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椿
中國男作家、代表作《文藝生活》
任光椿 (1928年~2005年8月31日) 原籍湖北當陽河溶鎮,當代著名小說家、書畫家、詩人。曾擔任過《湖南文學》、《文藝生活》及大型文學叢刊《芙蓉》編輯部主任、湖南省文聯執行主席、湖南省作協副主席、作協名譽主席等職務。曾與譚談、韓少功、水運憲等共同撐起“文學湘軍”大旗,創作的《戊戌喋血記》、《辛亥風雲錄》、《五四洪波曲》等多部長篇歷史小說及書畫作品多次在國際、國內獲獎。
任光椿6歲入河溶小學讀書,8歲,因聰穎、成績優異從初小二年級跳入高小五年級續讀。1940年夏,任光椿一家乘船溯漳河水上,逃難至淯溪,居尚家岩山村中。同年下半年,當陽、河溶完全淪陷。待局勢穩定后,始遷回河溶任家槽坊老屋。次年,任光椿於河溶鎮附近的朝陽山學校(古麥城遺址)繼續讀小學,直至畢業。時從徐介人學文學,從趙春珊習歷史。
2005年8月31日因心衰竭逝世,享年77歲。
任光椿 原籍湖北當陽河溶鎮,武昌中華大學中文系肄業,中南文藝學院美術系畢業。任光椿曾先後在《長江日報》,中南局宣傳部文藝處,湖南省委宣文藝處工作,擔任過《工農兵文藝》、《文藝生活》及大型文學叢刊《芙蓉》編輯部主任,《文學月報》、《湖南文學》、《小溪流》、《楚風》主編,湖南省文聯執行主席之一,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名譽主席。1952年開始發表作品。197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62年曾參加以嚴文井同志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1992、1996年曾先後在湖南和美國舊金山市舉辦文學美術展覽,獲美國ABI金獎,併入錄英劍橋《世界名人錄》和香港《世界華人文化名人傳略》等。
《戊戌喋血記》(長篇歷史小說,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代表作品《辛亥風雲錄》
《譚嗣同》(長篇傳記小說,1995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譚嗣同》(傳記文學,1995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黃興》(長篇傳記文學,1995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蔡鍔》(傳記文學,1995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將軍行——蔡鍔傳》(傳記文學,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
《火城》(長篇紀實文學,1995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同年台北日臻出版社出版,改名為《奔火大地》),《生命之戀》(散文集,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東瀛紀事》(散文集,1988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
《迷鳥集》(翻譯詩集,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散文《獅·鷹·鹿》被選入香港新亞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散文選》(胡菊人主編)
詩《夢見母親》,被選入美企鵝出版社與湖南音像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中美詩選《風中蝴蝶》(袁可嘉、Leon knight主編)
1992年,中國作協創研部與湖南文聯、作協曾在北京聯合舉辦“任光椿歷史小說研討會”,《人民日報》等均有報導。另有大量中短篇小說、詩(新詩、舊體詩、散文詩)、散文、雜文、翻譯作品和國畫作品散見各報刊,湖南省圖書館湘籍文化名人文庫有詳細目錄。
長篇歷史小說《戊戌喋血記》獲湖南文藝大獎,《辛亥風雲錄》1992年獲孫中山基金會文藝創作優秀成果獎,《五四洪波曲》獲東北三省優秀文藝圖書編輯獎,詩集《薔薇集》獲《詩刊》優秀詩集獎,另有書畫作品多次在國內外展出、獲獎。
謝璞:任光椿一生的追求就是文學,他是多才多藝同時也很有成就的一位優秀老作家。
未央:鞠躬盡瘁,宏文留芳
唐浩明:任光椿的時代三部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作品,在當時堪稱歷史小說的樣板之作。任光椿的作品我都讀過,寫《曾國藩》時受它們的影響很大。
