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樣板戲

文革時期，有一些被樹立為文藝榜樣的，以戲劇作品為主，加上少量音樂作品的大中型舞台藝術作品，統稱為“革命樣板戲”或“革命樣板作品”，俗稱“樣板戲”。

當年，對於“樣板戲”這個從不被解釋的響亮稱呼，人們往往似懂非懂，就連樣板戲的編劇汪曾祺也不例外。他在得知“樣板”是某地對某種板狀模具的稱呼后，認為“樣板戲”的意思說不通。可見，樣板一詞，難以顧名思義，它的引申義更是牽強，無論是“榜樣”，還是如今增添的“樣品”“示範”“實驗”等義。

（一）作品的發展

“樣板”和“樣板戲”之稱，最初分別見於1965年3月16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登的署名“本報評論員”者讚揚《（京劇）紅燈記》的文章，以及1966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兩位上海工人讚揚《（京劇）智取威虎山》的文章。此後至1966年底，報刊上又出現了“革命樣板戲”“革命藝術樣板”“革命現代樣板作品”等稱呼。

“革命樣板戲”這個稱呼被叫響，始於1967年5月至6月。當時，江青扶植的舞台藝術作品會集北京，在六大劇場反覆上演。同時，《人民日報》等“兩報一刊”多有報道和評論，稱其為“革命樣板戲”，或者臨時稱其為“八個革命樣板戲”，並列出如下名單：“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

1968年7月1日，《（鋼琴伴唱）紅燈記》上演，立即被大力宣傳和高度讚譽。它被稱為“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革命文藝的新品種”，並與先前的“八個革命樣板戲”相提並論。此後，《人民日報》在1968年9月26日和1970年2月10日的《工農兵英雄的壯麗頌歌——贊革命樣板戲》《革命樣板戲鼓舞著我們奮勇前進》等重要文章中，列出了含有《（鋼琴伴唱）紅燈記》的九個作品的名字。1969年，在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遊行的革命樣板戲方陣里，新華社報道所稱的“九個革命樣板戲的舞台彩車”中，有《（鋼琴伴唱）紅燈記》的舞台彩車。

七十年代，從1970年到1973年，又逐年推出了江青扶植的《（鋼琴協奏曲）黃河（5月1日推出）》，《（京劇）龍江頌》《（京劇）紅色娘子軍》，《（舞劇）沂蒙頌》《（上海交響樂團的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舞劇）草原兒女》《（京劇）平原作戰》《（京劇）杜鵑山》等作品，使樣板戲的數目增加到了十七個。這十七個樣板戲，除了最後一個音樂作品外，都在這幾年被拍成電影或投入拍攝。這些影片和《（京劇）磐石灣》的影片，先後參加了江青把持的文化部在1974年5月以及后兩年5至6月舉辦的“革命樣板戲影片匯映”，以及有的地方另外舉辦的匯映。

1974年年中，一些報刊文章中公布了樣板戲新的名單和數目。例如，5月23日，新華社在《人民日報》上報道了《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指引下，我國革命樣板戲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其中列出了上述十七個作品的名字。7月，江青直接控制的文藝評論寫作班子“初瀾”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京劇革命十年》一文，礙於《（鋼琴協奏曲）黃河》實在不是“戲”，宣布“革命樣板戲，現在已有十六七個了”。（另外，兩文中分別提到的“第一批八個革命樣板戲”以及後來的“一批革命樣板作品”中的“批”，是“些”的意思。“一批革命樣板作品”是指從鋼琴伴唱《紅燈記》開始，逐個推出的“一些”樣板戲。文革后的樣板戲研究中，把它們稱為“第二批”樣板戲，或者把它們再分批的作法，都是不對的。）

文革末期，又有一些樣板戲陸續出台。例如，1975年5月21日新華社在《革命樣板戲劇組深入基層為工農兵演出》“革命樣板戲全劇和摺子戲”的報道中，所提到的1974年下半年推出的《磐石灣》《紅雲崗》《審椅子》《戰海浪》，1975年上半年推出的《津江渡》等京劇劇目。從《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指引下，我國革命樣板戲進一步普及和發展》一文中的“還有一批劇目正在修改和創作”這句話來看，這些樣板戲全是戲劇作品。這些作品，雖然有的已經在電台播出並拍成電影公映，但是不久文革就結束了，所以它們影響都不大。

（二）“八個樣板戲”之誤

難以置信的是，雖然樣板戲紅極一時，倍受推崇，人們卻普遍不知道它實際上至少有二十多個。因為，“八個樣板戲”和“八大樣板戲”等詞，甚至比“樣板戲”一詞更加流行。眾口鑠金，這兩個當年的口頭詞語，終於演變為習焉不察，以假亂真的偽歷史名詞。

換言之，從文革時期開始，很多人，包括一些高層人士，都流傳“八個樣板戲”或“八大樣板戲”的說法，並且對其具體所指或不甚清楚，或認識不一。例如有的人，包括一些樣板戲劇組成員，認為只有最早的八個樣板戲才是樣板戲。再如更多的人認為，只有包括《龍江頌》或者還包括《杜鵑山》在內的，影響最大的八個樣板戲才是樣板戲。

