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20世紀50年代，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朝鮮戰爭停戰和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當時，亞非國家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運動空前高漲，要求和平、要求獨立、要求發展本國經濟、要求改善同中國關係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逐漸成為佔世界人口一半的亞非國家的共識。基於這種情況，中央決定把大門打開，走向更廣闊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彙報日內瓦會議的情況時提出：“原想再關一年的門，現在看來是關不了的！”毛澤東肯定地說：“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印尼）總理卡斯特羅·阿米佐約致函周恩來，代表5個發起國——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請中國政府參加4月中旬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2月10日，周恩來複電同意參加，並表示願意為促進亞非國家間的合作而努力。

出席亞非會議的共有29個國家。其中，與中國建交的只有6個國家（阿富汗、緬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其餘23個國家大都同台灣國民黨保持“外交關係”。中國出席亞非會議必然在亞非地區乃至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美國和蔣介石害怕出現這種局面，因此要對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和破壞。

為保密起見，新華社直到中國代表團出發之前（1955年4月6日）才發布消息：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的首席代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為代表。代表團的顧問為廖承志、楊奇清、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秘書長王倬如。

代表團如何抵達印尼是周恩來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當時，中國沒有遠程飛機，而同我建交的亞洲國家中只有印度有這種飛機。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未曾到過中國，代表團只能到香港啟德機場乘坐。經過縝密考慮，周恩來決定從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較好的C-69型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印尼。為安全起見，他指示有關部門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進行，只是在中國代表團抵達香港后將“克什米爾公主號”臨時改為專機。

在代表團出發的前幾天（4月初），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於4月14日——16日訪問仰光，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理納賽爾、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共商亞非會議的有關問題。周恩來讓我代表團人員到昆明集中，待訪問緬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必須先期到達萬隆。他們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記者沈建圖、杜宏、李平、郝鳳格，外交部新聞司幹部李肇基，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鍾步雲，外貿部幹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國人亦需先到達萬隆，即奧地利記者嚴斐德、波蘭記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國官員王明芳。為此，我有關單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買飛往香港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照常營業，4月11日到香港后改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直飛印尼。

事件發生在1955年4月11日，當時根據原定行程，周恩來應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從香港搭乘飛機赴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參加萬隆會議。根據中國外交部解密文檔中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面交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的《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破壞案的警察調查綜合報告》顯示，國民黨當局在港特務用五十萬港幣買通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員周駒，在周恩來預定搭乘的印度國際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右翼輪艙處，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

這架“克什米爾公主號”機上乘載了8名機組人員和11名乘客（全部為參與萬隆會議的中方代表團人員和記者），但是暗殺目標周恩來本人卻因剛剛做完闌尾炎手術，臨時秘密改變行程，經昆明取道緬甸前首都仰光赴萬隆參加會議。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約5小時后炸彈爆炸，導致飛機右翼第3號發動機吊艙後面的地方局部著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飛行的飛機被迫緊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後11名乘客全部遇難，只有3名機組人員生還。

事件發生后香港警務處立即展開調查並查明事件嫌疑人周駒。但是周駒在警方能夠採取行動將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台北獲得庇護。

機上人員有：沈建圖：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黃作梅：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李炳衡（李平）：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記者；杜宏：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郝鳳格：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員；鍾步云：總理司機；石志昂：對外貿易部三局副局長；李肇基：外交部情報司科員；王明芳：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嚴斐德：奧地利記者；斯塔列茨：波蘭記者。

中午時分，周恩來緊張地踱著步子，直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按時起飛的消息傳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下午6時30分，卻傳來了這樣的噩耗：飛機在北婆羅洲沙撈越海面上空發出三次求救信號后墜入大海，機上11位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記者全部遇難。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起54年前的這一幕，仍覺驚心動魄。如果沒有緬甸總理烏努的邀請，周恩來會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國的外交史，或許將是另外一個版本。

香港機場清潔工被收買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前，台灣情報部門獲悉，周恩來將率領中國代表團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雅加達開會，專機將在香港進行短暫停留。

在台灣情報人員看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決定在香港下手，在飛機上安裝炸彈，暗殺周恩來總理。具體策劃者之一叫趙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門生；另一個是他的手下陳鴻舉。兩人都是台灣方面派到香港從事顛覆活動的情報人員。

為了找到一個不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人安裝炸彈，他們找到了香港機場清潔工周駒。周駒20歲左右，除了一個嗜賭如命的父親，沒有什麼家累。此外，他個子瘦小，長相普通，在機場打掃衛生，不易引人注意。在五十萬港幣的重賞下，周駒決定接下暗殺周恩來的任務。