林澎:任光椿一生正派,除了讀書寫書畫畫很少有其他是非。任光椿曾經對我說過,我要用全部的熱情乃至生命,以小說的形式去再現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那段對中國社會有著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的歷史,我要用文字去召來新時代的仁人志士。進入晚年,任光椿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卧病在床數年,但即使這樣,他仍沒有放棄寫作,他躺在病床上創作了許多新詩和舊體詩詞,2004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為《任光椿自選集》,全書80多萬字,它們成為了任光椿絕筆。
任光椿的一生是勤奮的一生。用湖南省作協名譽主席蕭育軒的話說,他是“用生命在寫作。”蕭育軒還說“我覺得光椿不同於我等,無論讀書與走訪,他都在思索。”勤於讀書,勤于思考,勤於寫作,這是湖南文藝圈子中的朋友們對任光椿的共識。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間,任光椿先後擔任湖南幾大文藝刊物的編輯部主任及主編,當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很艱苦。辦公條件簡陋,四五個人一間辦公室,家裡是6口人所住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白天,任光椿要親自編審許多稿件,還要接待全國各地不約而來的作者。晚上,在孩子們做完作業入睡后,任光椿才能坐到那張還留有孩子們餘溫的書桌上。在這樣緊張、艱苦的工作環境下,可以說任光椿是爭分奪秒的追趕著時間在寫作。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先後出版了《戊戌喋血記》、《辛亥風雲錄》、《五四洪波曲》、《迷鳥集》、《生命之戀》、《東瀛紀事》等約200萬字的作品。1988年,花甲之年的任光椿搬進新居后,還制訂了一個“雙八百詩文”創作計劃,欲與暮年爭時光。
1994年3月25日,由中國作協創研部和湖南省文聯主持在北京文采閣舉辦了任光椿長篇歷史小說研討會。湖南省委副書記儲波、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潘貴玉,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瑪拉沁夫、新華社副社長夏贊忠和一批著名作家、文藝評論家鄭伯農、施勇祥、束沛德、楊子敏、鄧友梅、張鍥、馮立三、吳泰昌、嚴昭柱、謝永旺、唐達成、張炯、曾鎮南、繆俊傑、王必勝、白燁、雷達等出席了研討會。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評論》、《詩刊》等報刊也派記者、編輯參加了研討會。湖南省委副書記儲波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講話。儲波說:我們舉辦這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聽取首都文藝界專家對任光椿作品的意見,進而聽取大家對湖南文藝工作的意見,推動湖南文藝創作的發展和繁榮。儲波的話把任光椿的作品與湖南文學藝術發展繁榮連在一起,不能不說是湖南省政府對任光椿作品價值的肯定和作品地位的最高評價。
1995年,任光椿出版了《譚嗣同》、《黃興》、《蔡鍔》、《火城》等5種7本長篇作品,總字數約200萬字,這一年是任光椿出書最多的一年。可以說任光椿的工作是日以繼夜的,甚至以其生命作為代價。為了趕上出版時間,為了紀念那些反法西斯的英勇的抗日將士,他僅用3個月時間就創作了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傳記文學《火城》。當時,正值長沙酷夏,多次不停地擦汗,竟把右眼視網膜擦得脫落。1996年以後的作品,任光椿是在右眼失明的情況下創作的。任光椿的夫人邱湘華講起任光椿的創作,總是動情的說,“光椿太用功了,太勤奮了。”
任光椿的長篇歷史小說生動地展示了世紀之交中國社會改革與革命的畫卷,其厚重的歷史感、生動的人物和情節描寫,深受海內外讀者的歡迎,亦為世界文壇所矚目。1996年應英國劍橋名人傳記中心和美國傳記文學協會邀請,6月30日至7月7日,任光椿與夫人邱湘華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第23屆世界傳記名人大會。會上獲得了該學會1995年度傑出成就金獎。在美國期間,任光椿還舉辦了個人畫展,引起媒體的格外關注,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僑報》、《金山時報》對任光椿在美國的活動及創作經歷作了專題報道。北美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大報《世界日報》這樣評價任光椿:“參加這次在舊金山舉行的藝術與交流大會的世界名人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任光椿,是唯一同時展出文學創作和中國畫的。他以豐富而具有影響的歷史小說創作被收錄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美國傳記協會把1995年金獎——20世紀最高榮譽獎頒贈給他,當人們觀賞他的畫時,又為他風格獨特的作品而驚嘆。”從美國回來不久,因多年過度勞累,突發心臟病,經醫院搶救走出了死亡的邊緣,但體質大不如前,一年到頭離不開藥,且經常住院。即使如此,任光椿也不願停下手中的筆,無論是住在醫院裡,或是在家裡,只要身體支撐得住,他不是讀書就是寫作。1999年至2004年間,任光椿又先後出版了古漢語體中短篇系列小說集《芙蓉王國秘史》、詩集《薔薇集》、“愛晚文叢”《任光椿自選集》上、下卷。《芙蓉王國秘史》是中國第一部反映長沙王國歷史的重要典籍,也是“五四”以來第一部用古漢語體創作的中短篇歷史小說集。
