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橋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至民國2年（1913年），租界當局越界闢築白利南路（今長寧路），霍必蘭路（今古北路），延伸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使濱江之地兼有陸路交通。從民國初年起的20餘年間，許多實業界人士至此購買土地，開設申新紡織一、八廠、日商豐田紗廠、民生紗廠和天原電化廠等10餘家。萬餘工人散居廠區周圍各村，或租屋、或租地造屋安家。白利南路逐漸形成街市，后又向東延伸到極司非而路口的三角場及中山路（今中山西路）口，周家橋的範圍自然擴至強家角、沈家郎等村落。

民國14～16年，身受壓迫剝削的勞苦大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投身工人運動，謀求自身解放。由紡織工人組成的工人糾察隊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民國16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共申新一廠支部書記、糾察隊長施麗清等9人慘遭殺害。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周家橋地段屢遭轟炸。10月27日，日軍飛機臨空投彈數十枚，域內工廠大多被炸，居民住房大半遭焚，工人流離失所。

民國28年，偽政權設周家橋鎮（抗日戰爭勝利後撤銷），統治滬杭鐵路以西市郊大片土地。隨著日偽推行“清鄉”封鎖政策，統制工農產品流通，市區米價暴漲，名噪滬上的“周家橋米市”應運而生，米店米攤集中在中山路到滬杭鐵路間的白利南路，抗日戰爭時，中共淞滬地委機關一度設在周家橋，以開米店為掩護。眾多無業居民為糊口私闖“封鎖線”販糧（背米），遭日偽軍警虐殺者不乏其人。在此期間，商業則因地處交通要道而畸形發展，受戰亂或天災而破產的外地農民大批湧入，吳淞江南岸、李涇北岸的河灘、荒地悉數被占，搭建賴以棲身的棚戶（滾地龍）簡屋，接連成片，故有“下只角”之稱。

解放后，周家橋地段工商業重獲發展，居住等生活條件逐步改善。1958年，填沒李涇，拆除周家橋木橋。是時，周家橋地段內劃分為周一、周二、周三3個居民委員會，共4747戶，22345人。其中，16歲及其以上年齡的居民9670人，出生於江蘇、山東、安徽等省的有8128人（抗日戰爭前來滬2387人，抗日戰爭至解放前來此3132人，其餘為解放后遷入）。50年代，居民住房困難突出，大多是棚戶簡屋，個別地段更甚。1961年，周二居委會東端1個戶口段，居民329戶，1511人，從集體住宿過渡到分戶造房居住，共造房210間（二層磚瓦樓房22間、竹木棚屋105間、草房83間）。其中，過半數的房屋由兩戶合建，或上下或前後分開居住。此後10餘年間，周家橋地段所有棚屋和草房居民自行翻建為磚瓦房，但狹小、低矮、零亂的面貌依舊，直到改革開放後進行舊區改造時才有改觀。至1991年，周家橋地段內建有15～17層高層住宅4幢，5～7層多層住宅60幢，建築總面積20.84萬平方米（包括部分商業用房）。6969戶居民中，3049戶住進帶有煤衛設施的成套住宅。其餘房屋也已列入舊區改造規劃。

1955年1月，周家橋地段建立辦事處，1960年4月擴大範圍后建立街道辦事處，均以周家橋為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開展社區服務、科普教育，努力提高居民文化素質。周三居委會、黨支部發動和組織居民中在職黨員參加義務夜間值班、巡邏，維護社區安寧；向肩負領導職務的在職黨員家屬進行勤政廉明教育，3次獲區先進黨支部稱號。周三居委會2次獲全國三八紅旗集體，3次獲上海市先進居委會，6次獲區文明單位稱號。周二居委會挖掘社區資源，共同關顧孤老生活，協助滬西禮拜堂處理好周圍居民關係，維護正常宗教活動。沈家郎居委會（由周一居委分出）與第一紡織機械廠、萬航渡路第六小學等單位共建精神文明，建立居委會圖書室，豐富居民文化生活，2次獲區文明單位稱號。

居民文化程度變化明顯。解放前，周家橋地段成年居民中有八成為文盲、半文盲，被稱為“大老粗”，直到60～70年代，還有人自誇“大字不識、工資八十”。1982年全國人口第三次普查，周家橋地段（周一、周二、周三居委）4327戶，16425人中，每千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16.86人，中學文化579.48人，小學文化171.69人，文盲、半文盲137.78人。1990年全國人口第四次普查（簡稱四普），上述文化程度統計分別是：60.84人、577.07人、169.71人、111.23人。四普資料還表明，該地段居民已無從事農業和漁業，在15歲及其以上年齡的在業人口（總人數57.14%）中，生產運輸工人56.90%，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19.54%，專業技術人員14.30%，機關辦事人員9.18%，其他人員0.08%；15歲及其以上年齡的不在業人口（總人數25.21%）中，離退休職工65.56%，在校學生14.04%，料理家務9.98%，失業人員7.92%，其他人員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