毛人鳳同意了計劃

計劃擬定后，趙斌丞與陳鴻舉兩人特地從香港趕回台灣，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做了“口頭報告”，毛人鳳當即表示同意。但是，趙斌丞、陳鴻舉兩人沒敢向毛人鳳提起50萬港幣酬勞的事情，怕金額過高，遭到反對。最後，兩人決定請當時有“地下局長”之稱的“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出馬。

谷正文聽完計劃后也立刻表示贊成。在他看來，暗殺中共領導人物本來就是特務工作之一，這次計劃不僅天衣無縫，可行性極高，而且還能藉機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

當年4月10日，趙斌丞、陳鴻舉二人從台灣帶著五十萬港幣潛回香港，把炸藥交給了周駒。

美國中情局提供炸藥

4月11日，周駒跟往常一樣上班，平安地通過了安全檢查。原來，台灣情報人員交給他的炸藥叫做TNT，是一種高科技產品，一直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給台灣情報網使用。這一次，為了應付機場安檢，台灣特工特意將它做成牙膏模樣，因為簡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許帶入的。

通過安檢后，周駒開始進行飛機的清潔工作，其中就包括來加油且做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他神色自若地跟著一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東掃掃，西擦擦，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到底什麼時候鑽進行李艙裝了定時炸彈，又何時失蹤……看起來貌不驚人的周駒其實很有心計。當初與台灣情報人員研究退路時，他提出一套撤退計劃，即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內，因為這架飛機經常來往於台灣和香港之間，很方便。

情報人員差點曝光

當天，周駒果然順利地躲入陳納德的民用飛機內，但一個意外卻差點讓他曝了光……原來，周駒躲進去后不久，陳納德的飛機就從啟德機場起飛了。飛機降落後，周駒的出現，把台灣“保安司令部”機場檢查處的頭子十分吃驚，一個電話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

還來不及吃午飯的谷正文得知周駒提前到來后，立刻坐吉普車趕到機場接人，並將周駒安頓妥當；就在此時，台灣方面接到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沒有按原定計劃從香港起飛，周恩來可能沒在機上。原來，剛剛做完闌尾炎手術的周恩來總理在昆明臨時改變了行程。

4月11日下午6時30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時從行李艙突然傳來一聲巨響，飛機起火燃燒，像一團火球一樣衝進海里。中國代表團3人、記者5人以及來自波蘭、奧地利和越南的記者共11人，後有3人被救起其餘全部遇難。

毛人鳳事後才向蔣介石做了彙報，蔣介石不僅沒有生氣，還重賞了毛人鳳。周駒後來也一直在台灣落戶。

成元功：不敢想另一種可能

拐進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靜下來，這條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住著周恩來曾經的衛士長成元功和家人。

84歲的成元功耳朵已經聽不清楚，唯獨對老伴焦紀壬的聲音保持著敏感。1955年4月跟隨周恩來赴萬隆會議時，他們正在戀愛。

“萬隆會議前後，我一直跟在周恩來的身邊，寸步不離。‘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我算是經歷了一半。”成元功說。

他所說的一半，並不是時間上，而是指路線上，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在臨行前兵分兩路，他跟隨的是周恩來一行——另一分隊便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的11人。

“要不是緬甸總理烏努想在會議之前和周總理會晤，後果不堪設想……”即使是今天，這另一種可能性還是讓他后怕。

當年3月份，中南海就已經為萬隆之行開始了緊張的籌備，路線是重點，後來總理因突發闌尾炎進行緊急手術，使代表團關於陸路還是飛機的問題有了定論——為減少旅途顛簸，只能乘坐飛機——當時中國尚未開通國際航線，便租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

作為衛士長的成元功很擔心，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報遞送到總理手中：台灣的敵對勢力已有針對萬隆的暗殺計劃。甚至有人勸中國放棄此次參會。“萬隆會議將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次試驗，周恩來是不可能放棄的。”成的手微微顫抖。

巧合的是，緬甸總理烏努發出邀請，希望周恩來能提前經昆明赴仰光“休養”兩天，一起商議萬隆會議的提案。於是，代表團做出兵分兩路的決定：周恩來、陳毅帶隊從北京出發赴昆明，等待緬甸方面的專機；另一路人馬則按原計劃從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赴雅加達。

4月7日，北京西郊機場，周恩來剛剛準備離開候機室，更詳細的情報來了，“蔣介石要炸‘克什米爾公主號’！”