“八個樣板戲”之說容易流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從1967年5月到1970年上半年，樣板戲中的戲劇作品只有五個京劇和兩個芭蕾舞劇。這個階段，京劇劇名的前綴有“革命現代京劇（1966年始）”“革命現代京劇樣板戲”，芭蕾舞劇劇名的前綴有“革命芭蕾舞劇（1966年始）”“革命現代芭蕾舞劇”“革命現代舞劇（1969年始）”。此外，本是泛稱的“革命樣板戲”也常被當作劇名前綴，尤其是京劇劇名的前綴出現在報刊文章中。1970年下半年，樣板戲真正得到普及，稱呼自然變得規範。從此開始，作為劇名前綴，只稱“革命現代京劇”“革命現代舞劇”，例如《（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另外，“革命現代”也是文革時期非樣板劇目的屬性，所以有“革命現代越劇《半籃花生》”“革命現代京劇《鐵流戰士》”之類的稱呼。）總之，當時並不強調各相關作品的“樣板戲”名義，有的作品甚至從來沒有冠稱過“樣板戲”。所以，實際上人們普遍不能清楚地知道樣板戲都有哪些，更想不到《（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等音樂作品也是樣板“戲”。

除了有心於文藝的人外，實際上人們並不熟悉所有的樣板戲。例如，很多經歷過文革的人，居然根本不知道唱了五年之久的《（京劇）紅色娘子軍》的存在。人們普遍比較熟悉，並且容易回憶起來的樣板戲，最多是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龍江頌》《杜鵑山》，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八個左右的最優秀的作品。

文革時期，樣板戲大都被拍成電影，而非樣板的京劇劇目卻無一被拍攝。廣播電台播出的戲劇節目主要是樣板戲，到文革末期，才播出了一部分地方戲劇目和非樣板的京劇劇目。失衡的宣傳，使大多數人不知道，文革時期還存在非“樣板團”創作演出的大量非樣板的京劇劇目，如《鐵流戰士》《蘆花淀》《瑤山春》。這樣，即使是熟悉更多劇目的人，也容易把一部分樣板戲劇目誤以為是非樣板戲劇目。

革命現代京劇之一；《紅燈記》的故事取材於電影《自有後來人》，它的原創作者是黃泳江。《自有後來人》是一部以東北抗日聯軍為背景、反映東北人民抗日鬥爭的電影。上世紀60年代，電影在全國上映，不久，該劇便由上海滬劇團改編為滬劇，接著由哈爾濱京劇院率先搬上京劇舞台，當時名叫《革命自有後來人》。此劇是中國京劇院的優秀保留劇目，六十年代至今，眾多藝術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錢浩梁、劉長瑜、李維康、馮志孝、孫岳、王晶華、杜富珍、張嵐等都曾先後參加演出。近幾年來，青年團排演此劇，得到老藝術家們的指導，演出取得成功。

編劇陶雄、李桐森、黃正勤、曹壽春、申陽生(執筆)；導演以陶雄為主，李仲林、李桐協助；樂隊主要成員為王燮元、趙濟羹等；舞台美術設計有幸熙、周凡等；主要演員有李仲林（飾楊子榮)、紀玉良(飾少劍波)、王正屏(飾李勇奇)、賀水華（飾坐山雕)等。1958年8月首演於南京中華劇場，其後又在蘇州、上海等地公演，廣受觀眾歡迎。這一稿《智取威虎山)的劇本曾於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在上海京劇院以後的演出中，由沈金波飾少劍波，童祥苓飾楊子榮，唱做繁重。

1963年，江青插手上海的京劇現代戲創作，以需要一出寫工人題材的戲為由，決定改編李曉民創作的淮劇《海港的早晨》為京劇。1964年由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市文化局副局長李太成具體負責。郭炎生、何慢、楊村彬編劇，取名《海港早晨》，楊兼導演，舞美設計幸熙等。童芷苓飾金樹英，小王桂卿飾劉大江，趙文奎飾老娘舅，童祥苓飾俞寶昌。劇中主要寫了人民內部矛盾，並無暗 藏敵人。1965年2月1日首演於人民大舞台。江青看后，認為此本突出中間人物，要求修改為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國際主義精神，並對“風雨追舟”一場運用追光造成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大為反感，決定重組創作班子，改由聞捷、鄭拾風、李曉民、郭炎生、何慢五人參加改編，要求用新詩樣式代替老唱詞。1965年4月2日完成試演本，將童芷苓換成蔡瑤銑，導演章琴，音樂設計于會泳。江青看后又指責“無衝突論”。此後，反覆修改，於1966年5月又完成一稿，定名《海港》。劇中人物名字全作了改動，馬科導演，李麗芳飾方海珍。1966年10月1日演於滬東工人文化宮。1967年春，該劇赴京參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紀念演出，於6月22日在中南海請中央領導審看。毛澤東看后說：“《海港》可以成為樣板戲，但要改成敵我矛盾。”創作組又先後調張士敏、王煉、黎中城、劉夢德進一步反覆修改，強調了階級鬥爭，塑造了階級敵人錢守維的形象。導演張鳴義，伴奏採取中西混合樂隊。1971年12月該劇在京定稿。《紅旗》雜誌1972年第二期發表了此劇1972年1月演出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隨即播送了全劇錄音。1971～1973年由北京電影製片廠先後拍了兩次彩色戲曲片。導演傅超武、謝晉、謝鐵驪。李麗芳飾方海珍，趙文奎飾高志楊（李長春配唱），朱文虎飾馬洪亮，郭仲欽飾趙震山，周卓然飾韓小強，艾世菊飾錢守維。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出版劇本主旋律曲譜、總譜。

