動的勞動者具有像上帝一樣的神聖性。

第二，深信勞動和事業是通往天堂之路。任何勞作都處於三維的時間結構之中。過去為現在提供前提條件；現在為將來作準備。將來是什麼樣子呢？馬克思勞動哲學本體論語境中的將來是勞動制度無愧於和適合幹人類的本性。在新教的精神世界中，將來是蒙上帝恩典的召喚，進入天國。如何能得到蒙上帝召喚的恩寵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托尼為讀者刻畫清教徒的形象：這“是一幅嚴肅得近乎苛刻但卻並非沒有感染到一種有節制的得意的肜象 這是嚴肅的、熱情的、信奉上帝的一代人，輕視虛浮，按日勞作，定時祈禱，節儉而又興旺，對自己和自己的天職充溢著得體的自豪，深信艱苦勞作就是通往天堂之路，這是一群和荷蘭的加爾文教徒一樣的人，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同他們鋼鐵般的新教主義同樣著名，他們是富有思想、嚴肅、頗具耐心的人，深信勞動和事業就是通往上帝之路的職責。”在這裡，勞動是職責，是手段，職責和手段都為一個將來的目的服務，這個目的便是把勞動的世俗性存在變為步入天國的通行證，最理想的境地是成為神聖性的存在。在具體內容上，新教勞動觀與馬克思的勞動哲學本體論二者之間沒有相通之處，但在勞動現背後的時間結構上，還是應陔承認，二者之間的相通之處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第三，“勞作就是崇拜。”在新教產生以前，基督教中盛行沉思的修行方式。這種方式旨在告訴人們，獨自的沉思默想是與上帝溝通和蒙上帝召喚的最好方式。新教的主張正好與此相反。它倡導踐履即不斷勞作的修行方式，這種獨特的修行方式無意間倡導和確立了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原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相對於理解這一原則而言，托尼的論述富有教益。“宗教應陔是實踐的，不應該僅僅是沉思的。沉思其實是一種自我放縱。貪慾會毒害靈魂，但它的危害比不上懶惰。”理論的內容不一樣，實踐的方式有區別，但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一基本主張上，新教勞動觀與馬克思的勞動哲學本體論二者之間是一致的。

第四，用商業去服務上帝，商人同樣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寵。亞里士多德對商人及其行為是蔑視的，新教以前的基督教對商人及其行為是仇視的。新教反其道而行之，賦予商人及其行為以神聖的性質。“生意的要求和宗教的要求之間，不但不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而兒兩者可以攜手並進。由於天命的關係，基督徒必須具備的美德——勤奮、謙虛、嚴肅、節儉，正好就是最適合於商業成功的品德。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精明，精明則是對他的開銷‘加以正當限制’、‘並且教導商人要最人為出的神聖智慧’的另一個名詞。產業會隨精明而來，而產業既是為自己牟利的，又是符合美德的。產業使商人不會‘經常並且不必要地光顧小酒店’，會讓他牢牢呆在自己的商店，‘而這咀才是最能指望得到上帝的光顧和祝福的地方’。”這種對商人勞動看法的根本性改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它向人們表明，新教對勞動的頌揚沒有禁區，不管勞動的具體性質如何，需要的勞動技能是什麼，只要能在養活自己時為他人和社會帶來助益，那麼，這種勞動就是上帝所讚許的，就是逐漸接近上帝的行為。概括地說，勞動不分性質和形式如何，都是奉上帝之召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贖的行為。這種行為的態度如何和成績大小，恰好是對上帝態度好壞的試金石。

托尼這本書與韋伯的進路構成強烈的緊張。韋伯闡述的新教倫理堅持說，賺錢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享受。只有這種精神氣質所表現的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而且勞動是一種絕對的自身目的，是一項天職，新教徒個人就應該服從於他的“天職”。不論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到底是什麼，他都將對此有責任和義務。這種信念牢牢地受新教倫理支配，這才導致了企業家精神，主要就是創新的精神。新教徒會不安於現狀，他們具有確定不移且高度發展的倫理品質以及洞若觀火的遠見和行動的能力。這些人是在冷酷無情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既精打細算又敢想敢為，是社會擴展的基本動力。最終，宗教禁慾主義的力量給他們提供了有節制的生活，他們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對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般。

托尼則完全反對韋伯把宗教與世俗生活完全聯繫起來的方法。實際上，這與特洛爾奇和韋伯之間的緊張有類似之處。托尼與特洛爾奇，這兩位都敏銳地意識到近代資本主義中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都從教會組織、清教活動對底層資本主義作用的有限性展開論述。托尼在這裡表現得像一個宗教史家，第一章寫中世紀神學背景；第二章介紹路德和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第三章談英國教會；第四章談清教運動；第五章就是結論。全書顯得單薄。但只有仔細讀，才能發現每一段都貼著底層的不為人關注的資本主義運行模式在談。作為一個堅持徹底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托尼把自己包裝成宗教史家，連這個手法都和特洛爾奇一模一樣。其實托尼熟知近代經濟思想演變的過程，但他這麼做，只是因為更清楚地看到，“中世紀思想的重要性不在於產生價格和利息理論，而在於它把社會看作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是經濟機器。”

托尼並不認為宗教拯救從世俗生活中退隱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當宗教的道德從經濟生活中消失之後，結果是人成為工具，效率成為目的，而“如果把效率從一種工具轉變為基本的目的，這樣就會毀掉效率本身”。他引用凱恩斯的話說：“現代資本主義是絕對反宗教的，它沒有內部聯合，沒有多少公共精神，通常（雖說並非總是）僅僅是一群有產者和逐利者的聚合體。”托尼警告人們，在生氣勃勃的經濟生活的面具之下，資本主義的巧取豪奪、鑽營逐利正在毀掉人類生存的根據，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不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而進化的話，人類的命運必然是可悲的。

《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西方學界公認托尼最重要的著作，此書出版於1926年，是對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批評與補充。甫一出版就受到學界重視，知名學者如奈特（Frank　Knight）等都紛紛為之撰寫書評。

R.H..托尼（R.H.Tawney，1880-1962），英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批評家、教育家。曾先後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並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其代表作有《16世紀的土地問題》（1912）、《貪婪的社會》（1920）、《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中國的土地和勞工》（1932）等。

除此之外，托尼也是一名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家和改革家，他服務於不少公共教育團體並長期擔任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50多年持續的社會實踐及其思想和人格，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望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