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主義

布希執政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烙上了深深的“布希主義”印記。“布希主義”的核心有二，一是先發制人，二是單邊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布希主義”是9·11事件這個恐怖主義襲擊催生的。除了“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邪惡軸心”、“無賴國家”、“非友即敵”等，也構成了美對外政策的主要元素。

為推行“布希主義”，美國打出了兩個招牌，一個是反恐，另一個是民主自由。在反恐的名義下，布希發動了兩場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而伊戰則將“布希主義”推向了極致。

布希主義以謀求美國“單極獨霸”地位為全球戰略總目標，並實行“共和黨色彩的國際主義”外交路線為這一目標服務。布希執政之初，對政府決策有強大影響的蘭德公司就召集由54位美國外交和防務政策的高層人物組成的2001年過渡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就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政策向總統提出了建議報告。報告認為，美國應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以主導全球進程：一是培植全球經濟體系，把西半球建成一個穩定、民主和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地區；二是培育國際機構，美國要在建立國際機構、實踐、立場的確定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三是主動回應非傳統的威脅和挑戰，這些非傳統的挑戰包括失控的跨邊界的移民、國際犯罪、毒品走私、艾滋病等傳染病和環境惡化；四是反擊不對稱攻擊，報告建議布希政府授權在國內法律實施、情報、經濟和外交等部門間開展合作，共同反擊這種威脅。這一報告可以看作是布希政府維持美國獨霸地位、控制國際事務的綱領性文件，執政數月來的政策動向基本遵循了這一報告中的建議。

為這一目標服務的是“共和黨色彩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在中東、巴爾幹、朝鮮半島、北愛 和平進程等問題上，布希政府上任不久就對柯林頓時期的政策進行了大幅修改，不但明顯減小了參與的力度，還在柯林頓政府的原有立場上出現了較大的倒退。但是對於“後院”就不一樣了，布希顯得格外熱情。上任不到兩星期，布希就出訪墨西哥，熱情接待加拿大總理，並積極參加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努力推進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在美國遭到全世界輿論同聲譴責、盟國對其不滿情緒和離心傾向日益增強之際，布希政府又不得不對其中東政策、巴爾幹政策、朝鮮政策做出某些調整，以使美國擺脫陷入孤立地位的危險。可見，對國際事務，布希政府不是不參與，而是要看參與能不能給美國帶來實際的利益。這種理念，與其稱之為“單邊主義”或“孤立主義”，不如稱之為“共和黨色彩的國際主義”更為確切。

絕對安全

“布希主義”突出強調維持軍事超強地位，追求和崇尚國家“絕對安全”。布希上任伊始，就不顧俄羅斯、中國，以及美國盟國的反對，迫不及待地作出了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的決定。在挑選國防部長人選時，拉姆斯菲爾德之所以受到布希青睞，就是因為他在堅決主張部署NMD方面“與總統有著完全一致的觀點和堅強的決心”。布希政府在NMD問題上持強硬立場，一方面是由於布希及其政府決策層的主要成員都跟軍火工業利益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繫，通過部署NMD可使這些利益集團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是由於追求國家“絕對安全”的思想在作祟。這種“絕對安全”的思想，實質上是美國冷戰後軍事、經濟、科技優勢極度膨脹的結果，它要求美國對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勢力建立起絕對的優勢，使自身處於絕對安全的環境之中。按照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觀點，美國這種“絕對安全”，對其他國家來說只能是“絕對不安全”。在美國沒有實現“絕對安全”之前，它在對外干涉和使用武力時還由於擔心遭到報復而有所顧忌，一旦它實現了“絕對安全”，在對外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核武器時將變得毫無顧忌、為所欲為。

布希政府追求國家“絕對安全”並不僅僅停留在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上，在常規武器和常規軍事力量方面，美國也力求實現“絕對優勢”。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就職后，認為“美國應該確保其強大的軍力，因為美國是全球安全與穩定的保衛者”。為此五角大樓要扭轉柯林頓時期“重用兵輕建軍”的傾向，主張“重建軍慎用兵”。為了保持軍事超強地位，美國近 年來一直在大幅增加軍費開支。2000年財政年度，美國國防開支2672億美元；2001年財年，國防預算增加8.9%，達到近3000億美元；2002財年，布希政府向國會提出的國防預算更是高達3290億美元，國會還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再增加特別撥款。

在9.11恐怖襲擊之後，布希政府提出了軍事上“先發制人”的政策，即對於那些被美國標註為支持恐怖主義、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謀求核武器的不友好國家，為了防止他們可能採取的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而事先對其採取軍事打擊，推翻該國不友好的政府，並將其改造為美國標準的民主、自由國家。