60歲以後,任光椿重操畫筆。上世紀50年代初,他在武漢中原大學文藝學院上的美術系,與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周韶華、湯文選為同窗學友。40年擱筆后,他憑著天賦和勤奮,又一次的走進藝術的宮殿。僅三四年時間,任光椿創作了數百幅美術作品,部分作品先後在《美術》、《中國作家》、《湖南畫報》、《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1992年2月13日,他以90幅書畫佳作,在長沙湖南省書畫研究室舉行了《作家任光椿書畫展》,中顧委常委、老革命家王首道和中國美協黨組書記、副主席王琦題寫了展名。展期8天。開幕式那天,湖南省委副書記楊正午、省人大主任劉夫生、副主任黃道奇、省政協主席劉正和、楊第甫、穀子元、袁學之、紀照青等老領導以及省委宣傳部部長周特新、文學美術界的領導和知名人士參加了開展儀式。書畫展充分展示出任光椿與眾不同的風采。而後任光椿的書畫作品在國內國外重大藝術活動中多次展出並獲獎。還出版了書畫作品集《中國書畫百傑·任光椿作品選》。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林澎說:這是任光椿“天才的顯現,勤奮的結晶”。
任光椿一生出版了16部文學作品,可謂是個多產作家。他的作品不僅量多,而且質優。1981年《戊戌喋血記》獲湖南文藝大獎,1991年《五四洪波曲》獲東北三省優秀文藝圖書編輯獎,1993年《辛亥風雲錄》獲孫中山基金會中國大陸1949-1992孫中山文藝創作優秀成果獎和湖南省突出貢獻獎,2001年《薔薇集》獲詩刊社2001年優秀詩歌獎。另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事:那就是任光椿的長篇小說《戊戌喋血記》,與茅盾文學獎擦肩而過。1982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的首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名單中,6部獲獎作品就有兩個湖南作家的作品,即古華的《芙蓉鎮》和莫應豐的《將軍吟》。古華是任光椿輔導過的作者,莫應豐與任光椿同為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理論家馮放在事隔10多年後寫的一篇文章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況:“中國作家協會舉辦首屆茅盾文學獎評獎,我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為評獎做準備組織的長篇小說讀書會,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閱讀、討論了各省市向中國作協推薦的100多部長篇小說;並為中國作協評獎委員會準備了3個給獎方案。一個方案獎10部作品,一個方案獎7部作品,一個方案獎5部作品。在獎7部作品方案中有兩部歷史小說,即《李自成》和《戊戌喋血記》。”最後,“只獎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喋血記》落選了。”雖然,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記》沒有評上茅盾文學獎,但他的作品創造了“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並重的系列文學經典”62。
任光椿,1928年8月14日出生在湖北省當陽縣1989年1月當陽縣改為當陽市。河溶鎮北郊任家槽坊老屋,祖輩務農。父親任孫達少年時在河溶鎮當學徒,后獨立經商,商號“任克昌”。母親楊永秀,家裡赤貧如洗,7歲便到任家做了童養媳。任光椿6歲到河溶小學讀書,8歲時,因成績優異從初小二年級跳入高小五年級續讀。他曾回憶道:讀初小二年級時,被老師和同學推選在全校遊藝會上表演兒童歌舞《泥娃娃》及小型魔術“墨水變魚”,受到獎勵,並被年長的同學簇擁著送回家。少年時就顯示出了他文藝上的天賦。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佔領了當陽,12歲的任光椿便到河溶鎮附近的朝陽山63學校讀書。這是趙春珊創辦的堅持用漢語教學的補習學校。趙春珊參加過“二七”大罷工,1926年國共合作時,當過漢口市公安局政治部秘書,又在山東曲阜師範任過教員,建國后當選為宜昌市政協副主席。在朝陽山學校,任光椿師從趙春珊學歷史和音韻學。趙春珊在他的《麥城辦學記》中說道:“我教會學生認識平仄,作詩押韻一百首。這是在任何地方學不到的。”當時,趙春珊所使用的一部教材叫《新韻便學》,這是趙春珊的老師李純青的荊門朋友戴有岩沒有外傳的新著。我想任光椿嫻熟的歷史知識和超凡的古韻文能力,無不與在沮漳河畔的這所學校有關。
