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理論

何謂“場域”？“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路，或一個構型。”進一步說，場域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相對獨立性既是不同場域相互區別的標誌，也是不同場域得以存在的依據。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繼M·福柯之後，法國又一具有世界影響的社會學大師，他和英國的A·吉登斯、德國的J·哈貝馬斯一起被認為是當前歐洲社會學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國際學界廣受重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也引起了我國社會學者的注意。布迪厄稱得上學術雜家，他的社會學中融入了人類學、教育學、哲學、藝術、語言學、歷史、文化學等諸學科的內容，可謂包容豐富、錯綜複雜。一般認為，場域理論是他的基本理論，在其社會學思想體系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試圖對布迪厄的這一理論進行簡要的分析。

對於場域(field)這一概念，布迪厄這樣說過：“我將一個場域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係的一網路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客觀限定的。”布迪厄的場域概念，不能理解為被一定邊界物包圍的領地，也不等同於一般的領域，而是在其中有內含力量的、有生氣的、有潛力的存在。布迪厄研究了許多場域，如美學場域、法律場域、宗教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教育場域，每個場域都以一個市場為紐帶，將場域中象徵性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聯結起來，例如，藝術這個場域包括畫家、藝術品購買商、批評家、博物館的管理者等等。

場域不僅是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概念，也是他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分析單位。布迪厄選擇這一理論分析工具和分析單位是與他的研究方法分不開的。布迪厄是從人類學邁入社會學殿堂的，他對人類學的方法情有獨鍾，在對阿爾及利亞原始部落研究中，他成功地運用了人類學方法。至於對法國現代社會的研究，要涉及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第一，能否使用人類學方法？第二，如何使用人類學方法？

布迪厄早期研究深受列維—斯特勞斯的影響，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對結構主義的思想提出了批評，在這兩個問題上也沒有妥協，他說：“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將人類學的方法應用於現代社會中。”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法國人P·拉賓諾對他啟發很大，拉賓諾選取了一個群體（法國的社會改革者精英），這個群體在20世紀20年代關心城區規劃，反對種族主義和階級壓迫，拉賓諾對這一群體進行了人類學的研究。布迪厄由“群體”(group)這一研究單位擴大到“場域”，在場域中，群體佔據了位置，他的人類學研究方法正是依託於場域這個基本單位而展開的。

場域，是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要求共同建設的，是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集中的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這種競爭和策略的目的是生產有價值的符號商品，而符號商品的價值依賴於有關的消費者社會對它的歸類，符號競爭的勝利意味著一種符號商品被判定為比其競爭對象擁有更多的價值，並可將之強加於社會，布迪厄稱之為“符號暴力”。他認為：“策略是實踐意義上的產物，是對遊戲的感覺，是對特別的、由歷史性決定了的遊戲的感覺，……這就預先假定了一種有關創造性的永久的能力，它對於人們適應紛紜繁複、變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種處境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場域可被視為不定項選擇的空間，它為其中的社會成員標出了待選項目，但沒有給定最終選項，個人可進行競爭策略的多種搭配選擇，不同的人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在這些結果中，一方面可以體現出選擇者的意志，即個體的創造性，另一方面可體現出選題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說場域是充滿力量的，是指個體在場域中展開競爭，每一個場域中都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任何統治都隱含著對抗。在布迪厄看來，甚至場域的確定和場域邊界的確定，都充滿著不同力量關係的對抗。他以個體間的互動來定義場域的界限，場域的界限是由場域自身決定的，沒有先驗的答案，“場域的界限在場域作用停止的地方。”(P98)布迪厄由此提出了資本(capital)這一概念：“在場域中活躍的力量是那些用來定義各種‘資本’的東西。”布迪厄的資本概念不同於經濟學家所用的資本概念，他把資本視作積累起來的勞動（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這種勞動可以作為社會資源在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群體所佔有。

場域內存在力量和競爭，而決定競爭的邏輯就是資本的邏輯，一種資本不與場域聯繫在一起就難以存在和發揮功能。資本不僅是場域活動競爭的目標，同時又是用以競爭的手段。布迪厄把資本分為三種類型：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後來，他又補充了象徵資本。

布迪厄的資本概念是他的社會學宗旨的具體體現，他主張社會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打破人們的錯覺，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他說過：“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對社會的運作進行科學分析……既然有一個研究社會的科學（即社會學），它就不可避免地要發掘隱秘，特別是統治者不願看到的被揭露的隱秘。”他認為社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賭場，賭場是一種完全競爭的、沒有慣性、沒有積累、沒有對已有財富和特徵繼承的世界，賭場上每個賭徒面對著同樣的輸贏概率，機會是平等的。而社會不同於賭場，社會活動也不同於賭博，社會活動的參加者是以異質性的身份參與的，這異質性主要表現為他們擁有不同質或量的資本。資本在場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資本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是一種排他性資源，同時又是新一輪社會活動的起點，不同類型、不同數量的資本分佈結構，體現著社會的資源和權力結構，這種起點的不平均決定了競爭活動的不平等。

