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義經濟

名義經濟

名義經濟在宏觀經濟運行當中,存在以產品或服務為單位度量的實際經濟行為,也存在以貨幣為單位度量的名義經濟行為,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是宏觀經濟當中的兩種主要構成和重要形態。經常利用實際GDP增長率代表實際經濟(real economy)規模的變化程度,利用貨幣供給增長率代表名義經濟(nominal economy)規模的變化程度。經濟增長率和貨幣供給增長率分別是度量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規模和活性的兩個極為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經濟增長率是度量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財富累積程度的重要標誌,而通貨膨脹率則是度量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之間關聯的重要尺度。由於經濟當中存在著大量以貨幣為單位度量的名義經濟行為和以實際產品為單位度量的實際經濟行為,因此價格水平還起到連接貨幣規模和產出規模的中介作用,形成了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關聯。

基本介紹


一、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關聯的理論命題與解析
1、古典兩分法
對於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的關注和研究,最早出現在古典兩分法當中。傳統的古典兩分法的基本觀點認為貨幣經濟與實際經濟是兩分的,認為貨幣等名義變數與產出等實際變數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當經濟系統的實際變數達到均衡以後,如果所有名義變數發生相同尺度的變化,此時並不能影響經濟系統所有實際變數的原有均衡狀態。如果古典兩分法成立,那麼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將是完全獨立和兩分的,此時名義經濟規模的變化對實際經濟規模沒有任何影響。在古典兩分情形下,一定會出現實際貨幣餘額、實際利率和實際工資等實際變數的穩定狀態,此時外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也將出現長期無效現象。因此,如果認為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之間存在顯著關聯,則意味著短期內古典兩分法並不成立。
2、貨幣變數中性和貨幣變數超中性
所謂的貨幣變數中性是指經濟系統當中名義貨幣存量的變化對實際經濟變數的均衡沒有影響,即名義貨幣存量從一個水平變化到另一個水平以後,由於價格和工資等的靈活調整,導致實際貨幣餘額、實際工資和實際利率等未發生持久性改變。所謂的貨幣變數超中性是指名義貨幣供給的調整速度,即貨幣供給增長率的變化對經濟當中的實際均衡沒有產生影響。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改變無法影響實際利率(進而無法影響投資需求)等因素,經濟系統的實際均衡無法產生持久移動。無論是貨幣變數中性還是超中性,都與時間的長短有關,都是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之間關聯方式的體現。如果貨幣變數中性成立,那麼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之間在規模上就將出現完全的脫節;如果貨幣變數超中性成立,那麼任何貨幣供給的加速或者減速變化,只能形成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而實際產出的均衡狀態仍然無法受到影響,此時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在活性上也沒有長期關聯。
3、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關聯的實證檢驗
目前對於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關聯的檢驗,主要集中在名義經濟規模(金融發展)和名義經濟活性(名義變數變化幅度,特別是通貨膨脹率的動態變化)對於實際經濟運行的影響上。主要經驗和實證工作包括:一是具體判斷貨幣供給與實際產出之間的關聯,以及價格、工資和利率等中介變數對於貨幣和產出之間作用的傳導機制;二是判斷不同經濟周期階段當中名義經濟與實際經濟之間的關聯性,主要研究通貨膨脹率與經濟增長率等變數之間的替代機制;三是判斷基於古典兩分法、貨幣中性、盧卡斯批判等命題基礎上的經濟政策作用有效性,並且評價各種經濟政策工具的選擇標準和政策規則;四是通過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關聯,度量國家經濟風險,監測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傳導和轉移渠道,進行適時的風險管理。
4、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選取不同的代表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的指標,從規模和活性兩個層面入手,對於兩種經濟形態在經濟增長新階段和經濟周期新態勢下,展開定量描述和計量檢驗。
二、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關聯的模型結果和實證結論
通過不同角度對實際經濟形態和名義經濟形態之間的關聯性和影響性進行檢驗,成果獲得了如下理論模型和檢驗結論上的進展。
1、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的關聯存在多種渠道和表現形式,實際收入和財富累積是實際和名義經濟活動的雙重結果,產出和就業等實際數量、價格和工資等名義尺度均受到實際和名義經濟的雙重約束。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不僅是實際要素投入——產出的調整過程,也是名義要素與實際要素結合的過程。經濟當中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形成、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以及經濟政策的有效性等,均基於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之間的關聯和影響。模型分析表明,在大多數現有的宏觀經濟模型當中,無法靈敏地體現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關聯,因此需要從貨幣傳導、價格粘性等角度進行必要的模型擴展,在貨幣框架下描述和模擬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
2、經濟波動是名義與實際經濟之間衝突的結果,是名義和實際因素之間替代和約束的失衡體現,市場出清和經濟均衡是實際與名義經濟的雙重均衡,名義調整和數量調整都是經濟波動的體現形式;價格波動和經濟泡沫是名義與實際經濟之間脫節形成的;供給短缺或者需求不足,非充分就業或者資本流動約束等均受到實際與名義經濟之間的關係影響;經濟周期波動與經濟形態之間關聯的相依性表明,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之間存在雙向作用機制和作用渠道:名義經濟對於實際經濟具有正向作用,實際經濟對於名義經濟具有反饋影響。因此,經濟政策工具選取和目標確定也應該採取動態調整機制。