1943年,任光椿進入當陽縣縣立初級中學。這所學校是當陽淪陷后,國民政府在後方開辦的學校。也是當陽一中的前身。在學校里他參加演出了《表》、《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很成功的扮演了劇中的女主角。小小年齡,又一次地展示了藝術才氣。
1945年,日軍投降。任光椿離開家鄉,考入湖北省立漢陽高中。3年後畢業,考入中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就在這一年,母親病故,任光椿忙完考試,匆匆忙忙趕回家,家人已經安葬了母親。一片孝心的任光椿沒有見到母親最後一面,一直心存自責。在他1980年自撰的一份年譜中這樣寫道:“母親病重時,未能親侍湯藥,晨昏伺候;去世時又未能哭泣送終,盡哀盡禮,不孝何似!每思及此,終生遺恨。”為此,他常常在夢中與母親說話,並由此促成了他《夢見母親》詩歌創作的衝動。他寫道:“昨夜,我又夢見了/您,憂傷的眼神//您給予我的是生命/我給予您的是酸辛/少年時我一無所有/您只能帶著/渺茫的期望逝去/而今當我有了一切時/卻一滴水也獻不到墳塋//媽媽/一個夢,一個憂傷的夢/永遠揪痛著我的心……”這首詩與老詩人卞之琳及北島、公劉、袁可嘉等的詩作一起,被選入中美詩歌年鑒《風中蝴蝶》一書。
此後,異鄉工作數十載,心中總是牽掛著那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任光椿常常無不自豪地說:“我是吃長江母親乳汁長大的。我的故鄉就在離長江三峽不遠的當陽縣河溶鎮,這裡‘臨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那長江的兩條小小支流,漳水與沮水,就日日夜夜地從我的故鄉流過,從我童年的夢裡流過,涓涓地流向長江。”所以,他渴望著飽覽故鄉的三峽之壯美。1986年10月中旬,他終於如願以償。應湖北省作家協會邀請,任光椿回湖北參加首屆長江筆會。事後,他在《三峽·詩的聖土·我的故鄉》一文中深情地寫道:“長江!三峽,我故鄉的河,就像我的生命,那只是你偉大胴體的一脈小小的支流,可是,如今我已深深地流入你的懷抱了。如果說你的支流,漳水與沮水,曾經日日夜夜地流過我童年的夢;那麼,從今以後,長江啊,三峽啊,你將挾著無數美麗的詩篇,日日夜夜地永遠流過我暮年的夢境!三峽,詩的聖土,我的故鄉,你的遊子,永遠懷念著你!”濃濃的親情鄉情溢於言表。2000年,他根據自己的夢景,畫了一幅國畫,取名《祖屋寫真圖》。在這幅畫上用484個字的篇幅作了題跋,寫出了自己對故鄉眷戀之情。
1992年4月,當陽市作家協會主席孫侃,曾赴湖南拜訪了家鄉文學界人士仰慕的文學大師任光椿。這次見面給孫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光椿的和藹、樸實以及對家鄉文學藝術發展的希望,一直縈繞在孫侃的腦海里。在任光椿病故后,孫侃的一篇悼念文章說出了當陽文學藝術界所有人的心情:“得悉任光椿先生仙逝的噩耗,我驚呆了。”“任光椿的童年是喝沮漳水長大的,他雖長年工作在外,但對故鄉一往情深。”“任光椿先生已經作古,這對故鄉,對整個中國文藝界都是一大損失,但先生為人的平和善良,對事業殫精竭慮,對故鄉無私奉獻,對廣大文學愛好者的滿腔熱情都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的確,任光椿對家鄉是情意濃濃的。20世紀80年代初,他出版“時代三部曲”后,就寄給自己家鄉的河溶文化站,在當時各類文藝作品匱乏的情況下,他寄來的作品如甘霖滋潤了無數有理想、有追求的文學青年。1985年12月,當陽職工文學作者協會成立時,他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賀信,並贈送了文學書刊。1993年,當陽市政協編輯《麥城今昔》一書,他寄來了對家鄉厚重歷史文化感悟之深、愛之真切的散文《漫話麥城與一個美麗的夢想》。在這篇文章中他說:“我夢想著,有一天,我們或許能親眼看到,在我的故鄉,古當陽(麥城)的舊址上,能夠再次矗立起一座與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的孫武子和在人民群眾中影響最廣泛的古代英雄關羽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新麥城;能夠重新矗立起一座與中國古代著名文學家王粲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新仲宣樓。讓它同黃鶴樓、岳陽樓、潯陽樓、滕王閣等一些膾炙人口的古名樓一樣媲美生輝。”最後,他無限深情地說:“故鄉,我的故鄉,騰飛吧,我深信在你的這一代勤勞智慧的父老兄弟們的手中,你一定會建設得更加光輝,更加美麗。”
