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成氏

《容成氏》公布不久，即有研究專著出版。季旭升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中的《<容成氏>譯釋》部分，由蘇建洲撰寫，對《容成氏》做了題解、語譯和註釋的工作。

邱德修《上博楚簡<容成氏>註譯考證》（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逐句註譯簡文，並探討了其學術價值。

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一書，利用《容成氏》在內的出土文獻，對傳說時代的古帝王系統進行了研究。

此外，還可參看李承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譯註（上）》（載曹峰、李承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昔者君老><容成氏>（上）譯註》，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2005年）、蘇建洲《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校釋》（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書中的第二章《<容成氏>校釋》以及王青《<容成氏>註釋論說》（載楊朝明、宋立林等著：《新出簡帛文獻註釋論說》，台灣書房，2008年）。除了專門的研究著作，還有多篇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對其進行研究。

以上是對綜合性研究著作的大致概述，下面從《容成氏》的成書年代、篇題、竹簡編連、文字考釋、禪讓、古史傳說、地理、思想傾向、研究的難點及展望九個方面進行論述。

姜廣輝《上博藏簡<容成氏>的思想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1月23日）認為《容成氏》提倡禪讓，當成書於“燕王噲行禪讓”事件之前，即公元前314年之前。

彭裕商《禪讓說源流及學派興衰——以竹書<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為中心》（《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則認為任何一種學說的衰亡都有一個時間過程，禪讓學說作為儒家一個分支派別的學術觀點，情況也不會例外，其學說當不會因燕國禪讓失敗就戛然而止。

《容成氏》53簡簡背有“訟城氐”三字，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認為是原書的篇題，應即《莊子·胠篋》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從文義推測，是取篇首帝王名中的第一個名字而題之。

邴尚白《<容成氏>的篇題及相關問題》（載《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以下簡稱《續編》）不同意李零的看法，認為容成氏可能是黃帝臣，是傳說中的史官。他認為篇題“訟城氐（氏）”末字與上古帝王皆寫作“某某是（氏）”不同，應該就是為了區別一般姓氏及遠古傳說帝王。

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載《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認為，第53簡正反兩面的字跡明顯有所不同，不像是一次書寫完成的。《容成氏》在抄寫的時候應該已經是殘本，篇題“訟城氐”應是脫簡之後補上去的。《容成氏》敘述古帝王已到周武，缺簡應該不會太多。

饒宗頤《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成氏>——兼論其與墨家關係及其它問題》（載《九州學林》2006年春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認為訟城氏可能是另一人名，以地域為氏，不一定是指容成氏。

孫偉龍、李守奎《上博簡標識符號五題》（載《簡帛》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認為53簡簡背所謂的“氐”是“氏”字與篇題符號的連寫。

按照李零的整理，《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殘簡五十三支。竹簡發表后，學者們就竹簡拼合及編連問題進行了討論。

在竹簡拼合方面，陳劍《上博簡<容成氏>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載《續編》，以下簡稱《小議》）從編繩位置和內容兩個方面指出簡35上段與下段不屬於同一簡，應該分別編號重新排列，並把此簡的上段和下段分別編為“35A”和“358”。這一意見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小議》在李零排序的基礎上對全篇竹簡進行了重新編連，為學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此外，簡15與簡24原本是兩段殘簡，單育辰《<容成氏>雜談（三則）》（載《簡帛研究200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從縮放比例和文義兩方面論證了這兩支簡應該直接拼合。

郭永秉《從上博楚簡<容成氏>的“有虞迥”說到唐虞傳說的疑問》（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將簡5與簡32的“又吳迥”釋讀為“有虞迥”，認為是指有虞部族名回的酋長。並據此將簡序編排為31+32+4+5。按照他的編排，《容成氏》有關舜以前的古史傳說，應當歸結為“古帝王一有虞迥一堯一舜”。

除了上舉文章及研究專著之外，其他學者如黃人二《讀上博藏簡容成氏書後》（《出土文獻論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白於藍《<容成氏>編連問題補議》（載《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於凱《上博楚簡<容成氏>疏札九則》（載《續編》）、陳麗桂《談<容成氏>的列簡錯置問題》（載《續編》）、王志平《<容成氏>中制樂諸簡的新闡釋》（載《續編》）、王暉《楚竹書<容成氏>錯簡問題與原始氏族社會研究》（載《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三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黃人二《（孟子·萬章上>篇諸章與上博藏簡<容成氏>涉及堯舜禪讓之竹簡》（載《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輯，三聯書店，2007年）、李守奎等編著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07年）中《附錄六》的《釋文》、王瑜《<容成氏>的竹簡編連及相關問題——兼與黃人二等商榷》（《社會科學評論》2008年第2期）等也均有編排或討論。