該劇由李師斌、方榮翔、李貴華根據中國人民志願軍偵察兵副排長楊育才在金城戰役中的英雄事迹編寫，參照的是《志願軍英雄傳》中《奇襲》一文，后經孫秋潮執筆加工。此劇的初創是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京劇團早在1955年就進行了首演，1958年志願軍回國后，該團與山東省京劇團合併，遂修改上演此劇。1964年，為參加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進行復排，尚之四導演，孫樟、曲志剛等舞台美術設計。宋玉慶扮演嚴偉才，邢玉民扮演韓大年，方榮翔扮演志願軍團長，殷寶忠扮演志願軍政委，俞硯霞扮演崔大嫂，栗敏扮演崔大娘。 “文革”期間，《奇襲白虎團》被封為“樣板戲”，該劇的導演尚之四和編劇之一孫秋潮卻成為“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橫遭批鬥。山東省京劇團曾一度調往北京，編入中國京劇團。1972年，該劇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成藝術片，基本保留了該劇的風貌。近來，山東京劇院青年團劉建傑等復排了這齣戲，同樣非常成功。

本劇是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關懷下創作演出的；是我國芭蕾舞按照周總理指示“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進行改革的首次嘗試。1964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首演時，周總理出席並邀請了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觀看。1964年10月8日毛主席觀看，稱讚《紅》劇的改革：“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對頭的，藝術上也是好的。”此後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觀看，並屢屢招待來訪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等。1964年由編導蔣祖慧等赴阿爾巴尼亞為地拉那歌舞劇院排演本劇。周總理在當地觀看了演出。日本松山芭蕾舞團也排演了本劇，由松下洋子飾瓊花。1986年中央芭蕾舞劇團去英國、蘇聯和1979年中國藝術團訪美時都演出了《紅》劇第一場。1994年被評為“中華民族二十世紀舞蹈經典作品”。在國內演出《紅》劇的藝術單位遍及全國。《紅》劇在中央芭蕾舞劇團曾復排多次。先後飾演瓊花的有白淑湘、鍾潤良、趙汝衡、薛菁華、郁蕾娣、張丹丹、馮英、王珊等；飾演洪常青的有劉慶棠、王國華、孫正延、王才軍、孫傑等。

1964年上海舞蹈學校根據同名歌劇改編。藝術指導黃佐臨，編導胡蓉蓉等。主要演員有顧峽美、蔡國英和凌桂明。后逐漸發展成大型舞劇。1965年首演。舞劇塑造了喜兒、大春、楊白勞等舞蹈形象，在芭蕾基本技巧的基礎上，融匯了豐富的中國民間舞蹈。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結合的典範。

《沙家浜》的前身是滬劇《蘆盪火種》。《蘆盪火種》是由上海市人民滬團於1958年根據真人真事創作的一個抗日傳奇，講的是1939年秋，在江陰縣顧山鎮對“忠義救國軍”的戰鬥中，時任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二路政治部主任的劉飛，在戰鬥關鍵時刻，親自率領警衛班向敵人發起衝鋒，打退敵人進攻，但自己也身受重傷。戰鬥結束后，面對日偽頑匪相互勾結、下鄉“掃蕩”的險惡環境，在地方黨組織和群眾的支持幫助下，帶領數十名傷員，不畏艱險，重建武裝、堅持抗日的鬥爭事迹。滬劇《蘆盪火種》上演后，在戲劇界和觀眾中引起了廣泛興趣和強烈反響，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劇種的9個劇團對《蘆盪火種》進行移植，而在全國演出《蘆》劇的竟有31個劇團之多。 1963年，北京京劇團接受了改編滬劇《蘆盪火種》的任務，創作組由汪曾祺、楊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組成，汪曾祺作為主要執筆者，在改編過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劇本的文學性上。改編后的《蘆盪火種》的京劇最初取名為《地下聯絡員》，由趙燕俠飾阿慶嫂，譚元壽飾郭建光。后經國家領導人審看，批准對外公演。劇名最後由毛澤東主席一錘定音，他幽默地說：“蘆盪里都是水，革命火種怎麼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戲是好的，劇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發生在這裡。”於是劇名定為《沙家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