1959年,任光椿在《湖南文學》上發表了長詩《蘭香與小虎》。這是一部宣傳新《婚姻法》的長詩。作品剛一發表,立即得到了大眾的認可和喜愛。5月,《湖南文學》發表《關於長詩〈蘭香與小虎〉座談紀要》,對長詩作了高度評價。然而,事隔兩月,風雲突變:在同一刊物《湖南文學》上,開始發表批判《蘭香與小虎》的文章。緊接著,上級採取了組織措施,對任光椿實施車輪戰術,日夜進行批鬥,時達半年之久。最後定為右傾反黨分子,開除黨籍,下放到礦山服苦役。先在郴州永興馬田煤礦勞動改造;後轉到省辦洪山殿煤礦修鐵路、建煤倉。由於營養嚴重不足,任光椿患上急性肝炎,幾次昏倒后被礦里的同事送回長沙治療。愈后,仍被遣送到省委農場繼續勞動改造。
即使在受到批判時,任光椿也依舊埋頭創作。其間,他完成了電影文學劇本《煤城風雲》的創作。不久,又以任蜎為筆名在《光明日報·哲學版》和《文史哲》雜誌上發表了《孔子禮運大同思想》、《孔子·禮運·大同思想答古棣同志》、《老莊的無為而治》和《〈大學〉倫理思想淺探》等理論文章。
噩運總是追逐著那些善良而執著的人。1968年,那是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高校紅衛兵成立了《煤城風雲》專案組,浩浩蕩蕩闖進了湖南省文聯機關,一時“批任”小報在群眾中流傳並上了牆報。省文聯大院牆上貼著“在呼嘯中前進,將歌頌劉少奇的黑手揪出來示眾!”的大幅標語。任光椿不屈服強權上訪到了北京,中央接待處給湖南駐軍去信說明了情況:認為《煤城風雲》是1954年創作,1959年油印,當時劉少奇為國家領導人,作品描寫了他,不算問題。雖然躲過了一個小劫,迎面又來了一個大劫。1969年春節前兩天,湖南省文聯一位專干領著工宣隊人員來到任光椿家裡,勒令任光椿必須第二天離開城市,到農村接受教育改造。臘月二十九,大雪紛飛,北風呼嘯,寒氣襲人,這是典型的湖南嚴寒歲尾時節,任光椿卻不得不帶著大的也不過十一二歲的兩個孩子和幾大箱書,凄凄惶惶離開了文聯大院,而此時,他的妻子因在學習班學習,還帶著兩個更小的孩子羈留在長沙。新春佳節,團圓的日子,留給任光椿的卻是“佳節凄涼,恨無雙飛翼”(任光椿自詠詞)。就這樣,一個即將在文學藝術界嶄露頭角的作家,來到湖南郴州耒陽縣窮山僻壤的東湖公社東風6隊當了農民。
任光椿總是遇到倒霉的事。1954年,他原工作的單位中南局撤銷,他調至湖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兼任湖南省美術家協會幹事,他有心挖掘弘揚湖湘文化,於1958年組織老畫家畫了《瀟湘八景》,結果被批評為搞封建主義。1962年在《湖南文學》上發表了《睡著的孩子》的美術作品,又被扣上了一頂鼓吹和平、忽視階級鬥爭的大帽子。後來寫了一個反映知識青年發明插秧機的小說《月亮灣的故事》,只因為把一個副大隊長寫成了對立面,也挨了批。粉碎“四人幫”后,人們終於吐出了壓在心中的悶氣,不幸的是,任光椿又過了一個月的囹圄生活。有人檢舉說:任光椿評價毛主席,不該搞文化大革命。
蒙受如此的災難,任光椿沒有倒下,也沒有消沉。相反更增強他“此心百鍊已如鐵,富貴猶如風中蝶。”(任光椿自詠詞)的人生理念,更堅定他將“道德、業績、文章書寫在文學藝術的史冊上”湖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蔣建國語。為社會服務的人生價值觀。湖南省文聯主席譚談在《風雲喋血待驚雷》一文這樣評價任光椿:“逆境容易使人消沉。然而,任光椿卻在逆境中崛起。”
晚年,任光椿在自畫像旁寫了一首詩:“一滴瀟湘四十春,三批三斗劫後身;晚年重溺書畫業,依舊詩藝一狂人。”誠哉斯言,這就是任光椿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一生。
2005年9月4日,湖南省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羅成琰在任光椿追悼會上說:“任光椿先生既是成就卓著的文藝工作者,又是優秀的文藝生產管理者和領導者。在漫長的編輯生涯,他憑藉豐厚的學養和銳敏的目光,發現並培養了許許多多的作者,為文藝湘軍輸送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作為文藝界的領導者,他為整個湖南文藝的繁榮、為文藝湘軍的振興,傾注了滿腔的熱情和心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一盞耗盡了油的燈,他是一支燃燒完了的燭,然而他發出了熠熠光輝,將永遠照亮在我們心中。”的確,任光椿不僅自己出版了很多作品,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至今仍活躍在湖南文壇上的重量級作家。
