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

李力，安徽巢湖人 原總參通信部副部長，開國上將李克農之子。

這位戎馬生涯幾十年的通信專家，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參與了北平通信乃至全國有線網的恢復、創建工作，為北平通信的建立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2007年3月23日，一個普通的日子。但對於北京網通來說，卻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是北京香山專用電話局成立58周年紀念日。香山電話專用局具有獨特的“紅色”歷史，它是中國革命勝利后，直接為黨中央通信服務的第一個電話局。

儘管已是80多歲的耄耋之年，但李老的記憶力和軍人特有的雷厲風行還是令記者嘆服。一周前預約採訪時，李力一句話就定了，其間沒有再確認。記者還擔心會有變化，其實這正是他做事的風格。進得門來，李力給記者的第一印象是接人待物平易、謙和，全然沒有“高官”的做派，雖戎馬倥傯幾十年，但舉手投足間卻流露著儒雅氣質。回憶起50多年前北平和全國有線網的創建工作，李力敘述得真切而翔實：

從北平6萬門電話到全國有線網

1949年上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正式成立。為了適應形勢，便於統管全國的電信事業，經過中央批准，軍委三局改成“軍委電訊總局”，王諍時任局長，我是秘書，辦公地點就在西長安街3號，原國民黨政府華北電信總局舊址。

這段時間，我們的中心任務是軍事接管，不僅接管華北電信局機關、北平市的電信系統，還要接管位於北小街一帶的國民黨軍隊通信倉庫與修理廠。接管地區不僅限於北平，還要組織接管全國各地特別是大城市的通信部門與電信工廠，任務相當繁重。

軍管工作緊張有序，內外有別。軍委電訊總局是全國電信事業的領導機關，除了組織接管外，還要按中央指示，抓緊籌辦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通信保障及建立新中國的大事。那時，全國有線通信網路，經過8年抗日戰爭與3年多的解放戰爭，已破壞殆盡。北平只有幾個電話分局、6萬部左右市內電話。長途機務站設在和平門外，簡稱南局（現在的北京網通廠甸電話局）。由於線路破壞嚴重，長途業務基本停頓。中央機關進城后駐地分散，急需通信聯繫，還要注意保密。鐵路、交通、電力、廣播等部門恢復建設，也離不開通信。整個社會的有效活動，離不開健全的信息網路，黨政軍民各行各業都有恢復國內外通信的迫切需求。

為適應形勢發展，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不久遷入中南海，軍委領導與總參作戰部也搬進中南海居仁堂辦公。為了保證指揮，電訊總局立即在中南海內設置了幾部無線電台，又抓緊籌措在中南海開設內部電話局，名叫“39局”，由彭潤田同志具體負責。用戶範圍不大，除了中央領導成員，就是各部門的主要領導幹部。電話交換機選用“共電式”，一來用戶方便。打電話不用查號碼，也不需要撥號，只要說找誰，話務員很快就可接通。首長們比較習慣。二來是人工控制。話務員政治可靠，又是單獨布線，有利於保密。再則，那時也找不出合適的自動電話交換設備，我們的技術人員對它還不熟悉。因為工作需要，王諍、王子綱與我經中央辦公廳審查批准，辦理了中南海的“出入證”，有時去電話局、電台了解情況，有時去作戰部等單位聯繫工作，進出很方便。路過菊香書屋與瀛台一帶，除毛主席門口有個哨兵外，沒有什麼森嚴的警戒措施，讓人感覺平靜安謐。

根據解放初期的條件，王諍局長與一些技術人員研究后，決定先架通北京到六大行政區（東北瀋陽市、華北北京市、華東南京市、中南武漢市、西南成都市、西北蘭州市）的有線通信網。採用6米電桿、四線木擔、八號鐵線，建成后能通話的通話，距離遠不能通話的先通電報（因為銅線價格貴不易籌措，載波設備國內還不能製造）。方案敲定即向各地區傳達布置，又組織召開了華北通信會議，從就近的地區開始，邊施工、邊見效，邊籌劃、邊推進，由此邁出了全國通信建設的第一步。由於解放軍的革命幹勁與優良作風，加之地方留用人員的技術奉獻與積極合作，該修復的修復整頓，該新建的新建。沒過多久，北京與六大行政區及部分省市首府的有線通信網即初步建成。雖然功能簡單，但與以前支離破碎的通信設施相比，畢竟是突破性的成就，也為後來的新中國通信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周總理與第一條國際長途專線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業待興，通信設施和手段也比較落後，即使是為黨中央服務的通信手段也不例外。但我們想盡辦法，土法上馬，利用現有條件保障了黨中央的通信工作。

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率代表團去蘇聯友好訪問。其間，兩國政府準備簽訂正式條約。於是，周恩來總理又率領陣容龐大的政府代表團於1950年1月下旬趕赴莫斯科。經過認真討論，兩國政府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因為中蘇友好是當時突出的大事，各方面高度關注。兩國簽約后沒幾天，王諍同志突然接到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周恩來總理要與在北京的陸定一，李克農兩位領導直接通電話，商談重要事情。

當時北京的通信狀況是：線路已被國民黨破壞殆盡，市內電話勉強可以打，長途都很難接通，更別說國際長途了。即便勉強接通的長途電路，一旦轉到市內，質量就沒保證，通話需要雙方大喊大叫。這不僅不適應領導，而且也不能做到安全保密。怎麼辦？再難的事情王諍總有辦法。為了完成總理交待的任務，王諍副部長與業務技術人員商量后，想出一個辦法：在南局扯一條線，突擊整治、測試，並通過瀋陽、華北軍區線路，將電話接到邊境，一條臨時建設的、安全的第一條國際長途專線就這樣開通了。

北京與莫斯科通話時，我先乘車去朝陽門內大街接了李克農，再去中南海接了陸定一，然後陪同他們到和平門大街的電話局三樓，直接從載波機務站接一條線路到隔壁的小房間，完全避開市內電話系統，請他們與在蘇聯的周恩來總理通話。這個房間提前打掃乾淨，臨時擺了兩個單人沙發，一張條幾，並預備了茶水。一個臨時、簡易電話亭就這樣建好了。他們通話時，王諍同志與我門工作人員全都避開，在機房與室外進行監視。大約講了20分鐘，話音質量不錯，領導很滿意。

這次通話相當重要，總政治部也按通知專門派保衛部的張鐵處長帶幾個戰士在電話局院內布置警戒。通話完畢，我們高高興興地送兩位領導回去時，看到保衛工作被如此重視，我們更意識到這次國際長途電話的政治分量。現在的電信事業已十分發達，國際國內電話隨時可以打通。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連周總理打長途都要如此費心，今天已很難想象。

1950年初，為了適應形勢發展，加強國防建設，中央決定成立軍委通信部，任命王諍同志為部長，同時，撤消軍委電訊總局的番號。這樣，我們幾個人在4月下旬回到通信部。

北京乃至全國通信事業的起步和發展，與“紅色通信”緊密相關。李老的介紹更印證了這一點。李老與北京網通結下的不解之緣遠不止這些。緣未盡，情未了。當他了解並看到現在的北京網通的通信手段如此先進時，欣慰地表示：能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那個火紅的年代為中國通信事業的創建和發展做點基礎工作，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希望北京網通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