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買賣

中國古代自階級社會形成以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實行土地國有制，也叫王有制。《詩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國土地只能由國王來分封、賞賜、授予或收回。私人沒有土地所有權，更不能把土地當作商品來買賣。《禮記·王制》中所謂“田裡不鬻”，就是這種古老的規定。在商代甲骨文中，絕無土地買賣的記載。到什麼時候土地可以買賣，並無確切記載。

主張西周中葉已經出現土地買賣的學者，主要根據是1957年在陝西歧山縣出土的一批西周銅器的銘文。其中《衛釐》銘文講：(周懿王)徠三年三月，矩伯向裘衛取了價值貝80朋的瑾璋，答應給裘衛土地10田；矩伯后又取了赤琥兩件以及其他物品，共計價貝20朋，於是矩伯答應再給裘衛土地3 田。裘衛把這事報告給幾個執政大臣，這些大臣就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給裘衛。《五年衛鼎》記述了周懿王五年，裘衛和邦君厲交易土地的事;《九年衛鼎》載周懿王九年，裘衛又以車馬用器和矩伯的一塊林地相交易。此外，西周恭王時的銅器《格伯簋》，也記格伯以良馬四匹，換取了倗生的土地30田。這裡的關鍵是，上列銅器銘文中的“貯”字的意義。主張西周已有土地買賣的學者認為，這個“貯”當讀作“賈”，引申為買賣、價錢。這樣，《五年衛鼎》中的“汝貯田不?”“貯田五田”，《格伯簋》中的“貯三十田”，自然都是買賣田地了。但不少學者不同意這種解法，有的認為應讀作“予”，意即給予；有的認為應讀作“償”，意即償還，有的認為應讀作“租”，意即租借。這樣，上列銅器銘文所記的事，都成了土地與物品的互相兌換。而且，在互相交換時，必須經過執政大臣的批准，主管部門的監督執行，這當然不能說是買賣行為。

到了春秋時期，晉國的魏絳曾經向晉悼公建議：邊疆的戎狄少數民族“貴貨易土”，即重視財貨，輕視土地，因而“土可賈焉”(《左傳·襄公四年》)。朱紹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據此認為，這“一語已露出了土地買賣的端倪，西周以來，“田裡不鬻”的格局被衝破了決口。但不少學者仍然認為，這是中原國家用財貨去向邊疆戎狄部落換取土地，並非民間的土地買賣。直到戰國初年，晉國的趙襄子在中牟縣選拔了兩個平民出任中大夫之官，於是當地農民都想攀登仕途，紛紛”棄其田耘，賣宅圃“(《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由此可知，當時的住宅及周圍的菜圃可”賣“，但耕種的大田還只能”棄“而不能賣的。

土地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活動，是土地所有者將土地所有權出讓給他人的行為。在氏族土地所有制中，氏族或村社範圍內的土地，均為該村社佔有和使用，不存在土地買賣活動。到了奴隸社會，雖然奴隸主土地所有制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和時間，往往有不同的形式，但土地一般也不得買賣、轉讓。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中最完整的、最典型的形式，即土地可以相對地自由買賣、出租或自行經營。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出現農場兩極分化，有的農場在競爭破產，被迫出賣土地，在競爭中獲勝的農場則通過購買土地而得到擴大；另一方面，土地投機者，非農業公司也在做土地生意。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已成為市場中的重要商品。

中國奴隸社會的土地所有制是奴隸主所有制，土地佔有者只有使用權，可以買賣、出租、抵押、贈送、自行經營等。中國封建社會土地買賣內容複雜，形式多樣，有“活賣”與“絕賣”之分。“活賣”是指賣主保留回贖的權利，但回贖權力保留有一定的期限。過期不贖，即成“絕賣”。“典田”即為“活賣”。農民想保留土地回贖權，常通過典田取得現金和實物。典田在不贖而絕賣時所得的補價為數很少。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買賣，一般是建立在封建自然經濟基礎上，並不表明商品經濟發達，而只是地主、富農兼并農民土地的一種手段。在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建立之後，土地買賣活動受到了嚴格限制。

在中國，法律規定土地不允許買賣。在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總則第二條第二款也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在我國一些農村區域，還存在著土地買賣現象，實屬違法行為；一些正常的土地轉讓行為還被稱之為“土地買賣”，實屬誤稱。進行土地轉讓，要嚴格依據法定程序進行，必須簽訂土地轉讓合同，明確權利義務關係、轉讓期限、轉讓面積、違約責任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