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原有八十五篇，但今僅存三十九篇。其餘的四十六篇，即第一篇至第三十八篇、第四十三篇至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第八十二篇至第八十五篇，至遲在唐代已亡佚。儘管如此，它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仍不可低估。其中多數篇章記述從戰國到漢代儒家學派的言論，是研究中國早期儒學的基本資料。

《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公符》等篇，記錄諸侯禮制，可補《儀禮》之闕。《五帝德》、《帝系》兩篇載上古帝王世系，司馬遷據以撰成《五帝本紀》，是探索史前史奧秘的珍貴文獻。更有《夏小正》一篇，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篇中被學者稱作“經”的文字，據說傳自夏代，生動具體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對一年十二個月天文星宿、氣象物候的認識，在天文史、氣象史、農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大戴禮記》當初和《小戴禮記》(即《禮記》)并行而傳。但《小戴禮記》因得著鄭玄作注而在唐代列為“經書”；《大戴禮記》卻從此長期被冷落，多賴北周學者盧辯的註釋得以流傳。至清代，《大戴禮記》方日益受到重視，陸續有學者進行整理研究。成績卓著者，當推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註》和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

《大戴禮記》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紀）而得名，戴德是后倉（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倉在公元前一世紀創立了立於學官的《儀禮》傳授學派（參見《禮記》）。可是，看上去《大戴禮記》與戴德的關係似乎只不過是為它找到了一個令人起敬的出處。和某些傳統記載相矛盾的是，沒有任何同時代的證據能夠表明西漢的禮學家與它的編纂有任何關係，或者說《大戴禮記》是《禮記》的一個更早的校訂本。再者，《大戴禮記》也未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因此，二世紀以前它是否已單獨成書這的確令人懷疑。

《大戴禮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漢書·藝文志》（第1709頁）所著錄的時代較早的雜集《記》131篇。然而，《大戴禮記》中有些篇章的撰寫可能在《禮記》已經編纂成書之後，例如，《大戴禮記》第46篇篇首有一《禮記》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錄自《禮記》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禮記》第24篇的部分文字。

《大戴禮記》的多數篇章都是種種漢代以前和前漢文獻中一些段落的仿製拼貼，比如，第71篇（《誥志》）的內容以不同的形式見於《逸周書》第58篇；《荀子》為《大戴禮記》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諸篇也包含來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禮記》第46、48篇主要依據了賈誼（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內容也為《大戴禮記》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後，還應指出重要的一點，《大戴禮記》第77篇，以及在較輕程度上第63篇都有賴於《周禮》。既然在《儀禮》和（周禮》的觀點相左時，《禮記》總是贊同《儀禮》有甚於《周禮》，因此，我們對這些篇章是否和《禮記》源於同樣材料就極為懷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題中出現孔子門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記述他的教導和對話，因此，有人堅持認為，這些篇章源於現已失傳的《漢書·藝文志》（第1724頁）“儒家”類下所著錄的《曾子》18篇。在清代輯錄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這些篇。但是，這些材料實際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禮記》中許多與曾子有關的篇章可以證明是采自其他文獻資料。其餘的可能是漢代偽造的，目的在於利用曾子的名聲來取得顯赫聲望和正統地位，以便有利於他們所擁護的教義。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大戴禮記》共13卷。此條記載重見於唐代的書目和宋朝的官方書目（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而且和現存版本的卷數相符。《崇文總目）提及一個10卷本，它一定是由於脫漏而有亡佚，然而，現存版本不足以說明這一特例。

劉熙大約在200年為《大戴禮記》作過注。據《隋書·經籍志》921頁的註解可知，劉熙注已經失傳，現存的注據說是仕於魏和北周的盧辯（519—557年在世）所作。由於此注未著錄於隋唐的書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統性才被正式承認。

長期以來，人們假定此經最嚴重的毀損是在漢末和隋之間的某個時代。據鄭玄（127—200）《六藝論》記載，《大戴禮記》原有85篇，而現在的版本不超過39篇。據推測《隋書》著錄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認定為第39篇；第2卷始於第46篇，而不是始於第43篇；第7卷始於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書結束於第81篇。可能總共有46篇較早編定的文本已經亡佚。

《隋書·經籍志》編撰之前，此經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經失傳，但是，《大戴禮記》是否就像現在版本的篇數顯示的那樣已遺失46篇，卻讓人懷疑。在隋朝，人們相信，《大戴禮記》85篇是《禮記》46篇的一個時代更早的本子。人們進一步假設，二者共有的46篇已從《大戴禮記》脫落（見前文《禮記》中所翻譯的《隋書》引文）。然而，在漢代書目中並沒有任何可以證實二者之間有這種關係的證據。不僅如此，現存的《大戴禮記》有幾篇的部分內容相重，卻依然保留而未刪除，因此，《大戴禮記》的篇數可能受到了關於它與《禮記》有上述並無根據的聯繫的影響，由此才力圖確定鄭玄所說戴德傳授的《記》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禮記》。

（一）關於它的現代漢語譯文，參看高明的《大戴禮記今注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二）《大戴禮記逐字索引》，劉殿爵和陳方正編，《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書》，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