在《容成氏》的字詞考釋方面，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以及陳劍《小議》對全篇簡文做了釋文和註釋，他們的研究貢獻很大。其他學者也有很多好的意見，這裡擇要選取代表性的文章綜述如下：

李銳《讀上博館藏楚簡（二）札記》（載《續編》）指出簡35“王天下十有六年”的“年”為“世”字之訛，並且該簡首字與簡34的“啟”字輪廓相近。

孟蓬生《上博竹書（二）字詞札記》（載《續編》）認為簡19“思民不惑”、簡44“思民道之”、簡49“思民不疾”的“思”讀為使。

陳偉《竹書（容成氏）零識》（載《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認為簡7的“率”屬上讀，有順服義；29簡“民乃賽”的“賽”讀為“塞”，義為安定。

裘錫圭《讀上博簡<容成氏>札記二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年）將22號簡整理者釋為“撞鼓”的“撞”字改釋為“擊”。

張富海《讀楚簡札記五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把28號簡原釋為“盈”的字釋讀為“田”，認為是指掌農業的官。

沈培《說上博簡<容成氏>中的“脛不生之毛”》（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認為“之”是表示處所的代詞。

郭永秉《從<容成氏>33號簡看<容成氏>的學派歸屬》（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將簡33的簡文與《說苑·反質》和《漢書·楊王孫傳》對照，認為簡文是作者對禹的評價，意在解釋禹得“聖人”之名的原因——去苛行儉，易養易葬。

孫飛燕《<容成氏>“執兵欽瘰，榮導於民”試解》（《湖北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把簡37的“執”讀為“戢”，認為簡文說的是湯和伊尹施惠於民的措施，並非伊尹間夏的故事。單育辰《<容成氏>雜談（三則）》將簡23原隸定為“消”的字改隸為“浴”，釋為“谷”。

尚賢和禪讓的思想在《容成氏》中受到很大的推崇，相關文章主要有：

羅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與戰國時期禪讓學說》（《齊魯學刊》2003年第6期）比較了郭店楚簡《唐虞之道》與《容成氏》的異同，認為二者所表現的“尚賢”觀念以及“讓”的觀念並不相同，因此其思想內涵也不相同。

孫衛華《<容成氏>尚賢思想辨析》（載《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敘述了《容成氏》中“尚賢”思想的發展軌跡，認為從《唐虞之道》開始，經過《墨子》、《孟子》，再到《容成氏》似乎構成了一個上古禪讓制度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過程。

王慶衛《從出土文獻對戰國禪讓思想的思考》（載《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三輯）認為《容成氏》雖然包含了大量禪讓的內容和思想，但其作者真正想論述的是大一統的中國文明的思想。

丁四新《楚簡<容成氏>“禪讓”觀念論析》（載《簡帛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認為在所謂敘述“禪讓”內容的第一部分文本中，其實包含了“授賢”與“禪讓”的重大區別和遞進。他還從敘述結構和思想要點上對有關堯舜禹的簡文做了概括。

日文方面的文章可參考李承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の古帝王帝位繼承說話研究》（載大巡思想學術院：《大巡思想論叢》一七，2004年）以及李承律《上海博楚簡<容成氏>の堯舜禹禪讓の歷史》（載《中國研究集刊》三六·特集號《戰國楚簡上中國思想史研究》，大阪大學中國學會，2004年）等。

《容成氏》涉及的古史傳說內容十分豐富，學者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載《李珍華紀念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根據包括《容成氏》在內的四種新出土的先秦文獻，對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關於禹的傳說、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禪讓傳說方面的意見作了檢驗。

李存山《反思經史關係：從“啟攻益”說起》（《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認為，《容成氏》中關於上古帝王世系、啟攻益、湯攻桀的記載與經、史相異，是被經、史所“損”（“減”）掉的東西。

李零《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癸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載《中國學術》總第14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強調了大禹治水和文王子九邦的歷史意義。程元敏《天命禹賓士水土》（載《續編》）對大禹治水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趙平安《<容成氏>所載“炮烙之刑”考》（載《續編》）考證了商紂“炮烙之刑”的問題。於凱《上博楚簡<容成氏>疏札九則》對堯舉舜、禹建鼓於廷、禹舉皋陶及啟攻益、夏及商王世、伊尹間夏、桀伐岷山及作桐宮、湯伐桀、紂之虐政、戊午之日九個問題進行了疏證。

