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略
古羅馬統帥
蓋烏斯·馬略在羅馬戰敗於日耳曼人的危難之時當選執政官,進行軍事改革、實行募兵制,最終擊敗日耳曼人。
但是羅馬社會也因募兵制的實行發生變化。成為職業軍人的士兵越來越依附於將領個人,成為個人的政治資產,最終羅馬逐漸走向獨裁和帝制。前86年,馬略第七次當選為執政官后不久因病去世。
馬略初登政治舞台時,羅馬共和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內戰時期。當時,奴隸和奴隸主的對抗已經成為羅馬社會的主要矛盾,鎮壓奴隸成為奴隸主國家最重要的迫切任務。同時,為了維護地中海霸權,羅馬奴隸主國家還要及時粉碎被征服地區的反抗。
蓋烏斯·馬略
種種矛盾交織,構成內戰時期錯綜複雜的鬥爭圖景。事實表明.舊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新的形勢,必須予以改革。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著手採取行動。公元前133年起,格拉古兄弟最先提出改革,以圖為國家取得戰鬥力量。但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措施只是人為地復興小農以求重振兵農合一制度,基礎過於狹窄;蓋約·格拉古雖然企圖吸引較廣泛的社會階層,卻又操之過急,結果適得其反,加之貴族保守派的堅決反對,改革先後失敗。在此以後,羅馬社會問題非但不曾解決,而且變得更為嚴重迫切,社會矛盾和鬥爭愈演愈烈。
蓋烏斯·馬略出生在羅馬遠郊的一座村鎮里,他的父親是位破產騎士的後代,以給地主當佃農為生。貧窮的早年生活打造了馬略勤勞直率、吝嗇兇殘的複雜性格。馬略很少接受教育,對學術毫無興趣,甚至連當時西方的通行外交語言希臘語都不學。
成年後的馬略投身行伍,在小西庇阿率領下,去西班牙參加紐曼細阿戰爭。戰爭期間,他作戰勇敢,能夠吃苦耐勞,受到統帥重視,得到提拔。戰後仍然步步高升,歷任參將和軍隊財務官。對此馬略並不滿足。為求更大發展,他轉入政界。
公元前119年,他當選為保民官。初出茅廬,就表現出無所畏懼和不講情面,被認為是反對元老貴族的鬥士。但馬略在仕途上並不一帆風順,接下來競選市政官就慘遭失敗。公元前115年,再度競選公職,勉強當選為最後一名行政長官(大法官)。任滿之後,出任遠西班牙行省總督;各種公職鍛煉了馬略的才能,並且使他積累起相當財富,得以躋身騎士行列。甚至還與古老的貴族世家聯姻,娶了愷撤的姑母尤利婭。
三次布匿戰爭之後,迦太基文明沒落,北非變成一個半開化的努米底亞王國。朱古達篡奪努米底亞王位,並利用當地人民對羅馬的仇恨殺死了基爾塔城所有的羅馬人。為了維護在北非的利益,羅馬於公元前111年對朱古達宣戰,於是爆發了“朱古達戰爭”。但由於政治腐敗和軍隊變質,羅馬在戰爭中屢次失利。到公元前109年,執政官梅特拉斯改善了羅馬軍隊的處境,但未能迅速結束戰爭,引起了不滿。
馬略當時在軍中擔任副將,他利用自己所獲得的威望廣泛製造輿論,似乎只有他才能勝利結束戰爭。在騎士和平民的支持下,馬略果然以絕大多數選票被推舉為公元前107年執政官,授予他在北非作戰的全權。
就任執政宮之後,馬略立即著手招募新軍。他一反舊制,放棄早巳難於實行的兵役財產資格規定,改徵兵制為募兵制,招募自由民中的志願者入伍,由國家供養並提供武器,使軍隊得到大量補充。到了北非,馬略首先抓緊訓練,使軍隊適應當地酷熱缺水的條隊提高了戰鬥力,連連取得勝利,使朱古達陷入困境。但是,活捉朱古達從而於公元前105結束戰爭的榮譽落到馬略的副將蘇拉名下。兩人之間從此有了矛盾,為日後羅馬內戰播下了不祥的種子。
從公元前二世紀末起,原是居住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基姆伯爾(又稱辛伯里人)人和特烏托涅斯人為找尋新的居住地,向西南遷移,導致辛布里戰爭的爆發。公元前105年這些日耳曼部落推進到阿勞西奧附近,殲滅了80,000(一說12萬)羅馬軍隊(阿勞西奧戰役)。
