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波普

政治波普是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相繼在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一種藝術潮流。這種藝術潮流採用西方波普的藝術語言形式，並結合人們熟知的商業符號和政治形象來表達某種幽默、荒誕、嘲笑與反諷的意味。

英國誕生了波普藝術，之後它奇異地在美國找到了急速擴張的最好環境。而在艾豪定居的巴黎，此時法國新現實主義佔據了藝術上的統治地位。艾豪在此時另闢道路，將波普藝術與法國知識界對政治和社會濃厚的興趣結合在一起，創立了政治波普藝術。他是世界政治波普藝術的創始人。

巴黎的戴高樂政府在要求與美國共同決定對世界的政策未果后，便奉行了一條獨創的，與美國頗異其趣的內外政治路線。贏得更多自信心的法國的知識界為此大聲叫好，並對政治的“介入”（薩特語）異常興趣與日俱增。這就是為什麼政治波普在法國而非在美國誕生的原因。

雖然政治波普長期為法國新現實主義所排斥，但它在二十餘年後在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卻找到了最好的知音。

蘇聯在1917年進行了劇烈震撼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社會革命實驗。經歷了嚴酷的斯大林主義和之後的“解凍”，再之後停滯的勃列日涅夫階段。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藝術家面對著驚人豐富的政治和社會素材。以他們的敏感，政治波普的現成形式被立即採用了。而不同的是，這一以精神貴族自居的民族很快在其中融合了妥思托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式的厚重和憂鬱。無獨有偶。毛澤東去世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啟動。獲得一定自由的藝術家們不滿以前高度禁錮整個中國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形式的極度虛假和無意義，急切地在整個世界當代主流藝術中學習和尋找。

艾豪的政治波普藝術以其中國題材的親切，為中國藝術家喜愛。同時他的具像手段對於受過蘇式寫實主義嚴格訓練的中國藝術家來說，真是易如反掌。雖然其中部分閃亮的卡通品格使中國藝術家還不太習慣，但很快他們就適應了。1949年-1976年沸騰的革命實驗，提供給有了全新視角的藝術家取之不盡的素材。美國的波普，蘇聯的政治波普更加強了中國藝術家的創造。85運動以來，中國出現了余友涵、王廣義、張可欣等一大批政治波普藝術家，也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第一個真正走向世界的藝術運動。

在中國，1990年三月政治波普等前衛藝術的舵手栗憲庭首創“政治POP”概念，撰文指出“政治POP以幽默的方式帶有政治情結的自我消解傾向，這是現代藝術走自己道路的標誌之一：就像沃霍爾通過流行的商業文化把握了美國文化，波伊斯通過社會雕塑把握了德國文化一樣，而政治形象就是把握中國文化的切入點。”

50年代西方走出戰爭陰影全面進入經濟繁榮和消費時代時，被予為“波普之父”之稱的英國藝術家漢密爾頓，最早的一件波普藝術作品——《我們今天的生活為什麼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是由照片拼貼而成，主題上反映了大眾(消費)文化，表現手段將現成品，創造了一種新藝術趨向，對中國現代藝術最重要的影響是現成品的利用，尤其對政治波普來說，把中國的政治符號作為現成品來進行展示提供了可能性。一些熟悉的政治形象不斷被作為現成的政治符號移植。比如我們都熟悉的各種文革圖示，各種標語傳單、宣傳畫、大字報、樣板戲“紅光亮”“高大全”毛時代的圖像符號，像章、紅袖章、五角星、紅皮書等等。都是有著民族的集體記憶的經典符號.

由於這些公共的圖像的搬用和重疊使政治波普更加的流行於大眾。再如美國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的“毛澤東像”勞申柏等代表人物的涉入，但影響中國藝術家的是波普藝術的表現手法。在平面化的背景上，用鮮艷的色彩、平塗的手法將各種現實的圖像並置起來與商業廣告的屬性同構。

中國的政治波普是藝術家的自覺創造，是中國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會背景下的產物，是中國當代文化下的一種反映。缺乏對其諷喻對象之真相的理解力，或缺乏揭示的勇氣，政治波普總是在有意無意地模糊真相的界限。中國的政治波普是具有中國意味的消費符號和政治形象的組合，是中國獨特情境下的產物。

王廣義，1957年生於中國哈爾濱市，1984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現居北京，職業藝術家。重要參展有：《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北京、中國美術館，《不和塞尚玩牌》美國、加州、亞太藝術博物館，《王廣義個展》中國、香港、漢雅軒畫廊，《蛻變突破—中國新藝術》美國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圖像就是力量”中國·何香凝美術館，《當代藝術中心—開幕邀請展》中國深圳何香凝美術館，《柏拉圖和他的七種精靈》中國北京、“OCAT”當代藝術中心，“美麗的諷喻”阿拉里奧北京藝術空間，《王廣義個展》韓國首爾阿拉里奧畫廊，“江湖”，美國紐約提頓畫廊等。

他是比較早的中國“政治波普”運動者，被稱為中國“政治波普”第一人。

王廣義是一個極為敏感的當代藝術家，也許他最早領會了波普藝術的核心，他將文化革命時期的工農兵大批判圖像與當今流行的可口可樂、化妝品圖像並置，儘可能剔除所謂繪畫性，向人們直陳一種當代生活的存在。這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當代波普藝術的先行者年，首屆油畫雙年展（廣州）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