布迪厄認為社會空間中有各種各樣的場域，場域的多樣化是社會分化的結果，布迪厄將這種分化的過程視為場域的自主化過程。自主化實際上是指某個場域擺脫其它場域的限制和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自己固有的本質。為了說明場域的自主化，布迪厄區分了一個給定的空間中的兩種“生產場域”，一種是“限定的生產場域”，另一種是“大規模的生產場域”。限定的生產場域是與場域本身的特殊化共同擴展的，而大規模的生產場域是社會場域的擴大，有更多的外在影響進入，社會力量和世俗力量更多的滲透，此種場域，邊界往往模糊不清，特殊化程度不高。

在限定的生產場域中，生產是為了其它生產者即場域中的行動者和制度，這時，供給方同時也是需求方，限定的生產場域即自主化的場域，或者說具有自主性的場域。布迪厄在經濟學的啟發下，研究了“自主性的度”。他認為，一個場域越是自主的，這個場域的生產者只為本場域其它生產者生產而不為社會場域的消費者生產的程度越大。這樣來看，自主性最強的場域是科學場域，其次是高層次的藝術場域，相形之下，法律場域較少自主性，而自主性程度最低的是政治場域。因為科學場域是自主化的典範。所以，布迪厄指出，一個場域越是從社會場域和權力場域中獲得了自主性，這個場域的語言越具有科學性。一個場域中的競爭和策略不僅取決於符號商品的價值，還有此場域的自主性，因為自主性強的場域遵循的是“是非”邏輯，自主性弱的場域遵循的是“敵友”邏輯。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

(法)皮埃樂。布迪厄著，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出版。

本書闡明那些支撐布迪厄的科學實踐的原則，向讀者提供理解布迪厄科學的內在理路和廣博體系的鑰匙。

本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通過勾畫出布迪厄有關知識、實踐和社會的理論結構及其學術圖景的輪廓，向讀者提供了理解布迪厄著作的廣博體系和內在理路的鑰匙；第二部分主要反映芝加哥大學研討班的成就；第三部分以巴黎研討班的討論為基礎，反思社會學的實踐。

書中主要提出了資本、場域、慣習三個概念。

庫爾特·考夫卡（Kurt Koffka）是美籍德裔心理學家，格式塔心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考夫卡1886年3月18日生於德國柏林，在那裡接受基礎教育。1903－1904年求學於愛丁堡大學，對科學和哲學產生強烈興趣。回到柏林后，師從C．斯頓夫（C．Stumpf）研究心理學，1909年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自1910年起，他同M．威特海默（M．Wertheimer）和W．苛勒（W．Kohler）在德國法蘭克福開始了長期的和創造性的合作，“似動”（apparentmovement）實驗成為格式塔心理學的起點，他本人也成為格式塔學派三人小組中最多產的一個。1911年，考夫卡受聘于吉森大學，一直工作到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精神病醫院從事大腦損傷和失語症患者的研究工作。戰後，美國心理學界已模糊地意識到正在德國興起的這一新學派，因而勸說考夫卡為美國《心理學公報》寫一篇關於格式塔的論文。這篇論文題為《知覺：格式塔理論導言》（Perception，an Introduction to Gestalt Theory，於1922年發表。論文根據許多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1921年，考夫卡刊布《心理的發展》（Growth of Mind）一書，該書被德國和美國的發展心理學界譽為成功之作，它對改變機械學習和提倡頓悟學習起過促進作用。自1924年起，考夫卡先後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任教，1927年被任命為美國史密斯學院心理學研究教授，主要從事知覺的實驗研究。1932年，考夫卡為了研究中亞人，曾隨一個探險隊進行調查工作。在探險隊得了回歸熱病，復元之後，他開始寫作《格式塔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 of Gestalt Psychology），該書由紐約哈考特－布雷斯－約萬諾維奇公司於1935年出版。這是一部意欲集格式塔心理學之大成的著作，但是極其難讀，史界對此貶褒不一。1941年11月22日，考夫卡卒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北安普頓。

場域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理論之一，是關於人類行為的一種概念模式，它起源於19世紀中葉的物理學概念。總體而言是指人的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所發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並非單指物理環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連的許多因素。

考夫卡認為，世界是心物的，經驗世界與物理世界不一樣。觀察者知覺現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覺的現實稱作物理場（physical field）。為了說明兩者的關係，可用圖1為例。這是一種人們熟知的視錯覺。不論觀察者對該圖觀看多長時間，線條似乎都是向內盤旋直到中心。這種螺旋效應是觀察者的知覺產物，屬於心理場。然而，如果觀察者從A點開始，隨著曲線前進360度，就又會回運到A；螺旋線原來都是圓周，這就是物理場。由此可見，心理場與物理場之間並不存在——對應的關係，但是人類的心理活動卻是兩者結合而成的心物場，同樣一把老式椅子，年邁的母親視作珍品，它蘊含著一段歷史，一個故事，而在時髦的兒子眼裡，如同一堆破爛，它蘊含著在女友面前陷於尷尬處境的危機。