在周恩來的叮囑下，這紙情報很快轉到外交部。與印航與香港方面再三交涉后，對方的回應是：應該沒問題。但還是增加了安全措施。

“但是，情報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提起這場變故，成元功滿腹遺憾。

4月11日中午，是中國代表團11人在香港啟德機場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離開的時間。這天，身在昆明、數次要求港英當局嚴防蔣特破壞的周恩來坐立不安——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下表。12點30分到了！他在會客廳踱起步來。陳毅大口抽著煙，“莫急，莫急噢。”

1點鐘，外交部來電：“克什米爾公主號”於12點15分準時起飛，一切正常。周、陳這才鬆了一口氣。

幾個小時后，情勢急轉直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由香港起飛三四個小時后和導航台中斷了聯繫。

先是莫斯科傳來消息說客機中途爆炸墜毀在南中國海。不久，幾家外國通訊社報道了這個消息。而台灣電台早已播發了“周恩來座機墜毀”的新聞。

當時，殉難者名單還沒有拿到，“大家又是擔心又是悲痛，聚集在總理屋裡，徹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並且再次討論總理該不該放棄萬隆會議。但是，總理很堅持。”

成元功記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來回到自己屋裡，讀完鄧穎超的來信，寫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2009年清明，錢嗣傑如常來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這裡埋葬著他曾經的戰友、兄弟、同事、還有領導。在一塊刻有周恩來親筆題寫“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字樣的紀念碑前，他長久佇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離開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簡歷，錢嗣傑不用看，就能默誦出這些在夢裡叫了千萬遍的名字：沈建圖、黃作梅、李平……

“有時候回頭看看，我就想，這50年是多活出來的。”54年前，身為新華社萬隆會議特派報道組中兩個倖存者之一，錢嗣傑的生命陰差陽錯地得到了眷顧。

飛機在中國南海上空爆炸時，27歲、告別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錢嗣傑正身在雅加達一家旅館里，緊張地等待著自己的同事與領導抵達。

此前，他和報務員劉茂儉帶著長長一列清單，被先行派到香港採購報道設備。東西還沒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做了一個決定：外交部兩位信使從香港乘船前往萬隆，隨身攜帶很多重要東西，為了安全，讓錢嗣傑與劉茂儉兩個小夥子陪同前往，器材則由自己來負責購買帶上飛機。“當時我們兩個一肚子不樂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這樣，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錢嗣傑到了雅加達。“知道11號大部隊要來，我一大早起來，激動得坐立不安。”

房間里的無線電開著，消磨著時間，“突然有消息說中國代表團飛機爆炸……”錢嗣傑沒有再說下去，那一刻的記憶於他而言，其痛苦並未隨歲月消減。

出發前，又是戰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著他的肩膀說：“小錢，別擔心，晚上我幫你整理照片。”

在錢嗣傑的腦海里，那些曾經年輕的臉龐依然年輕，“那會兒，沈建圖的妻子已經懷孕9個月，他是印尼歸國的才子，亮閃閃的眼睛，英語比漢語說得好；黃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點馬虎……”

除了振作起來，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們完成未了的心愿。”萬隆會議上，錢嗣傑5天5夜沒有睡覺。

4月16日晚6時，周恩來出現在雅加達機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成為最繁忙的人。有這樣一組數據：會議7天，他參加會議16次，會客約談10次，宴會活動15次，睡眠不超過13個小時……這樣超負荷的運轉換來的是中國政府在萬隆的成功。“會議之前，僅有6個國家與中國建交，會議后，第三世界國家紛紛伸出友誼之手。多年後，這些兄弟國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成元功說。

有後人這樣評價萬隆會議的意義：亞非國家萬隆會議，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沒有西方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產生的萬隆精神和國際關係十項原則是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指針。萬隆會議作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而永載史冊。

在緊張的會議當中，周恩來仍不時關心著“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調查情況。當時，奉命前往新加坡處理善後事宜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申健來到萬隆，周恩來在聽取了他的情況彙報后，滿懷深情地說：“烈士們的光榮姓名，將永遠寫在亞非各國人民和世界先進人類為和平事業而奮鬥的歷史上。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主的事業犧牲的。”周恩來囑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將親自把烈士的骨灰帶回北京。

在亞非會議開幕後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後，中國代表團收到一封署名為“覺醒了的國民黨暗殺隊員”的信，信中說：3月初，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奉國民政府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之命，組織了28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謀殺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並稱，暗殺隊已於3月10日在紅溪組成，成員均系國民黨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但每人從美國駐印尼大使館領到無聲手槍一支，而且還領到印尼盾20萬盾，且事成之後每人加發20萬盾，打中周恩來的加發40萬盾。