3、名義經濟是實際經濟的符號表示、流動性媒介和規模度量,實際經濟是名義經濟的物質基礎、擴張源泉和最終歸屬。實際與名義經濟之間的影響具有放大、緩衝、吸收和轉移等方式,並且將體現出非線性和非對稱性等特徵,名義經濟對於實際經濟具有時間累積、中介替代和規模約束等影響,而實際經濟對於名義經濟具有規則化反饋、加速—乘數和方向引導等作用。經濟政策和政策工具均應以調節實際與名義經濟之間的關聯和影響為出發點,以此可以進一步度量經濟形態的流動性和各種“陷阱”假說。
4、成果研究的實證結果:一是我國經濟當中,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不僅存在水平值上的影響,而且存在活性上的“溢出效應”;二是我國經濟的貨幣—產出之間的相關性,依賴經濟周期的具體階段,並且發生了關聯方式的改變;三是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關聯當中,價格水平和利率等中介變數發揮了重要的傳導作用,這為政策工具選擇和操作提供了基礎;四是我國經濟當中存在顯著的正“托賓效應”(即通貨膨脹波動對於產出增長存在正向影響),這意味著通貨緊縮也形成了顯著的社會福利成本;五是度量了我國經濟增長在險水平(GaR,Growth at Risk),並判斷了風險水平與增長率之間的正向作用,為國家風險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管理工具。
三、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關聯的主要結論和經濟政策啟示
1、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劃分和判斷給出了新的指標和尺度。成果研究過程中,提出並論述了我國經濟增長階段性的觀點:將我國經濟增長階段劃分為總供給單因素驅動階段、總供給和總需求雙因素驅動階段、總需求單因素驅動階段。經濟增長的階段性是由若干個相似的經濟周期形成的較長經濟發展過程,它具有與經濟周期不同的非重複性和不可逆性,對於經濟增長階段性的判斷、控制和選擇難度遠遠超過對於經濟周期波動性的判斷、控制和選擇難度。劃分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可以將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經濟政策的名義效果和實際作用、經濟的名義調整和數量調整等問題在統一的框架下進行分析;成果認為,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關係和影響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的持續和實現。在1992年至1996年我國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雙因素驅動”階段,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的雙重膨脹,直接導致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而1997年至今出現的“總需求單因素驅動階段”,由於名義經濟規模和活性的相對降低,導致了經濟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增長期,同時價格水平變動進入了輕微緊縮的過程當中。在上述經濟增長階段性劃分假說下,能夠更加清楚地判斷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並對經濟增長趨勢給出合理的預測和選擇有效的經濟政策的調控工具。
2、揭示和描述了我國經濟增長趨勢和經濟周期形態。該成果提出並解釋了兩種我國經濟周期波動中的鮮明特徵,一是經濟“軟著陸”所形成的拖長尾部,二是我國具有新的增長態勢——經濟已經出現的“軟擴張”。經濟長波是在經濟增長階段性過程中實現的,具有高速增長的初始階段、快速增長的主體位置和穩定拖長的發展軌跡。只有以實際與名義經濟的關聯為基礎,以總供給和總需求形成為標準,才能夠準確地預測和描繪我國增長型長波的時間區域和主體水平,這是經濟增長出現平緩甚至開始翹起尾部的重要啟示。同時,2003經濟增長速度達到9.1%的近年新高,意味著我國經濟當中一輪具有“軟擴張”特徵的增長階段已經悄然來臨,名義經濟快速膨脹所產生的經濟“反彈效應”開始出現,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經濟深層次問題的逐步解決,將促使這輪經濟的“軟擴張”得以鞏固、持續和實現。成果認為,我國即將出現的經濟“軟擴張”,其意義和作用與已經實現的經濟“軟著陸”具有一定程度的對應和匹配,是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協同變動和相互影響的一個新階段,將對我國經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起到重要影響。
3、對經濟政策作用機制、傳導機制和風險機制的定量分析。基於實際經濟和名義經濟之間的影響和關聯,成果對於經濟政策作用機制、傳導機制和風險機制,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定量分析和判斷。主要體現在:(1) 通過建立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關聯和影響的模型體系,可以解釋我國經濟發展軌跡的特徵和經濟運行態勢,從實際供給和名義需求角度論證有效需求不足和價格向下靈活的原因,從根本上分析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的成因,進而判斷經濟周期弱化和經濟長波形成的條件。(2) 利用多種計量方法,給出了一些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典型化事實,例如經濟周期分界、經濟階段轉移、諸多經濟變數之間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名義衝擊和實際衝擊的持續性和暫時性等,這些事實既是對於我國經濟現象的深刻揭示,也是檢驗和校正經濟理論的基礎。(3) 具體檢驗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與反饋時滯、周期性與有效性,對於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傳導媒介的價格、利率和工資等動態變化,給出了在期限結構和協整關係等方法上的論證,並論述了名義經濟和實際經濟關聯的市場基礎和政策基礎。(4) 發現無論是名義經濟中的波動性(貨幣供給中的不確定性)、傳導媒介中的波動性(通貨膨脹率中的不確定性),還是實際經濟中的波動性(產出當中的不確定性),它們之間均存在顯著的二重性特徵,即長期過程中具有無關和兩分的傾向,短期過程具有正向“溢出效應”。這意味著適度經濟波動和價格膨脹,在導致名義經濟擴張的同時,也能夠帶來實際產出的增長效應。這支持目前繼續保持順周期經濟政策操作、適度擴張私人部門投資規模、增強政策組合中貨幣政策積極色彩、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兼顧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