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

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

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

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

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長，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1988年任副研究員。

1994年任研究員。

1995年為蘭州大學兼職教授。

1998年為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1999年被聘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名譽所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

40餘年來，樊錦詩潛心於石窟考古研究工作。

1998年，樊錦詩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后，樊錦詩帶領科研人員，在石窟遺址的科學保護、科學管理上走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樊錦詩積極謀求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工作的國際合作。。

2004年七月，樊錦詩被國家四部委授予“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稱號，八月十四日，甘肅省舉行樊錦詩先進事迹座談會，樊錦詩如往常一樣，衣著簡單，顯出她本質的灑脫與自然。

2020年1月17日，2020中央廣播總台網路春節聯歡晚會節目單出爐，袁隆平和樊錦詩將在2020年中央廣播總台網路春節聯歡晚會上出席VLOG《80 90新年新願》。

2021年2月17日大年初六，加盟《國家寶藏》第三季盛典。

發表了《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後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傳故事畫》《從莫高窟歷史遺跡探討莫高窟崖體的穩定性》《玄奘譯經和敦煌壁畫》《P.3317號敦煌文書及其與莫高窟第61窟佛傳故事畫關係之研究》等20多篇有關石窟考古與藝術的論文，對敦煌石窟的分期斷代研究頗有建樹，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還發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護、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開放的對策》《敦煌莫高窟的保護與管理》《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的制定與收穫》《建設世界一流的遺址博物館》《數字化時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遺產的新途徑》《敦煌莫高窟旅遊開放的效益、挑戰與對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遺址科學保護及管理的論文。

從常書鴻先生到段文傑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錦詩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業發展的背後，凝聚的是幾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們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這是屬於莫高窟人獨有的精神特質，這就是“莫高精神”。

樊錦詩視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紮根大漠，潛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斷代。改革開放以來，她堅持改革創新，帶領團隊致力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積極開展文物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先進保護理念和保護技術，構建“數字敦煌”，開創了敦煌莫高窟開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緩解了文物保護與旅遊開放的矛盾。在全國率先開展文物保護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建設，探索形成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為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遺址保護傳承與利用作出突出貢獻，被譽為“敦煌的女兒”。

她是我國文物有效保護的科學探索者和實踐者，長期紮根大漠，潛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斷代。在全國率先開展文物保護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建設，探索形成石窟科學保護的理論與方法，為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作出重大貢獻。

舍半生，給茫茫大漠。從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輩的火，開闢明天的路。半個世紀的風沙，不是誰都經得起吹打。一腔愛，一洞畫，一場文化苦旅，從青春到白髮。心歸處，是敦煌。 （感動中國2019年度人物組委會評）

中國文物保護領域國際合作的領軍人物之一 2005年"全國先進工作者" 2007年甘肅省"三八紅旗手" 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最美奮鬥者稱號 感動中國2019年度人物 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樊錦詩：我心歸處是敦煌

她是備受寵愛的江南閨秀，是風華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卻奉獻了大半輩子的光陰守護著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們親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兒” ，她卻說，我其實也想過離開。然而，在每一個荊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選擇了堅守。她是樊錦詩，1963年北京大學畢業，進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歷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傳承奮鬥了56個春秋，並且還在繼續做著貢獻。2019年，國慶前夕，樊錦詩先生獲頒國家榮譽稱號勳章。

譯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這也是她首次直面讀者，親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該書由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執筆。2019年10月21日，新書發布會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樊錦詩本人出席活動。面對大家的稱讚與崇敬，樊錦詩是謙虛的，對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仍在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文物保護學者的心靈史

“我的經歷很簡單，出生在北京，上海長大，北大求學，到敦煌工作。我從來沒想過我要寫什麼自傳、回憶錄。”在新書發布會現場，樊錦詩做了20分鐘的發言，雖然幾次推說自己年紀大了，可是在發言中每位觀眾都能感受到她幹練的性格與深厚的學養，以及她對敦煌毫無保留的愛。

