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通商與津冀社會變遷

《開埠通商與津冀社會變遷》為選題新穎、內容宏富和多所創新的力作。

徐永志，男，1962年生於河北井陘。1982年在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5年在山西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98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系副主任，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員，師從王錘翰教授。長期從事晚清社會史的研究，參撰或參校有《中國大通史·晚清卷》(副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張之洞集》等書，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光明日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

第一章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二、學術史的回顧

三、本書的基本思路與分析構架

第二章 前近代時期的津冀社會

一、明清政府對天津的開發經營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

二、明清時代冀地的社會與經濟狀況

三、鬆散的經濟聯繫

第三章 開放、早期近代化和城鄉關係的轉型

一、天津開埠與津冀政治中心的遷移

二、通商貿易與津冀社會經濟聯繫的空前增強

三、早期工業化運動中津冀社會的互促共進

四、小結

第四章 開埠通商的擴大化、新政及津冀社會聯繫網路的擴張

一、庚子劇變后外國侵略勢力在津冀地區的擴張

二、北洋新政——津冀社會的重建與雙元整合

三、交通運輸網路的形成

四、新型城市網的初步形成

第五章 城鄉貿易增長與社會變遷

一、商品流通概觀

二、農村經濟的新陳代謝

三、承遞與新變——天津區域性多功能經濟中心城市的初步形成

四、小結

第六章 結語一津冀模式的總結

主要引用及參考文獻

英文提要

後記

三、鬆散的經濟聯繫

在從春秋戰國時代至清朝的3000多年的發展中，從社會整體意義上說，城市從來就是社會財富的集中地和鄉村的剝削地。其總體結構關係就是城市統治和剝削鄉村，城內的居住（統治）者在經濟關係上通過超經濟強制獲得鄉村農民的生產成果。或者說，中國歷史上城鄉經濟關係的物質流是“單向流動”，即鄉村向城市流動。然而歷史的辯證法是一般中總有個別，明清天津和冀地的經濟關係便是如此。

與傳統的中國城市普遍是政治中心功能佔主導位置，軍事功能佔次要位置，而經濟功能處於又次要地位成鮮明對照，天津城市從其形成之始，它的發展基礎就紮根於北京，以專營漕運的轉運服務於北京，並以此溝通南北雙向的遠距離商業貿易，這一屬性和功能特徵就決定了天津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與其周圍農村天然缺乏內在的聯繫。具體地說，由於天津是因北京而興，因漕運和漁鹽之利而發展為樞紐型的內貿商業中心城市，故對自身所在的近畿鄉村地區尚無拓展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冀地農村微薄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影響和制約天津城市的發展，而形成後者所需的相應範圍的經濟腹地。

儘管如此，明清時代的天津與冀地畢竟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除此而外，地緣上的親和性、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地區性社會分工和先後日益活躍起來的商品經濟又驅動兩地的經濟生活逐步由自給自足、互不依存趨向互補聯通。首先，在市場方面，雖然天津與冀地同為蘆鹽重要產地，但自明中葉後天津漸成為蘆鹽的轉運和銷售中心，冀地除宣化、承德2府向食口鹽之外，其餘各府皆銷蘆鹽。另外，作為南北各類商品的一個重要集聚中心和轉運點的天津，一方面南來的蔗糖、茶葉、香料、綢緞、縫衣針等日用百貨和東北來的豆米等物除在本地消納和向北京輾轉運銷外。

在學術著作出版頗為困難的時下，這本小書能夠得到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后專項資金的出版資助，並很快問世，實非作者始料所及，激動之情自不待言。

藉此機會，我要首先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陳振江教授。從本書的選題、框架設計到寫作，陳先生都一一悉心點示；稿成后，又逐字審閱了全文，書中的一些論述自今留有他斧鑿過的痕迹。先生還於百忙中欣然為本書作序，予我再三鼓勵。所有這些，都令我感佩不已，永志難忘。

在本書的寫作當中，我還曾得到南開大學歷史系張洪祥教授、天津歷史博物館張黎輝研究館員、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羅澍偉研究員、天津人民出版社成其聖總編等許多師長和朋友的關心與指導。天津市郵電管理局史志辦、天津商會宣傳處、河北省高陽縣政協等單位的有關同志或慷慨惠贈史志圖書，或將他們抄錄的檔案借我使用，或親自帶我進行實地調查，對我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學子給予了熱忱幫助。當本書初稿撰成后，程嘯教授、王道成教授、張振鷗研究員、嚴昌洪教授、鄭永福教授以及日本山口大學人文部佐佐木衛教授曾多所賜教，對於他們的寶貴意見，本書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吸收，從而避免了一些疏誤。為使本書面世，中央民族大學研究生院的領導陳理副校長、張才彬常務副院長以及原博士后流動站管理辦公室的於學風老師都給予了熱情關懷和支持。筆者的業師王鍾翰教授雖然年事已高，教研工作繁忙，但一直關心著本書的出版。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的領導，特別是責任編輯張山先生對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許多辛勤勞動。

通商口岸及其腹地社會轉型研究，既是城市史研究的一個分支，也是地域史研究的一種特殊的類型。這項研究實質上是深入探討中國近代化運動的模式、途徑、內容與特點，以及通商口岸在社會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從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程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社會近代化運動（即中國社會向近代轉型）是從通商口岸開始的，並由通商口岸向其腹地城鄉村鎮輻射，進而連續不斷地向通商口岸及其腹地以外的廣闊內地傳播和發展。近代中國上百個通商口岸及其面積大小不等的腹地縱橫交錯，形成推動中國近代化運動的幹線和“網路”，推動中國社會波浪式地向近代轉型。一般說來，通商口岸是帝國主義侵略、掠奪中國的基地和橋頭堡，但同時也是傳播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和產生中國本土化的近代文明的搖籃和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