20世紀70年代初,在郴州耒陽縣當農民的任光椿被借調到地區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工作。與省城下放的文化名人黃起衰、張永如等“筆杆子”組成宣傳組的“寫作班子”。宣傳組長是個扛過槍、跨過江的老革命,他不管你“臭老九”不“臭老九”,有才就用。於是,任光椿的人生坐標又找回到原點。湖南郴州日報原總編、高級記者郭垂輝在《當年曾是離亂人》一文中回憶說:任光椿“先生很少出門,每當忙完工作后總是守候在那間木板房裡,或是自己看書,或是接待業餘作者。自從先生調入宣傳組后,城區的、工廠礦山的、縣裡的一些業餘作者經常找上門來,他們中有蕭育軒、古華、唐春健、袁伯霖、陳第雄、羅憲敏、龔篤清、蘇家澍、鄧存鍵、薛豪卓、李綠森、郭英忠、蕭伯崇、歐植竹、李日賢、張式成、黃子光等。先生對來訪的業餘作者總是滿腔熱忱,有帶了作品來的,他仔細閱讀,提出修改意見;有未動筆寫而只是談構思的,他認真聽,盡心出點子;有的作者對當時文藝界的狀況感到茫然、困惑與苦惱,他便耐心地開導說,目前文學創作雖說是處於低潮時期,但只是暫時的。一個國家不可能不要文學,一個民族不可能不要文學,一個有志於文學創作的人,即使在當前文學不景氣的情況下,也不應該灰心喪氣,而是更要加強學習,深入生活,磨鍊筆力,做好迎接新時代文學創作高潮到來的各種準備。”任光椿在郴州這塊土地上播撒著“文學”的“種子”,換來了郴州譽滿全國的“小說之鄉”之名的“果實”。“文革”結束后,郴州的文學創作空前繁榮,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在全省全國陸續打響。後來古華的《芙蓉鎮》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古華最早的處女作《杏妹》就是經任光椿之手編輯發表在《湖南文學》雜誌上的。
1977年,任光椿任省群藝館《湖南群眾文藝》編輯部副主任時,從廢紙簍里撿起的一篇文章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夏季的一天,任光椿在廢紙簍中找紙解大手,稿紙上有一篇小說叫《丁大鼻就餐》,他便順便讀了一遍,沒有想到丁大鼻這個人物吸引了他。他找到閱讀小說的初選編輯,認真地分析了這篇小說,認為稍作修改就是一篇較好的作品。他對這個編輯說:“對業餘作者的稿子,只要稍有一點可取之處,就要給人家選上來。” 《丁大鼻就餐》經任光椿潤色后很快就在《湖南群眾文藝》上發表了。《丁大鼻就餐》的作者覃章顯當時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民,這篇小說是他的處女作。作品的發表給覃章顯極大的鼓舞,之後,他更加勤奮創作,前幾年,出版了長篇小說《世紀末迷案》,並加入了省作協,成了湖南為數不多的警察作家。
2006年9月21日,《郴州日報》發表了記者劉瑩碧、廖晉文的文章《馮之和“鄉里三部曲”》,文章記述了郴州市藝術研究所原所長,現為郴州市文聯副主席、郴州市戲劇家協會主席、國家一級編劇馮之的創作經歷。馮之,真名馮志國。1964年,馮之下鄉到了耒陽農村當知識青年,在那裡,他做過會計,也擔任過農村的赤腳醫生。1973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馮之為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寫了一部小話劇《老兩口學毛選》。此時,任光椿、王明詩(著名作家康濯之妻)、於沙和朱力士等一批被劃為“牛鬼蛇神”的文化名人正在耒陽文化館改造。任光椿他們讀了馮之的劇本后認為,這是個潛質很高的人。於是任光椿和朱力士來到馮之下鄉的大隊,鼓勵馮之大膽創作。在任光椿等人的鼓勵下,馮之成了專業編劇。他的輕喜劇《鄉里警察》獲中國戲劇藝術最高獎——中國曹禺戲劇獎劇本獎和文化部文華劇作獎、中國田漢戲劇獎一等獎,《鄉里法官》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戲劇獎,《鄉里大亨》在第八屆中國映山紅藝術節上獲“優秀演出獎”。
任光椿培養了很多工人作家和農民作家。他總是自製精美的賀年片寄給業餘作者,鼓勵業餘作者“在文學藝術的天地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雖然是一張小小的賀年片,但鼓起許多業餘作者的創作勇氣。所以,湖南省文聯主席譚談說:“任光椿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嚴格謹慎且樂於扶持文學後人的高尚作家。”連續兩屆獲得“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的唐浩明表示:“任光椿的‘時代三部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作品,在當時堪稱歷史小說的樣板之作。任光椿的作品我都讀過,寫《曾國藩》時受它們的影響很大。”
1965年,湖南鯉魚江電廠工人蕭育軒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小說《迎冰曲》,引起了反響,北京某大報一位記者採訪他,他把一部名叫《和平友誼島》的電影劇本拿出來讓記者指教,記者匆匆看完就離開了電廠。旋及,這位記者趕到省城,向有關部門報告了電影劇本《和平友誼島》的政治問題:“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省里領導極為重視,決定派恢復工作不久的任光椿去實地調查。任光椿以了解工人隊伍里創作情況的名義來到郴州,他看了蕭育軒的電影劇本后,很婉轉地說:“蕭師傅!你那電影大作,是6年前的習作,以後就不要給別人看了吧!”第二天,任光椿趕回長沙,向領導作了彙報。他說:“《和平友誼島》沒有什麼問題,即使作品有問題,也是好幾年前的習作,沒有發表過,連我算在內,還只有兩個讀者,根本談不上社會影響。”事隔多年後,蕭育軒在《狂歌縱淚壯君行》一文中寫道:“不論歷史時期,還是當代世界,文人整人,文人更會整文人,已成為當代文人的共識。但是也有有骨氣的文人,抱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美德信條,哪怕鋼刀加頸,也誓不屈膝,決不會踩著同類的屍骨,爬上登雲梯。光椿先生就是這種人——一個大寫的人。”