消息傳到羅馬,朝野震驚,人們想到了馬略,便不顧法律傳統,在他尚未回到羅馬時,就選他為公元前104年執政官,任命他管理高盧行省,抗擊日耳曼人入侵。爾後三年,馬略連續當選執政官。公元前102年,馬略率軍與特烏托涅斯人會戰於阿克維·塞克斯提埃(色克蒂留斯溫泉之戰),特烏托涅斯人全軍覆沒,被殺和被俘者共有十餘萬人之眾。一年之後,羅馬軍隊又在韋爾切利附近大敗基姆伯爾人(韋爾切利之戰),斬首十四萬,俘虜六萬(其中相當部分是婦孺)。至此,日耳曼人進攻終被打敗,消除了來北方的威脅,馬略成了羅馬最有聲望的人物,人們讚頌他拯救了義大利。
戰勝日耳曼人,是馬略一生事業的頂點。但戰爭的結束使馬略面臨喪失權力的危險。他個人的權力慾望,以及老兵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對戰爭的嚮往,都驅使他力圖繼續控制權力,於是再度投身於政治活動。
當馬略在前線抗擊日耳曼的同時,羅馬的民主運動高漲起來。此時先後擔任保民官的民主派領的薩杜爾尼努斯和格拉烏基阿在羅馬進行反對元老貴族的鬥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案。他們與馬略早有聯繫,互相支持。戰爭結束后,改革派希望得到獲勝的統帥及其軍隊的支持,而馬略也想利用改革派的幫助來賞賜自己的老兵,於是結成了真正的聯盟。
公元前100年,馬略第六次當選為執政官,薩杜爾尼努斯第二次當選為保民官,格拉烏基阿當選為行政長官。他們共同控制政局,實行改革法案,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規定分給從軍7年的馬略老兵以100猶格的份地,為此在許多地區建立公民殖民地。因為馬略軍中大多是義大利人,這一法案實際上還包含有擴大公民權的內容。但是,把國有土地作為份地來分配,不僅影響騎士的利益,而且也觸犯了依靠國有土地收入而獲得廉價糧食的城市平民。平民又反對給予義大利人平等的權利。因此騎士倒向貴族派一邊,抵制改革,平民因力量分散而削弱。
馬略的同盟者決定爭取公元前99年公職以保證改革法案的貫徹,為此甚至採取極端手段打死了競爭者。元老院藉機宣布戒嚴狀態,指令擔任執政官的馬略恢復秩序。馬略經過猶豫之後同意執行元老院指派的任務,背棄自己的同盟者,導致薩杜爾尼努斯和格拉烏基阿被貴族殺害。馬略的動搖表明他與騎士乃至元老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
民主運動受到挫折,馬略的威望也一落千丈。他感覺到平民對他的不滿,喪失了競選監察宮的勇氣和信心,託辭還願,渡海到小亞細亞去朝拜;后又返回羅馬,過若脫離政治的生活。直到公元前90年同盟戰爭爆發,年過花甲的馬略才又重新出現於羅馬政治舞台。
同盟戰爭期間,馬略應召在北方戰場擔任副將,受制於不高明的統帥路普斯,加之本人年事已高,精力衰退,行動遲緩,因而直到戰爭結束始終並無多大建樹。相反,他的競爭者蘇拉在南方戰場卻屢建軍功,得以當選為公元前88年執政官,井取得了對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的指揮權。年邁的馬略不甘寂寞,渴望新的榮譽和權力,起而同蘇拉爭奪。騎士、平民、新公民和馬略老兵也反對蘇拉,擁戴馬略為統帥。
公元前88年,保民宮盧福斯利用自己控制的一支號稱“元老院反對者”的武裝強行通過法案,剝奪蘇拉的指揮權,轉而交給馬略。蘇拉聞訊,率軍進攻羅馬。於是,羅馬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羅馬軍隊向自己城市進軍,內戰進入新的階段。由於馬略未能及時糾集起足夠的抵抗力量,蘇拉很快進入羅馬,處死盧福斯,取消了他的改革措施。馬略被迫逃亡。
此時,馬略經歷了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光。他亡命在外,流離顛簸,幾次面臨死亡,都神話般地倖免於難。最後在靠近非洲大陸的一個小島落腳,徵集到一支不足千人的隊伍,等候時機的到來。