代表團立即對這封來信進行了研究。儘管此信內容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是，根據當時的安全形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必須採取措施嚴加防範。於是，代表團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強安全保衛，一面召開內部會議制定安全防範措施。

徠印尼方面非常重視，立刻加強了對萬隆的外圍警戒，並抽調了大量警力防範，專門派一名陸軍上尉作為周恩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為隨衛。同時，如果周恩來外出，除有兩輛摩托車開路外，還加派一至兩輛憲兵吉普車隨衛。成元功回憶說：“為保證總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幾個同志，弦綳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和麻痹大意，我們所帶的手槍都是子彈上了膛的。我們總是緊緊跟隨在總理身後，在情況複雜時我們往往乾脆把總理包在中間。”

值得欣慰的是，美蔣特務的暗殺周恩來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且亞非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而“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猶如一道傷疤，深深地烙在新中國外交人的記憶里，隱隱作痛，但是，也輸送著力量。

4月29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一行安全飛抵昆明。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並毛澤東，報告代表團平安抵達昆明。電報說：“出國半月，因時間短促，工作緊張繁忙，許多重要會談未能一一及時電告。準備在昆明休息幾日，把重要會談情況按專題寫出報告。”

5月7日上午11點，周恩來一行乘坐的專機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陳雲、林伯渠、董必武、鄧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裡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調查的進展情況。5月8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和印度方面負責事件調查工作的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高。高向周恩來介紹了他在香港期間所了解的有關事件的情況。周恩來讓高轉告印度總理尼赫魯，請尼赫魯致電時任英國首相的艾登，希望英國政府告訴香港當局在調查上予以合作。並表示如果英國方面願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調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後調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給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會議，討論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相關的鬥爭方針和策略。

經過研究，確定了下一步的方針：爭取破案，以此使美蔣在世界人民面前聲名狼藉。破案的關鍵在於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表示願與我合作，則我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兇手跑掉。如英國故意不破案，則可視情況同英國進行鬥爭。在對英策略方面，大家認為，英國對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一方面對美有顧慮，不敢破案；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中英關係及自身利益的情況。因此，應採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針，當天，周恩來接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要他轉告英國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國政府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指示香港當局同我們密切合作，使“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事件能夠破案。如果我們把現有的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是能夠破案的。同時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香港當局對得到的材料要嚴加保密，對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員要嚴加監視，以防逃跑，對涉嫌的主要人物應嚴格審訊，並要求審訊時有中方人員在場。

5月15日，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拜見周恩來，帶來英國首相艾登對周恩來口信的回復，表示英國政府願全力同中國政府合作。

當天晚上，周恩來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和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暉找來。周恩來對熊向暉說：“艾登已經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魯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後有三項任務：第一，把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情報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第二，把香港當局破案的情況及時報回；第三，代表中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處理這個案件提出意見和建議。這件事要抓緊。這件事也非常複雜，牽涉到台灣、英國和美國。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進英國破案。”

熊向暉接受命令后，於5月18日下午13點半經羅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爾考親自到羅湖迎接，並派兩個便衣警察專車護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態。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灣的美國民航公司保安員電話，稱他們在從香港飛來班機的行李艙里發現一名“潛乘者”，經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職員周駒。

本來，周駒在事發后非常緊張，一心想著趕緊離開香港去台灣。這時，台灣國民黨保密局給香港情報站下達指令，要他們採取隱蔽措施，同時讓特務轉告周駒，要保持鎮靜。特務機關讓周駒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傳訊，只要咬住不說，就不會有事，並準備從當月起，每月給周200港幣津貼，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傳訊過周駒兩次，但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遙法外，並得以逃脫。中共方面得知周駒潛逃台灣后，立即向港英當局表示抗議，並要求其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港英方面則稱，香港跟台灣沒有引渡條約，無法引渡。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中，周駒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收買利用的一個工具，而並非幕後的罪魁禍首，而港英當局在隨後的結案聲明中僅僅指控周駒一人有罪，將一些證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台灣。該案最終未能將兇手繩之以法，成為歷史的一大遺憾。

今天，在蒼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寶山烈士公墓，矗立著一座高高的紀念碑。紀念碑前鑲嵌著一塊漢白玉浮雕，浮雕上一隻和平鴿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鐫刻著周恩來親筆題寫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幾個大字，背面刻著烈士們的姓名與簡歷。石碑上刻有記載烈士們殉難經過的碑文，最後一句是：“為和平、獨立和自由事業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