羅新慧《從上博簡<子羔>和<容成氏>看古史傳說中的后稷》（《史學月刊》2005年第2期）將上博簡《子羔》和《容成氏》中后稷的簡文與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了研究。晏昌貴《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中的“禹政”》（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對簡文中的“禹政”部分進行了探討。

王瑜《<容成氏>所見舜帝事迹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認為，《容成氏》在內容上並沒有超出儒家傳統文獻中記載的古史知識範疇，只是將古代帝王的記載系統化、局部上概括化。郭永秉《從上博楚簡<容成氏>的“有虞迥”說到唐虞傳說的疑問》對唐虞傳說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容成氏》中九州部分的內容，可以與傳世文獻如《尚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氏》、《爾雅·釋地》以及《呂氏春秋·有始》對讀，引起學者的密切關注。

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對《容成氏》中禹治理九州洪水的竹書文本及其反映的州域、河流逐一疏理、推定，得出一些新看法。他還通過與傳世古書的比較，認為竹書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屬於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統。

朱淵清《<容成氏>夾州、塗州、敘州考》（載《續編》）對《容成氏》的夾州、塗州、敘州作了考訂，並懷疑《容成氏》九州出自比《禹貢》九州更為原始的文本。

晏昌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作出三點推論：《容成氏》九州不同於任何傳世文獻，而較接近《職方氏》，簡文九州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其南、北、西三方邊地的四州與傳世文獻較為相合，而處於黃淮平原及山東半島的五州則與傳世文獻差別較大；《容成氏》九州約形成於兩周之際或春秋前期。

沈建華《楚簡（容成氏）州名與卜辭金文地名》（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有的與《尚書·禹貢》相同，不同者可從卜辭和金文地名中獲得印證，有些還與《尚書·舜典》有關聯。《尚書·舜典》十二州名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卜辭記錄，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

黃人二《上博簡容成氏所述之九州及相關問題探研》（《出土文獻論文集》）聯繫傳世文獻，對《容成氏》九州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易德生《上博楚簡<容成氏>九州芻議》（《江漢論壇》2006第5期）對《容成氏》九州作了綜述性的考察，對爭議較大的州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容成氏》九州和《尚書·禹貢》九州應屬於一個系統，只是由於時代和版本不同，整理者有所增益，甚至改變，而造成一些差異。從《容成氏》所敘九州來看，與《爾雅》版本似乎更接近些。

凡國棟《<容成氏>“九州”得名原因試探》（載《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將《容成氏》九州和傳世文獻所記載的相關州名聯繫起來討論，分析了《容成氏》“九州”得名的原因。

尹宏兵《<容成氏>與“九州”》（載《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認為《容成氏》九州有可能產生於戰國早期，其九州區劃是以戰國初年東方政治地理格局為基礎的，也是殷遺民站在殷商或東方立場上吸收《禹貢》九州並加以調整的結果，與《禹貢》的夏、周或西方傾向正好形成對比，可以將其視為一個九州版本的夷夏東西說。

陳偉《竹書<容成氏>共、滕二地小考》（《文物》2003年第12期）對武王伐紂所經的共、滕二地進行了考證。

馬保春《由楚簡<容成氏>看湯伐桀的幾個地理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5期）依據《容成氏》的相關內容，並結合有關甲骨文資料，推測“鬲山氏”在湯桀之戰地理空間中的位置，對“鳴條之遂”提出了新的理解。

羅琨《楚竹書本<榮成氏>與商湯伐桀再探討》（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一輯，線裝書局，2008年）對湯伐桀過程中的地理問題以及進軍路線做了探討。

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載《續編》）對商湯伐桀中的戎遂、高神之門以及武王伐紂中的管地進行了討論。

吳良寶《說上博簡<容成氏>中的“滕”地》（載《古籍研究2004·卷上》，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則認為許全勝讀“管”之字當讀為“滕”，滕地也在黃河以北，距共地的位置不會太遠。

沈建華《甲骨文中所見楚簡“九邦”諸國》（載《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將《容成氏》九邦與甲骨文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周王滅商除了《尚書·牧誓》所講的聯合八國部族之外，還包括“九邦”諸國。一旦文王得到天下，“九邦”卻未必心悅歸服。