1982年,任光椿參加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日本,結識了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後來司馬遼太郎在一篇文章中說道:“台灣屬於中國感到悲哀。”任光椿看見這篇文章后義憤填膺,立即進行駁斥。他說:“台灣自古屬於中國,信史可證,早已成為定論……史載隋以前台灣就已屬於中國夷州境。”最後強調:“我還要贅述上一句:中國人民曾經有過輝煌的過去,也必將有輝煌的未來,風物長宜放眼量,從長遠看,台灣同胞有中國這樣一個富饒美麗的文化悠久的祖國,是一點兒也用不著悲哀的。”
為人正義,為事正氣,這就是任光椿的稟性。他從不抱怨人家對他的過失,卻為自己的過失常常自責。即使在自己的年譜中,也不掩飾自己的不足。他寫道:“1957年,奉組織之命,撰寫反右派文章,發表了一批左氣十足,簡單粗暴,不實事求是的文字;有的經報刊編者增改,更為惡劣,至今思之,猶令人汗顏,此亦余內心數十年不可磨滅之一大遺憾也。”字裡行間,他把懺悔和遺憾糅在了一起。
作家的性格無不體現在作品中。任光椿在他的長篇小說《五四洪波曲》里多處強調:“流血只會帶來流血,暴力只會帶來暴力。以暴易暴,何能止暴?惡性循環,只不過是害苦國家、民族與人民而已。”(該書第257頁)從1958年起,任光椿花了20多年功夫,研究中外歷史,他既希望在歷史的進程中能有一種力量革除舊制度的弊端,但又反對“暴力決定論”和“惟暴力論”。這樣在1978年8 月,他就完成了寫改良主義並肯定這一運動的長篇歷史小說《戊戌喋血記》。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他可稱得上在這一領域裡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也是任光椿的勇氣和膽識所在。美國華人報紙《世界日報》的記者戴銘康在《世界日報》上發表一篇專訪中說:《戊戌喋血記》起了“為大陸的改革鳴鑼吹號”的作用。文學評論家何孔周說:“作家的思想照亮了‘戊戌變法’這個陳舊的歷史題材。”
任光椿就歷史小說創作動機曾說過:“從譚嗣同、孫中山、黃興、蔡鍔到章太炎、魯迅,再到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這些民主革命的先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言行身世,深深地感動著我,推動著我。正是這種銘心的感動,才促使我不能不廢寢忘食地去把這些具有真正崇高精神的前輩人物寫好,為天地間留一股正氣,為後輩們留一群楷模,為萬千已經或將要沉淪在金錢與物慾濁流,沉淪在醉生夢死庸俗生活中的年輕子弟們留下一點清新的空氣和幾陣催人振作的晨鐘。”2007年第4期《文學界》雜誌在悼念湖南3位著名作家莫應豐、任光椿和葉蔚林的“清明專號”上,編輯前言這樣評價任光椿,他“開拓了歷史小說嶄新領域”。
從當今崇尚“和諧社會”的角度看,任光椿的確是一個具有真知灼見,一個靈魂閃耀著正義光輝的編輯、學者和文藝家。
任光椿把書當作人生“唯一的鐘愛”,這是一種靈魂衝撞升華的極點。他在《我愛讀書》這篇散文中說:“我覺得,書是我們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創造之一,它為我們展開了無限廣闊、深邃、神奇、瑰麗的又一世界,它是我們人生最好的伴侶。”“如果我能夠再活一輩子,我也仍然願意維持我這唯一的鐘愛。”這篇文章既記錄了他人生的四個關鍵時刻,又對生存、發展最重要的外部條件是什麼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說任光椿的一生,是書幫助了他、呵護了他、支撐了他、成就了他。十一二歲時,他碰上了抗日戰爭,國家破碎,家鄉淪陷,初中是在大山深處的茅草房度過的,但民間收藏流傳的書成了他別有一番風味的食糧。十六七歲時,在紙醉金迷的罪惡的大都市裡,他在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裡,躲避了各種“罪惡之藪”的誘惑。剛剛開始有所“自我”發展時,又被“掃地出門”。一貧如洗的家,沒有一口衣櫃,卻有幾木箱沒有燒完賣完的書,伴他熬過了無數風晨月夕、寂寞黃昏。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活了他的心芽,他用書展示了一個完美的人生。所以,任光椿說:“回顧自己的一生,我願貢獻給後輩青少年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在努力工作、學習,注意鍛煉身體的前提下,多讀書、多讀好書吧,這才是最有意義的人生!”