以擴大自由促進國家利益

“布希主義”重視推進美國價值觀念，以“擴大自由”促進國家利益。布希政府國家安全及外交決策班子成員，大多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輿論評論，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冷戰專家”和“反共老手”。共和黨總統里根在擔任總統時就曾說過，“人即政策”，通過對一國政府要員的背景分析，可以較為準確地判斷其政策動向。布希大批啟用冷戰時期的官員，特別是啟用了大批冷戰時期的軍事官員，必將使其國家安全戰略中意識形態的色彩進一步加重。

在就職演說時，布希就說：“我們要向全世界傳播孕育了我們偉大民族的價值觀”，要“讓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在February 27發表施政演說時，他又聲稱：“我們將堅定地促進我們的價值觀”，要讓美國“成為國際社會的自由先鋒和正義力量”。在March 4為“里根”號軍艦舉行的命名儀式上，布希又講：“美國，從本質上說是自由的象徵。我們必須牢記，自由的擴大就是我們的利益所在。”《華盛頓郵報》評論說，“布希的講話充分表明，利用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挑戰那些與自由為敵者並使他們失去合法性，將是美國政府的一個主要特點。”布希政府的主要決策者都以冷戰中意識形態戰爭的勝利者自居，他們更加懂得美國民主價值觀對促進美國現實利益的作用。

由此可見，布希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軸，是將安全、經濟、民主三者同時並舉，三管齊下。這種“一個目標、三根支柱”的基本框架，既是一種戰略構想，又是一種具體戰略走向，不僅體現在總的國家安全戰略格局之中，而且也將在各個地區安全戰略中得到綜合運用。在具體運用中，會因地區形勢的不同，對三根支柱中的各類支柱靈活地給予不同程度的重視。三者之間互為配合、互為因果，這是布希政府區別於以往政府的一個突出特點和政策走向。

重視地區大國的潛在挑戰：

“布希主義”重視地區大國的“潛在挑戰”，並強調以更強硬手段應對不確定的威脅。雖然是現今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但美國決策層中的部分勢力一直固守冷戰思維，以排他的心態尋找新的對手。他們認為國家利益受到的“生死攸關”的威脅，其實就是美國的全球霸權受到地區大國挑戰的威脅。在布希政府看來，能夠對美國構成這種威脅的只有兩個國家，即俄羅斯和中國。

對於俄羅斯，根據美國保守派智囊庫傳統基金會的觀點，在北約東擴和科索沃戰爭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之後，布希政府應該對俄羅斯實行以控制和引導為主、打壓和遏止為輔的政策。美國及其盟國應該尋求把俄羅斯同西方拴在一起，並同俄羅斯建立積極的政治和軍事關係。應該繼續向俄羅斯提供援助，不過將對援助加強監督。改革俄羅斯的軍隊，幫助俄羅斯削減和控制它的核武庫。最後通過努力，使俄羅斯完全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

對於中國，儘管布希在競選期間就聲稱，中美之間是“戰略競爭關係”，在就任后仍然持這一觀點。但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說，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布希已經在現實政策中明確將中國作為了打擊的對手”。布希政府執行的實際上是一項“混合戰略”，既不完全依賴於接觸，也不完全是遏制。如果中國選擇在目 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制度中採取合作態度並成為美國眼中“負責任的國家”，對中國的“兩手戰略”也許就會轉變為相互和解和夥伴關係；如果中國成為“謀求地區主導權的敵對國家”，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就會轉變為全方位的遏制。其實，近 年來美國一直在加緊構築對中國的“潛伏性戰略包圍圈”，一方面在地緣戰略層次壓迫中國的戰略空間，一方面在國際體制中主導規則的制定，限制中國的選擇能力和迴旋餘地。一旦需要，美國可以很快將這種“潛伏性戰略包圍圈”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封鎖和全面的軍事遏制。

2001年9月20日，布希在向恐怖分子戰爭決心時，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牛仔式的“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布希的顧問說，這是布希自己創造的辭彙——“誰不站在我們這一邊，誰就站在恐怖分子一邊”。這句話傳遞的信號是：要麼站在文明和正義的一邊，要麼就站在野蠻和邪惡的一邊。

一開始，“布希主義”儘管散發著濃厚的霸權意味，但它的確迅速在外交上為美國贏得了新的利益。在“非此即彼”的“布希主義”威脅下，巴基斯坦被迫放棄了對塔利班的長期支持和對“基地組織”的忍讓。“布希主義”還迅速拉近了美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的關係。