蘇拉率軍出征東方離開羅馬後,改革派乘機活動,於公元前87年選舉秦納為執政官。秦納反對蘇拉的政策,遇到蘇拉黨徒的鎮壓。他逃出羅馬,在義大利各地募集軍隊準備與蘇拉派較量。馬略聞訊,立即在埃特魯里亞登陸,與秦納匯合一起向羅馬進軍,包圍了首都並切斷糧食運輸統迫使元老院不得不投降。他們控制了羅馬政局后,恢復盧福斯的法案,取消部分債務,增加糧食分配,實行幣制改革。與此同時,他們實行前所未有的恐怖統治,宣市政敵不受法律保護,搜殺蘇拉黨羽,致使許多著名人物和無辜者慘遭殺戮。
公元前86年,馬略第七次當選為執政官,然而任職不過十幾天即因病去世。
連年的對外征戰失利,使得羅馬兵力大量喪失,同時政治的腐朽加快了軍隊的變質,軍隊的戰鬥力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對日耳曼的戰爭中又暴露出軍團制式及戰術上的缺陷......這一切問題需要有人解決,而這個人就是蓋烏斯·馬略,他在任時對軍隊進行了一些列的改革,史稱馬略改革(Marius's Reform)。
馬略軍事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設法為羅馬召集起足夠數目的士兵。截至到公元前104年為止,羅馬已經與辛布里人、條頓人和阿姆布昂人正面交鋒四場,加上因日耳曼人南遷所直接引發的三次與凱爾特人的衝突,九年內七戰七敗,三名執政官陣亡,26個軍團被殲滅,再加上同盟部隊,損失總計高達二十餘萬眾,比三次布匿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總和還要多。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兵源,馬略一上台就聯合元老院發布了這樣的禁令:所有能夠拿得起武器的男子,無論民族和階級成分,從即日起都一律不得離開義大利本土,否則殺無赦。當天他們就將兩個打算航海去希臘的商人斬首示眾,阻止了潛在的難民潮。
雖然義大利人口短缺,但馬略還是否決了從各個鄰國中召集雇傭軍的計劃。過去的羅馬軍隊都是以貴族、騎士和富裕農民為主體,其裝備一律由士兵本人購置,行軍時經常有妻妾和奴隸前呼後擁地跟著提行李,所以士兵的地位也比較高。馬略為了獲得足夠的士兵,招募自由民中的志願者入伍,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無產者和貧下中農。這部分軍隊由國家供養並提供武器。這次改革使得羅馬共和國幾個世紀以來耕戰兼顧、兵農合一的臨時徵兵制度因此被徹底改變。士兵們不許再攜帶家屬和奴隸,士兵們的入伍、退伍、晉陞、發餉等統統由領導者以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名義負責。這樣募集起來的職業軍人地位低下,實際上成為將領們的私人奴僕。
羅馬陸軍的主力就一直是由大約4200名步兵、300名騎兵及少數輔助部隊組成的“軍團”。作戰時,軍團一般被分為三個馬其頓方陣,各方陣所用的兵器各不相同,分別以標槍、劍、弓箭為主。這樣做的好處是訓練時間短,費用低,見效快,便於多兵種聯合作戰;壞處是一旦某方陣崩潰,其它方陣將立即暴露出自己的弱點:比如弓箭不適合近戰,劍和匕首不適合遠距離作戰,標槍不適合仰攻。一旦被敵人抓住這個弱點,羅馬軍往往就會遭遇毀滅性的打擊。
馬略授予每個軍團一面帶有鷹徽和號碼的的軍旗,以便識別它們的番號,把軍團的規模擴編到6000名士兵,分成十個大隊,每個大隊600人,再分為十個百人隊。百人隊的長官對自己麾下每一名士兵的基本情況都要熟悉掌握,還必須作到即便軍團指揮部被殲,每個百人隊也可以獨立作戰。在實際戰鬥中,馬略加深了馬其頓式方陣的縱深,以三道甚至更多的橫排代替原先的兩道。這樣雖然方陣的正面寬度受到影響,較難打出痛快的圍殲戰,但抗衝擊力卻得到了提升,發生戰鬥減員后也比較容易補充新力量。這樣的陣型基本上是為了抵禦日耳曼人的強勁衝鋒而量身打造的。
馬略接受了羅馬軍團逐步向方陣隊形演變的趨向,把步兵大隊(Legionary Cohort)作為基本的戰術組織。新軍制消除了民兵內各舊貴族間的界限,又消除了他們的年齡和作戰經驗方面的差別,增進了各部隊之間和士兵之間的交流,提高了作戰的機動性和靈活性,進行了兵員的補充和更新。