任光椿給業餘作者講課時,總是強調要扎紮實實“多讀書,多讀經典名著,陶冶和塑造自己的靈魂”。現為國家一級作家的劉強回憶上世紀80年代任光椿到株洲給青年文學愛好者授課後,自己單獨與任光椿對話的內容。當時劉強說:“光椿老師,向你學習,你就是學者型作家。”任光椿卻謙虛地笑了笑說:“我還不夠,要向王蒙等作家學習。”隨後又說:“做學者型作家,多讀中外經典名著,以提高創作的思想和藝術層次。”任光椿把讀書與創作的關係,用簡練的話道出深刻內涵,能給人以豁然開朗的啟示。
任光椿的國畫和書法受到了人們的喜愛。有朋友問他成功的秘訣。他說:“藝術需要有靈氣。人類的藝術實踐早已證明了,藝術的靈氣並非來自天賦,而是主要地來自生活,來自學習、閱歷所形成的素養。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神,就是靈氣,它說明靈氣是可以從多讀書中得來的。”藝術靈氣的詮釋,還是落在“讀書”兩個字上。這就是任光椿的學者形象。
任光椿愛讀書的習慣也影響了兒孫,他常帶著孫子逛書店,要求孫子學唐詩,並耐心地作講解,使之能融會貫通。即使給孫輩購買的書籍,他也會寫上精美贈言。在給孫子任文廣的一本書上,他這樣寫道:“兒、媳、小孫留念:珍惜家學,履行正道,做高尚的人,對人際社會有利的人。”然後工工整整簽上“任光椿”三個字后,又慎重地蓋上印章。一個典型的傳統文化映照下的書儒,不忘記在任何情況下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
可以說任光椿對書的痴迷程度達到了極致。1993年12月25日,任光椿一家離開了30多平方米的宿舍搬進了省文聯分配的一套新住房,任光椿的那些藏書也終於不再壓在木箱衣櫃裡面了。雖然新居布置的書房只有14平方米,但他卻有樂不思蜀的感覺,他說這裡就是他的精神樂園。因此,他便給這小小的書房取了一個冗長而又有點古怪的齋名:雙八百詩文書畫室。何謂“雙八百”?其實是任光椿向晚年再賈餘勇的一個人生計劃。第一個八百是,除已完成的長篇三部曲之外,再努力寫好一百首新詩與舊體詩詞,寫好一百篇散文與雜文,寫好一百篇中短篇小說,翻譯好一百篇外國文學作品,畫好一幅祖國山水畫,畫好一百幅歷代人物畫,畫好一百幅鱗毛花鳥小品雜畫,寫好一百幅真、行、草、隸、篆字;第二個八百是精選收藏至精至美有益心靈的書八百本。
曾受他多年影響的妻子的表弟,在任光椿逝世后寫了一篇文章《思念與回憶》,文章說:“光椿哥一生不喝酒不抽煙,無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就是讀書。”
任光椿的妻子邱湘華接待我時,也談到任光椿讀書。邱湘華說:“我常勸他多休息,他總說,看書、寫作是一種興趣與愛好,不會勞累的。”邱湘華的話表示出的是一種無奈,隱約流露出對任光椿離去的遺憾。
任光椿為什麼如此喜愛讀書?他說:“在閱讀中去‘神遊’整個世界,去與古今中外的名人學者、作家、藝術家作心靈之交流,坐‘密室而談心’,去探索任何你自己想獲得的新的知識和你不了解的領域,這該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他把書的作用上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書之美贊》一文中他發出感嘆:“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好的書更美好的東西。”
湖南少了一個“三湘四水文學和藝術的領頭人”(林澎語),湖北當陽少了一個心繫故鄉的遊子。任光椿走了?任光椿沒有走!在結束採訪時,任光椿夫人邱湘華的話吻合了我們心中的感嘆:“他留給我和我後人的,不是金錢財產,而是永恆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