此外，布希還是利用他的“非此即彼”論孤立了伊拉克、伊朗等國家。布希還宣稱，美國有權對“與美國為敵”的國家進行先發制人式的攻擊。

但是美國針對伊拉克的“預防性戰爭”並沒有打贏：由於在伊拉克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諸多如背信棄義、草菅人命及以“莫須有”的方式亂安罪名等令人齒冷的行徑，使整個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對美國深感失望——憑藉船堅炮利在戰場上取得的勝利並不能保證美國在戰後管理上的一帆風順，從這個意義上講，布希的“預防性戰爭”打輸了。其次是美國的單邊主義外交難以為繼：美國開始向北約尋求人力與財力方面的幫助，並且又回到了聯合國，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尋求國際合作來解決麻煩。

再次是恐怖主義有增無減，美國領導的反恐活動越來越糟：非黑即白的兩分法使得美國的許多反恐行動過於僵硬、缺乏彈性，難以營造最廣泛的反恐陣營；而只打恐怖主義組織卻不消除產生恐怖主義根源的反恐策略如揚湯止沸效果不大，常常是按下葫蘆起來瓢，美國大兵疲於奔命卻難收全功。

最後就是布希以美國的民主模式來改造他國的企圖正在被無情的現實一點點擊碎，美國 在2004年6月28日提前向伊拉克移交權力就說明了這點。事實證明：民主是不能移植的，不同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的國家應該有選擇適合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力———布希如不在此問題上深刻反思，美國恐怕很難再以“上帝選民”自居。

“布希主義”是服務於美國的全球利益的，即在全球範圍推銷美式民主；維持“單極”格局，謀求美國統下的單極世界和全球的霸主地位。

“布希主義”招致美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詬病和鞭撻。2009年美智庫在盤點美對外政策時概括說，過去的8年是美“外交政策的災難”。兩場戰爭極大地透支了美軍事力量和財力，且迄今仍無盡頭，也嚴重損害了美在國際上的形象。

不過，人們在不經意間似乎忽略了兩場戰爭給美帶來的巨大“紅利”：阿戰使美插足於歐亞大陸的心臟——中亞，改寫了美在中亞不存在政治、軍事影響的歷史；伊戰則使美在中東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帶楔入一枚楔子，為實現其“改造”中東的戰略奠定了橋頭堡。

在布希的第一任期，指導美國外交政策的“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強調先發制人、軍事優勢、單邊行動和推廣民主。從2005年開始，特別是在2006年，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再強調先發制人，而比較注意盟友關係，重點突出全球民主改革。這一變化被稱為：“新布希主義”。為適應這一戰略調整，美國政府提出了與之相配套的外交改革，也叫“轉型外交”。按照這種調整，外交工作的重點地域從歐洲轉向亞非拉，從以外國政府為主要對象轉變為政府、民間並重。

盤點2006年的美國外交，中東是其具有全局意義的民主改革主戰場。其大中東北非計劃雖有進展，但多數國家的民主改革結果與美國的初衷相去甚遠。美歐關係，特別是美德、美法領導人之間展現了過去幾年少有的親密合作的一幕，伊戰給雙方帶來的創傷在2006年已開始“癒合”。中俄印三大國被美國稱作“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2006年美俄關係出現倒退、美國重新定位中美關係為“利益相關的參與者”、美印關係快速升溫。儘管“新布希主義”的民主改革計劃在世界很多地方受到冷遇和抵制，但美國在未來幾年將繼續把輸出民主作為其對外戰略的主要目標，更加旗幟鮮明地推廣自己的民主制度。

2006年是布希就任美國總統的第六個年頭。布希當初就任美國總統時，是美國歷史上少見的“少數票總統”。2000年總統大選中，布希獲得超過法定最低選舉人票而獲勝，但所獲得的選民票數卻少於競選對手戈爾。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布希以“戰爭總統”、“反恐總統”的面目贏得了國內支持，變成了“強勢總統”。2004年，布希之所以能夠連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其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具體說，就是推翻薩達姆政權和迅速佔領伊拉克的戰爭行動，在美國選民心目中樹立起了其戰時總統的形象。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對伊拉克採取的軍事行動日益陷入泥潭，勝利的光環已不復存在。面對事實，美國不得不承認伊拉克並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9·11事件”與薩達姆政權並無聯繫。由於美軍在伊拉克的傷亡人數越來越多，中東局勢持續動蕩，再加上伊朗和朝鮮核問題都形成了僵局，因此小布希政府所推行的以新保守主義為旗幟的對外政策，不但在國際社會受到廣泛的批評，而且在國內也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布希主義”為標籤的美國對外政策發生了值得關注的變化。