心物場含有自我（Ego）和環境（environment）的兩極化，這兩極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組織（organization）。這種組織說明，自我不是慾望、態度、志向、需求等等的束捆，環境也不是各種感覺的鑲嵌。環境又可以分為地理環境和行為環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兩個方面。地理環境就是現實的環境，行為環境是意想中的環境。在考夫卡看來，行為產生於行為的環境，受行為環境的調節。為此，他曾用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在一個冬日的傍晚，於風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騎馬來到一家客棧。他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賓士了數小時，大雪覆蓋了一切道路和路標，由於找到這樣一個安身之處而使他格外高興。店主詫異地到門口迎接這位陌生人，並問客從何來。男子直指客棧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種驚恐的語調說：“你是否知道你已經騎馬穿過了康斯坦斯湖？”聞及此事，男子當即倒斃在店主腳下。

那麼，該男子的行為發生於何種環境之中呢？考夫卡認為，在他騎馬過湖時，地理環境毫無疑問是湖泊，而他的行為環境則是冰天雪地的平原。倘若那個男子事先知道他要途經一個大湖，則他的行為環境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正因為他當時的行為環境是堅硬的平地，才在聞及他騎馬穿過湖泊時大驚斃命。所以，在考夫卡看來，行為受行為環境的調節。

但是，行為環境在受地理環境調節的同時，以自我為核心的心理場也在運作著，它表明有機體的心理活動是一個由自我一行為環境－地理環境等進行動力交互作用的場。例如，一個動物受到某一障礙物的阻擋（地理環境），無法獲得置於障礙物後面的食物（行為環境），在這樣一種心物場中，自我的張力是明顯的。當頓悟使這個場獲得重新組織時，也即當動物發現它可以繞過障礙物時，問題就得到了解決。問題的解決使動物得到食物，同時清除了這一心物場中的張力。這裡，一個重要的內涵在於：動物在產生一個真正的心理問題之前，必須意識到這一問題情境的所有因素。如果動物不知道障礙物後面有食物，即沒有行為環境，問題就不會存在，因為產生不了心物場的張力；如果動物知道障礙物後面有食物，但它的自我沒有這方面的慾望或需求，問題也不會存在，因為同樣產生不了心物場的張力。以此類推，地理環境也是如此。

勒溫在界定他的場的概念時援引了愛因斯坦的定義：“場是相互依存事實的整體。”但是勒溫的場主要是人的心理和行為場。勒溫所借用的是物理學場論的觀念，也即他自己所說的把場論作為一種分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勒溫在這種觀念和方法指導下的心理學研究和理論建構則是一種全新的創造。

在勒溫的心理學理論中有兩個最基本的概念，即心理緊張系統和生活空間，前者表明了一種動力觀點，後者則突出了整體在動力中的意義。事實上這是兩個彼此相互依存的概念，即可分而為二，也可合而為一。因此我們曾提出了勒溫的“整體動力觀”，它蘊含著整體與動力的統一，結構與功能的統一。從某種程度上說，整體動力觀已是勒溫場論思想的體現，但它卻不是場論的全部，以整體動力觀為線索來理解場論，可把動力性和整體性看作是場論的兩個基點。從勒溫的思想發展上來說，當他開始建構起緊張系統學說時，場論已具雛形。勒溫自己就曾說，“用緊張系統這一概念來代表心理需求，已明確含有一種場論的意義”。因為從概念水平上進行分析，緊張指一種系統的狀態與其周圍諸系統狀態的關係，已經體現了場的動力特點。隨後，當勒溫的生活空間理論成熟的時候，他的心理學場論也就形成了。生活空間就是人的行為發生的心理場，人與環境被看作是一個共同的動力整體。它包含三層意思：構成生活空間的要素是人和環境，而這個環境只有在同人的心理目標相結合時，才起環境作用，即生活空間才成立；生活空間具有動力的作用，表現為吸引力和排斥力，這種動力作用驅使一個人克服排斥力，沿著吸引力方向，朝著心理目標前進；生活空間的動力作用是逐級展開的，行為者越過一個個帶壁的領域，最後實現目標。把動力觀與整體觀結合起來，或把緊張系統與生活空間結合起來，就是勒溫心理學場理論的基本形式。

考夫卡的行為環境論和勒溫的生活空間論，都把心理因素注入到客觀環境的作用過程中去，強調了主體的作用；行為環境和生活空間都是由心理和環境兩種因素構成的主－客混合環境。從其強調主體作用的角度看，把社會生活環境描述成富有活力的社會空間，揭示了人類行為的進取性，他們的理論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都忽視或否定了客觀環境對心理的決定作用，因此，他們的環境論帶有隨意性。60年代隨著認知心理學的發展，他們的理論逐漸暴露出明顯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