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東方的紅日，政治信仰是航標燈，政治信仰是生命的綠洲，政治信仰是指南針，政治信仰是望遠鏡。

縱觀全球現代化進程，往往產生一個悖論，即是現代化進程的驅動和加速需要政府的權威來導引，現代化發動以後，尤其是進展到某個拐點之後，卻會產生對政府權力的合法性的置疑和個人主義的伸張。如何有效導泄這種情緒，加強社會凝聚，迎接各種不測與挑戰，以進一步推進現代化進程而謹防其挫折和中斷，是個難題。為此分清問題的輕重緩急以尋對策，至關重要。

信仰大概可分三個層次：政治信仰——民族信仰——道德信仰。前者解決政治認同，中者解決國家與民族認同，後者解決生命與人格認同。目前我國社會凝聚，首先考慮的是政治信仰，以此凝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認同，可需同時重視民族信仰與人格信仰的建設，惟當三重信仰合同並舉，中國的“道德重建”才會起色。

社會始終存在著各種信仰，而政治信仰則關係到社會的整合程度。社會轉型時期所表現的“信仰危機”，僅僅反映了社會從神聖化向世俗化的轉變，並不是信仰的滅亡，信仰範圍廣泛。有人可能會說：“我什幺都不信。”顯然，這種人的信仰就是懷疑一切。

政治發展當然需要信仰，如果失去了政治信仰，也就失去了政治目標和政治動力，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就會難以實現。在一個多民族、發展不平衡的國家，肯定會存在各種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追求，對此當然不能強求一致，必須有一個限度，即信仰的差異性不至於導致破壞現代化事業的行動發生。若要達到這個目標，民主與法治建設就顯得格外重要。民主可以解決政治信仰差異性問題，通過教育、討論等理性方式解決分歧，並且最終依照多數人的意見來形成政治制度。實際上，政治信仰不僅僅存在差異性，而且也存在著統一性，上述所說的多數人的主張，即統一性的表現。另一方面，政治信仰在付諸行動的過程中，必須用法治來規範。允許不同信仰存在是一回事，實踐政治主張則是另一回事。在法治社會，公民有自己的政治權利，同時也負有政治義務，諸如憲法中規定的維護國家的統一，不能顛覆政府等等。信仰屬於思想範疇，現代社會不會因思想獲罪，但將信仰付之於行動，則必須由法律予以約束和規範，不能各行其是。

政治信仰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它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我國在改革開放前，政治實踐的特點決定了社會政治信仰的大體形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個人崇拜現象的風行，對階級鬥爭和群眾專政的熱衷，泛行政化傾向，以及權力過分集中的格局，都對人們的政治信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經過撥亂反正，特別是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使傳統的政治信仰受到衝擊，也使得一部分人對以往的一切信仰都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實際上，在對過去的信仰進行反思的時候，不能以偏概全。絕對的全盤否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譬如說，國家主權的完整性、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這些難道不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的政治信仰嗎？共產黨員信仰共產主義，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嗎？當然，我們在實踐政治信仰的過程中，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的一致。要使廣大民眾接受政治現實，擁護既定方針，信仰所主張的政治理想，就必須時刻傾聽群眾的呼聲，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歷史表明，占社會主導的政治信仰始終與領導者相關。因而，政治制度的建設狀況會成為人們政治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實踐的發展，人們的政治信仰也會產生變化，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然而，信仰的變化並不能脫離基本的價值準則，更不能鼓勵虛假的信仰表示，即嘴上說的與心裡想的完全相反。此外，也不能將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混為一談。政治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反對盲目跟風。一般來說，政治團體、政黨組織的建立，與其成員的政治信仰大體一致相關。社會也因政見不同而出現多個政黨組織。因而，黨組織內當然不允許根本對立的政治信仰存在（世俗社會不一定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很少會有人沒有政治信仰。）。對社會一般成員與對政治組織的成員，顯然應該有不同的要求。不過，有明確政治信仰的黨組織成員能不能有宗教信仰，各個黨派的要求是有區別的，這要看該黨組織的政治目標與政治理論追求為何。西方社會在中世紀神權當道的時候，政治不過是神學的婢女，政治信仰也就是宗教信仰，這樣會產生宗教戰爭。在現代社會科學時代，世界性政教分離，兩者在信仰上分道揚鑣，保證科學教育體系。即使在不同宗教之間，信仰的理性及相互容納與寬容尤為重要。信仰的惟一性與純潔性，在政治生活中也會頑強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