真正讓她動念寫自傳的，除了這些年友人的建議之外，還有一種責任感。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幾十年見證的歷史寫下來，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輩、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記錄下來。她講到在工作中看到常書鴻院長、段文傑院長為敦煌所做的一切，講到在政治不太平的年代堅守敦煌的研究者恪盡職守，講到在條件依舊艱苦的情況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無聞地把一生奉獻給敦煌：“他們對敦煌的愛真的是發自內心。敦煌能從老照片的廢墟里，走過70年，到如今建成敦煌研究院，真正是這些老先生們帶頭留下來的。他們為之奮鬥，白手起家，無怨無悔。我們這些後生呢？好像也要做點事兒。”

於是這本自傳就在她的講述和執筆者顧春芳的記錄中開始了。作為執筆者，顧春芳說，《我心歸處是敦煌》是她研究寫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經歷。撰寫《我心歸處是敦煌》花費了四年時間，“用四年的時間為這樣一位令我發自內心尊敬的人寫一本傳記非常值得。我並不是研究敦煌學和考古學的學者，寫作這樣一本書要重新學習，要做許多的準備。敦煌學的相關文獻，敦煌藝術的相關研究，考古學的相關知識，壁畫保護的理念和方法都是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領域，無論做多少準備都是不夠的。”顧春芳說，寫作樊錦詩的傳記她必須了解敦煌的學術史，但她並非寫敦煌的學術史，“我要寫的是一個對敦煌學的方方面面有廣泛研究並一生踐行的文物保護學者的心靈史”。

視保護敦煌為一生的使命

首發式結束后，樊錦詩接受了媒體的訪問。樊錦詩與記者談到了文物、旅遊與數字敦煌之間的關係。樊錦詩對敦煌的保護，不僅是考古文博專業方向內，更在於她對保護敦煌理性的態度，有時候這態度甚至是激烈的。

1998年，樊錦詩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正值西部大開發、旅遊大發展的時期，莫高窟的遊客數量呈現急劇增長態勢。1979年只有1萬人，1984年突破10萬人，到1998年達到20萬人。面對敦煌旅遊開發的熱潮，樊錦詩非常矛盾，面對當時有人提議“大景區開發模式是大勢所趨”，甚至要將敦煌納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區建設規劃”並交由企業管理，樊錦詩寢食難安。“毫不誇張地講，那些日子裡，我只要一想到讓旅遊公司經營管理莫高窟這樣具有特殊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就會驚出一身冷汗。”樊錦詩在書中講到。

她提到當時外界嘈雜的聲音，態度仍然是堅決的，“大景區當然不是大勢所趨。”

對樊錦詩而言，她視保護敦煌為一生的使命，“有一種想法，覺得文博研究花了這麼多錢修復文物，總是提保護，就會影響旅遊行業的收入。好像文物的一切意義就是旅遊——也不是不對，但是有一條，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要簡單一點地說，保護和開發是有矛盾的，而我們的敦煌研究要做什麼？就是完整、真實地保護她的歷史信息，把她的價值傳給子孫後代。如果沒有好好挖掘文物的價值就讓企業來開發旅遊，那我就是罪人。”樊錦詩說。

而這樣理智冷靜的聲音，在當時被一些斷章取義的媒體曲解了。“後來一些媒體總是說我反對旅遊。我從來沒反對過旅遊，大家關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為了讓遊客遊覽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推進“數字敦煌”工程

在新世紀之初，她拒絕了大景區的企業化開發，而具有前瞻性地將敦煌的保護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數字化”工程上——這個工程採用數字採集、數字處理、數字存儲、數字展示、數字傳播等數字化手段。

“‘數字敦煌’包含兩個方面的設想。第一，數字化的敦煌壁畫信息庫建設，真實保存壁畫本真信息，同時也可以真實反映壁畫當前的狀態，使數字化的敦煌壁畫圖像日後成為第一手的壁畫信息資料，既可以為敦煌藝術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礎性的信息，也可以為制定壁畫保護的措施和研究壁畫變化的原因提供最可靠的依據，作為壁畫保護的重要檔案資料，同時也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研究成果以及相關資料彙集成電子檔案。第二，找到一種方式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級智能數字圖像，利用敦煌數字檔案開發數字電影，使敦煌藝術走出莫高窟，遊客可以‘窟外看窟’,減輕洞窟的開放壓力，真正地實現一勞永逸。”在樊錦詩的自傳中寫道。如今遊客再前去敦煌在數展中心看到的4K高清寬銀幕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和8K實景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就是數字敦煌面向公眾的最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