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萃編

王昶（1724—1806年），字德甫、蘭泉、琴德，號述庵，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少聰穎非凡，博學善文，體貌修偉。尤擅長音韻訓詁之學。乾隆十九年（1754年）進士，歷官內閣中書、軍機司員上行走、刑部山東司主事、大理事卿、副都御察史、陝西按察使、刑部右侍郎等。青年時代起即注意收集商周青銅器和歷代石刻拓本。宦遊所至，苦苦搜求各種石刻碑銘。

《金石萃編》是中國清代的關於金石學的著作，為一部石刻文字和銅器銘文的彙編，所收資料以歷代碑刻為主，共達1500餘種，銅器和其他銘刻僅有十餘則。年代從秦到宋、遼、金。所收碑刻文字之多，在其前或以後，都還不曾有過。書的體例是，題目下註明碑刻、器物的尺寸和存處，漢以前的按原來的篆文或隸書摹寫，漢以後的用楷書，碑文之後附有見於各金石書或文集中的有關題跋，最後為編者的考釋或按語。參與全書編纂工作的有朱文藻、錢侗二人。道光、咸豐時，為此書作補編、續編者有好幾家，其中以陸耀遹的《金石續編》21卷為最著，共收從漢到宋、遼、金、西夏的石刻文字400餘種，另外還有銅器、鍾銘等十餘種。書的體例和《萃編》一樣，只是在許多條之後又有陸氏的題識。1918年，羅振玉刊印《金石萃編未刻稿》3卷，其中收集元碑80種。此稿為王昶未竟之作。羅氏印此稿是為補《萃編》、《續編》補錄元碑的空白。

同時，詳細記載碑制的長短尺寸，標明行數、字數。

《金石萃編》是我國古代著錄歷代石刻較為完備的金石考古學專著。收錄唐代碑銘最多，共七十八卷，其次是宋代碑銘，共二十九卷。與王昶編撰的初意相符。《金石萃編》收錄的碑銘，對元代修的宋、遼、金三史起到很好的補正作用。如《萃編》中的崇寧三年（1104年）《元祐黨籍碑》、《元祐黨籍碑姓名考》、《元祐黨籍碑本末》、《李屯田勸農示》、《義田記》、《山河堰落成記》等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此書還反映了王昶治學嚴謹、不迷信古代、不盲從古人的特點。如對《岣嶁碑》定為禹刻這一陳說，韓愈、劉禹錫等人歷來深信不疑。王昶經過考證后，認為它的真偽“今亦究無確證”。又如河南汲縣出土《比干銅盤銘》，墓主究竟是商比干還是漢比干，王昶也不作定論，僅予以客觀介紹。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批校本《金石萃編》一部，有吳榮光、翁方綱、黃本驥、何昆玉、汪宗衍等清代金石名家批語數千條，批語以校訂文本為主，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考察“澳大本”的文獻內容，不僅有助於《金石萃編》版本及金石學家相關情況的了解，亦對認識清中葉以來金石學的發展有所裨益。

嘉慶十年（1805）刻成的《金石萃編》，成為清代金石學史上繼往開來的一部巨著，學者爭相批閱，或校其文本，或補其不足。據《中國古籍總目》著錄，《金石萃編》有五種版本：清嘉慶十年刻本、清嘉慶十年刻同治十一年補刻本、清光緒十九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清光緒十九年上海寶善書局石印本、民國八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其中嘉慶十年刻本就有國家圖書館藏龔橙校注本、李慈銘校注本以及湖南圖書館藏周壽昌批校本三種。澳門大學圖書館藏吳榮光、翁方綱等名人批本亦是《金石萃編》研究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