鄭傑祥《商湯伐桀路線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對商湯伐桀路線中的地名地望進行了考證。

關於《容成氏》的思想傾向，學者們有很多種看法。姜廣輝《上博藏簡<容成氏>的思想史意義》認為，此篇形式上是古史傳說，實際應屬戰國百家言。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也認為屬於諸子類。他們主張該篇為戰國諸子著作的意見代表了大部分學者的看法。在這一看法內部，又分為儒家、墨家、縱橫家、雜家等幾種說法。

李存山《反思經史關係：從“啟攻益”說起》認為《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簡《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傾向，其“禪而不傳”或“至於禹而德衰”的思想當屬於“孔孟之間”的儒家之學。

淺野裕一《<容成氏>的禪讓與放伐》（《戰國楚簡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指出該篇以禪讓為王朝更替的理想，否定放伐與血緣世襲，是儒家著作。

王青《論上博簡<容成氏>篇的性質與學派歸屬問題》（《河北學刊》2007年第3期）指出《容成氏》的理論思想與儒家的《大戴禮記·少閑》篇非常相似，而與《墨子·非攻》篇相乖戾，《容成氏》篇所宣揚的理想社會與《禮記·禮運》篇相一致，是篇力求藉助講述古史來闡述堯舜禪讓和湯武革命，從中可以看到儒家七十子後學發展傳統儒學的一個側面。

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認為，簡文的敘事過程反映出了明顯的墨家思想傾向，但和《墨子》各篇的風格還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早期墨家的作品，就應該是墨家講學時講義一類的東西。

饒宗頤《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成氏>——兼論其與墨家關係及其它問題》認為全篇多述讓賢之事，強調“賢”之重要性，並提出“上愛”，分明是墨家主要思想。

郭永秉《從<容成氏>33號簡看<容成氏>的學派歸屬》指出33號簡的內容和《墨子·節葬下》的說法完全相同，從而支持趙平安的墨家說。

李學勤《簡帛書籍的發現及其意義》（《社會科學報》2003年2月13日）認為《容成氏》講古代的禪讓和古史傳說，可能與戰國時期縱橫家們的宣傳有關。

劉樂賢《讀上博簡<容成氏>小札》（載《續編》）認為篇中雜記古代帝王故事，似與雜家或小說家言相類。吳根友《上博簡<容成氏>政治哲學思想探析》（載《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二）》）則認為是一篇糅合了儒、墨兩家重德、尚賢的思想，同時又剔除了儒家重視血緣親情的思想和墨家重視天志、鬼神思想的雜家思想著作。

也有學者反對將該篇歸入諸子類。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將之歸人故事類的史書。黃人二《讀上博藏簡容成氏書後》認為屬於《漢書·藝文志》春秋家。

陳斯鵬《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認為全篇幾乎純然在述史，而不事議論，這與一般的說理文章的援引史事為證是截然不同的。他更強調《容成氏》作為一篇史傳散文作品所體現的意義，認為《容成氏》大約可以看作《史記》的《五帝紀》、《夏本紀》、《殷本紀》和《周本紀》上半的縱式合編，即一部上古以至周初的簡明通史。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態度十分審慎，指出《容成氏》採用敘述歷史的體裁，所屬學派尚難確定。

綜上所述，當前學術界對該篇竹書的研究，內容涉及文字考釋、竹簡編連、篇中具體問題乃至思想內涵等各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簡文已經基本可以通讀，對篇中各種問題的討論也已經十分深入。但另一方面，該篇的文本整理工作還有很多疑難問題沒有解決。在簡序編連方面學者仍有較大的分歧；文字釋讀方面有許多字詞和文句不能讀通，比如“三俈”、“德惠而不{矵貝}”、“俾<巿攵>”的解釋都需要繼續探討。這些疑難問題嚴重限制了我們對該篇內容的理解和思想的分析，同時也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努力的目標和前進的方向。其次是在具體問題的分析上，還有繼續討論的必要。比如涉及到先秦歷史地理的九州問題，涉及到上古帝王世系的禪讓問題，篇中對商湯的評價以及文王佐紂、武王伐紂問題，等等。第三是《容成氏》的思想傾向，學者眾說紛紜，迄今沒有定論。這讓我們重新反思該篇的性質以及判斷學派屬性的方法。第四是關於簡文反映的思想，學者大多關注該篇禪讓、尚賢的主張，對其他方面則涉及較少。如何在充分理解當時的歷史及思想背景的前提下把握該篇的思想內涵，需要學者繼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