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法

如德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泰國等。(2)國家未制定專門的政黨法律，而在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條例等規範性文件中對政黨作了規範性的規定。如阿爾及利亞、葡萄牙等。(3)國家還採取慣例的形式來確認和保障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政黨制度。政黨法明顯地反映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在資本主義國家，有過反對共產黨和進步政黨的政黨立法和司法實踐。即使所謂適用於一切政黨的法律，也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

從立法形式上看，政黨立法主要包括四種形式，即於憲法中規定，於《政黨法》中規定，於選舉法（包括與選舉相關的法律）中規定，於特殊的專項立法中規定；或者說，政黨立法主要有憲法、《政黨法》、選舉法、專項政黨立法四種形式。有學者認為，憲法慣例也是一種政黨立法形式。②但憲法慣例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慣例，從嚴格意義上說，它不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因此，難以成為政黨立法的一種基本形式。比較而言，《政黨法》是根據憲法精神或關於政黨的憲法條款而制定的，它是政黨立法的一種基本形式，具有專門性與綜合性相統一的特點，但並不等同於憲法、選舉法、社團法等其他法律中關於政黨的法律條款，與特殊的專項政黨立法也有根本區別。所謂專項政黨立法，是指由一個國家的立法機關通過的、針對某一政黨或某些政黨而制定的特殊法律，德國1878年國會通過的《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被認為是針對某一個政黨最早的專項立法。③另外，南非1950年制定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美國《1954年共產黨管制法》、緬甸1974年通過的《保障黨的領導作用法》等，都屬於針對特定政黨的專項政黨立法。但《政黨法》並非針對某個政黨而立，而是適用於一國之內的所有政黨，這是《政黨法》與專項政黨立法的一個根本區別。

《政黨法》的緣起，與二戰後有關國家對政黨採取積極法律規範有關。從歷史上看，在政黨發展的不同階段，國家對政黨的態度不同，對政黨的法律規範先後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消極防範到積極承認的歷史過程。這正如台灣學者所言：“國家權力對競爭性政黨的態度，是經由敵視的階段、無視的階段，才轉為法律上的承認，甚至憲法上的融合。”在二戰以前，西方國家一般視政黨為結社組織，各國基本上是消極地承認政黨，對政黨沒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如1919年的德國魏瑪憲法也是把政黨作為社團組織來對待，僅僅強調“官吏為全國之公僕，非一黨一派之佣役”。1939年美國的《哈奇法》禁止公共機關、公務員等對政黨進行政治捐款。但是，“就整個政黨制度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全世界除了選舉法中有關政黨參選的規定，以及針對特定政黨的禁止或限定性規定之外，都還沒有對政黨進行一般規範的綜合性的法律制度”。二戰以後，世界政黨政治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政黨入憲”、通過法律來積極規範政黨，成為政黨政治的一個基本趨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方面，基於對法西斯政黨的崛起及其暴行的反思，防止以後政黨以民主方式推翻民主制度而實行法西斯專政；另一方面，基於二戰後政黨政治地位的提高、政治權力的擴大，防止政黨權力膨脹、權力濫用和政治腐敗。因此，“防禦性民主”理念應運而生，西方有關國家開始在憲法或其他法律中積極承認政黨、用法律來規範政黨。義大利被認為是“政黨入憲”的第一個西方國家。1948年義大利憲法第49條規定：“為了以民主的方式參與國家政治決策，公民有自由組織政黨的權利。”1949年德國基本法、1958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等也都增設了政黨條款。在此以後，許多成文法國家開始效仿，“政黨入憲”成為二戰後世界政黨政治的一個基本趨勢。從世界總的情況看，荷蘭學者馬爾塞文等依據布勞斯坦和弗朗茨編輯的《世界各國憲法彙編》對1976年3月31日前生效的142個國家的憲法（當時有156個民族國家），通過計算機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是：當時有65.5%(93個)的國家在憲法中有政黨條款，其中，規定政黨且只允許一個或某些政黨存在、或規定某個或幾個政黨主導地位的佔22.5%(32個)。到目前為止，在憲法中有政黨條款的國家大大增加，蘇東劇變后新獨立的東歐國家在憲法中對政黨都有明確規定；但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的憲法中，至今仍無政黨條款。比較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入憲”的歷史反而早於西方國家。1936年蘇聯憲法第126條已經明確規定：布爾什維克乃勞動者、一切社會組織與國家組織之領導核心。然而，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憲法對政黨一般只作原則性的簡短規定，如要求政黨民主、不得危害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等，對政黨行為並不作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