從“舊”布希主義到“新”布希主義2001年布希政府執政伊始，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就表現出了單邊主義、一意孤行的特點。中美、俄美關係由於美國態度的轉變而一度出現倒退。“9·11事件”后，布希政府不得不尋求全球合作以建立國際反恐聯盟。就在人們期待國際反恐戰爭能夠促使美國政府反思其單邊主義政策的時候，美國對外政策的單邊主義傾向反而越來越明顯。2002年6月1日，布希在向西點軍校畢業生髮表講話時，首次明確闡述被認為是“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的對外政策指導原則，強調先發制人、軍事優勢、單邊行動和向所有地區擴展民主、自由和安全的承諾。同年9月，在《美國國家戰略報告》中，有關“布希主義”的闡述，明顯地不同於自冷戰以來直至“9·11事件”之前“威懾”和“遏制”為特徵的美國對外政策原則。恰恰是這種“布希主義”，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了政策指導。

2003年3月20日，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在中、德、法、俄等安理會成員國的反對聲中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儘管戰爭之初美國毫無懸念地打敗了薩達姆軍隊，改變了伊拉克政權，但其後卻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反美武裝遠未被消滅，恐怖襲擊和暴力事件不斷蔓延，美歐出現前所未有的裂痕，美國的國際聲望急劇下降。事實表明，以我劃線、先發制人和單邊主義的戰爭政策已經碰壁，不能再指導美國外交。在這種情況下，布希政府不得不對其對外政策進行調整。如果說調整之前主要是強調軍事優勢和軍事力量的作用，那麼調整后的政策則更強調推行美國的意識形態。

2005年1月，布希在第二任期就職演說中宣稱將“尋求和支持世界各個角落、各種文化土壤之上的民主運動。”這一宣示可以稱之為“新布希主義”。全球民主化改革，成為美國政府對外事務的指導方針。在“新布希主義”出籠前後，美國特別關注的東歐、中亞地區出現了多個國家的“民主革命”或稱“顏色革命”，如喬治亞的“玫瑰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等。在中東，伊拉克民主選舉結束后，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有所觸動，相繼進行的巴勒斯坦選舉、沙特地方選舉、埃及多黨選舉似乎顯示出某種新趨勢，而黎巴嫩則爆發了主張民主的街頭抗議。

2005年5月19日，美國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IRI）授予布希自由獎章。布希在頒獎儀式上說，近18個月來，美國成為“顏色革命”的見證人。然而，“這還僅僅是個開始。在高加索、中亞和大中東地區，人們希望變革。這種變革已為時不遠。”2005年7月，布希在得克薩斯的胡德堡軍營對25000名士兵說，在伊拉克的“使命完成了”，“自由伊拉克的建立在全球性的民主革命浪潮中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件。它成功地向從貝魯特到德黑蘭的廣大區域發出了一個信息。”作為一種對外政策指導原則，“新布希主義”其實並不新。

從美國的對外關係實踐看，意識形態從來都是美國實施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和目標。按照美國的利益觀，林林總總的美國國家利益可以歸納為三個基本方面：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民主自由。美國人認為這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會損害其他方面。國家安全是生存利益，包括防止美國本土和國民遭受打擊，以及維持重要設施的安全和國家體制的運行。

經濟發展利益與生存利益直接相關，只是沒有那麼緊迫，涉及戰略資源、戰略通道、國際貿易制度、與盟國的關係等。民主自由屬於意識形態範疇，被認作是美國生存與發展的思想源泉。應該說，與許多國家相比，生存與發展對於美國來說只是更安全和更發達的問題。而且，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聯邦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責任和義務相對很少。於是，意識形態利益常常成為美國政府關注的重點。從戰略文化的角度講，美國的文化源頭是來自於歐洲大陸的清教文化，這種文化由清教信徒帶到新大陸之後，找到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形成了具有很強的民族優越感、國家優越感和地域優越感的美國文化，對美利堅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基督教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國家，不少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負有像救世主一樣教化和拯救弱小民族的“天賦使命”，而美國則是“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巔之城’”，是尋求自由者的“希望之鄉”。這種以對其他民族的優越感為價值取向的文化，主宰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主流，貫穿於美國的全部對外交往史。

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傳統，美國的決策者常常把自己的是非標準帶到國際關係中，把其他國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作為衡量該國文明進步與否的尺度。在國際事務中，他們相信大多數國家喜歡美國並接受其國際領導地位，認為美國的信念與理想不僅對美國是正確的，對其他國家也是正確的。可以說，這就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戰略的文化基礎。

“新布希主義”與以往美國總統的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相比，有著自己的特點，而且這種特點在其第二任期更加鮮明了。這就是對外民主輸出已經轉化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這種做法在美國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

簡單說，“新布希主義”的“結束暴政、推進民主自由”的對象主要是中小國家、特別是那些所謂“失敗國家”和“暴政前哨”。這與老布希總統之前、二戰之後的美國歷任總統的意識形態外交的目標不同，那些總統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前蘇聯陣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了這個目的美國甚至在第三世界國家扶植獨裁統治。

為適應“新布希主義”的要求和國際上出現的所謂民主化趨勢，賴斯提出了“轉型外交”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