他強化了長矛兵的地位,將長矛方陣(Auxilia)置入軍隊主力之中。他將重步兵按照訓練程度重新劃分了軍團,劃分為舊制軍團(Early Legionary Cohort)、軍團(Legionary Cohort)、羅馬御衛隊(Praetorian Cohort)、城市衛隊(Urban Cohort),戰鬥力要高於原先的Hastati和Principes,重新奠定了羅馬重步兵隊不可衝破的地位。他還極大強化了遠程火力和騎兵,完全可以蠻族的騎兵相比。遠程火力的攻擊力和持續性也比以前要高一倍。
改革中被淘汰的舊制單位包括Equites、Triarii、Principes、Hastati、Velites、羅馬弓箭兵(Roman Archers)。
對日耳曼人戰爭期間,馬略全面完成了軍事改革。募兵制的實行,不僅擴大了兵源而且使公民兵變成了職業軍隊,加之國家配備的武器規格一致,軍隊能得到長期正規訓練,大大提高了作戰效能。在迎擊日耳曼人途中,馬略毫不放鬆軍隊訓練,讓士兵背負行囊.長途行軍,為了保證供應,他還組織軍隊修建運河,使士兵習慣於土方工作。擴大了的戰術單位軍團人數由4,200人增加到6,000人。軍事改革提高了羅馬軍隊的戰鬥力,使馬略勝利地結束對基姆伯爾人和特烏托涅斯人的戰爭。與此同時,羅馬政府還調動這支軍隊鎮壓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隸起義。事實證明,馬略的軍事改革l對於鎮壓奴隸,維護奴隸制國家確有實際效果。
馬略的軍事成就,從他個人來說,是和他在治軍和指揮作戰方面的才能分不開的。他深知羅馬軍隊的墮落,紀律的敗壞,特別重視軍紀的整頓。馬略治軍,貴在身體力行,雖然當了統帥,仍舊能與士兵一樣過艱難的生活,親自挖掘壕溝,建造營寨。他賞罰分明,但看功過,不問親疏。這些作風使他深受士兵擁戴,士兵們都樂於服從他的命令。馬略十分重視軍隊的給養和士兵的訓練,沒有充分的準備和訓練,決不輕易投入戰鬥。儘管他天性粗魯急躁,在戰場上卻表現出極有耐心,遭遇敵人從不匆促應戰。必待士兵們具有充沛旺盛的鬥志時,方才抓住有利時機進行決戰。
馬略的軍事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產生巨大的影響。軍事改革部分地解決了小農破產後謀求生路的問題,有利於加強羅馬國家機器和社會的安定。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民使士兵與生產完全失去聯繫,服役期長達16年,變成了職業軍隊。這些職業軍人在戰時依靠軍餉和掠獲物,戰後則有希望分得土地,他們有著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變成了一支政治力量。同時,軍事改革改變了士兵和統帥的關係,士兵們戰時擁護使他們獲得勝利和財富的統帥,在戰後則支持統帥爭奪新戰爭的指揮權和為他們爭取份地。統帥因此也就完全可以利用聽從他指揮的軍隊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此,羅馬政治鬥爭出現了新的因素,即軍隊參預政治,政治鬥爭帶上鮮明的軍事色彩。
回顧馬略一生活動,明顯看出可分為兩個不同階段。
公元前二世紀末,對外戰爭的需要使馬略在軍事活動中充分顯露其才能,使羅馬國家兩次擺脫危機,從而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和榮譽。
進入公元前一世紀后,馬略幾乎沒有機會從事軍事活動,主要投身於政治鬥爭,其間幾經起落,並不顧利。同他傑出的軍事才能相比,他在政治上則不夠堅定和果斷,在政治鬥爭中必得依傍他人,不能獨立行動,更不能審時度勢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付諸實現。到了晚年,更是表現出偏狹和報復心理,為強烈的虛榮心和權力欲所驅使。
但總的來說,馬略一生站在改革派立場推進了羅馬社會的發展,有功於羅馬奴隸制國家。特別是他開創的軍事改革,振興了國家實力,加強了羅馬國家機器,促進了共和向帝制的轉化。實際上,在馬略時代已經出現“三頭政治”和“獨裁製”的兆頭,只是出於條件尚未成熟,不曾正式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