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

中國古代兵制之一。春秋吳起簡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傳統徵發形式組建了列國的第一隻特種精銳部隊——武卒。從前，春秋時代，徵兵工作主要面向城市戶口，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農村徵兵工作也有聲有色了，但征來的人沒工資，還得自己解決武器和糧食。有時候打仗打到半道，天轉冷了，還得自己寫信給老家，讓老娘給做冬衣，讓老爹給送過來，真是賠本又賠命啊。打完仗，征來的兵員摸摸腦袋如果還在的話，就各回各家繼續從事鄉間勞動。戰場上的事，好像夢一場，只把那黃沙戰血染過的武器藏在地窖里，希望再也不要拿出來用它。吳起改革了這傳統的徵兵制，他以苛刻的篩選標準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吳起就發給他們工資，成為職業軍人，而不是臨時徵發打完仗就回家。這些人放下手中的農活出來扛戟，相當於找到一份長期工作，不但拿薪水，還“一人入伍，全家光榮”：全家免去徭役賦稅，還賜給土地房屋。

唐朝初期實行府兵制來徵集管理軍隊。但到了唐玄宗後期，府兵制遭到了嚴重破壞。唐初規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隨著唐朝中期之後邊患增加，用兵不斷，戍期延長，加上腐敗日益嚴重，邊將侵吞士兵財物，強迫士兵為自己服苦役，因此無人願當府兵。天寶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衝府已經無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徵發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邊地少量募兵，自玄宗時開始盛行，開元年間，京師宿衛、邊鎮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俱為募兵充任。

這種“募兵制”的選兵標準很高，要求全副三層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脛甲”。當時沒有褲子，人們下身是裙子——對於軍人來說就是裙狀的皮革“股甲”。裙子裡邊光著大腿，從膝蓋以下有半截褲筒似的脛衣套在小腿上——脛衣是由從前遠古時代的綁腿進化來的，以後將繼續向上擴張成為褲子(但當時還沒有褲子，只是小腿上的脛衣)，對於軍人來講小腿上的脛衣就是皮革的“脛甲”。穿好這上身甲、股甲、脛甲三層衣甲，腦袋上再著胄(青銅頭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帶劍，裹三日之糧，負重奔跑，由拂曉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應徵人伍。（當時的一百里相當現在的41.5公里）

“募兵制”選出的人叫做“武卒”，錄取之後按各人特長進行編隊，職責與武器各有序列。吳起採取由單兵到多兵、分隊到合成的循序漸進的訓練方法，使武卒完全脫離生產，專心操演，成為“常備兵”，明顯不同於過於業餘兼職的“徵發兵”，是一種史無先例的創舉，開後代募兵制的先河。這些職業化的軍人，驍勇善戰，立了功還有賞爵和田地。

自光武帝劉秀實行罷兵政策后，東漢的兵役制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秦及西漢的普遍徵兵制逐漸取消，代之以募兵制的盛行。東漢無論中央軍，還是地方臨時組建的軍隊或長期屯兵，大多採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營、長安營、雍營、漁陽營等，其士卒均系召募而來。

東漢的募兵制與西漢有很大區別。西漢募兵制是作為徵兵制的輔助和補充，召募的士兵為數不多，但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精勇之士，戰鬥中往往以一當十，戰鬥力極強。而東漢的兵役制度由於以募兵製為主要形式，對於應募對象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複雜，多以社會散閑人員、無業遊民為主，也有農民、商賈、少數民族男子，甚至還有死刑囚徒，如度遼營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這些人組成的軍隊素質低、戰鬥力差，而且軍紀敗壞。

東漢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財物誘引。最先採用這種手段的是光武帝劉秀。劉秀初起兵時，因兵少問策於任光，任光建議道：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①。這種思想，影響了東漢歷代統治者，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應募當兵，他們往往支持、縱容兵卒劫掠財物。而許多應募從軍者，也往往意在掠奪他人財物，而無心作戰。

如此，募兵雖多，但戰鬥力也可想而知了。

東漢募兵的其他手段，還有以免除賦役為條件召募士卒的。如東漢末軍閥混戰時，孫策初入江東，即以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為條件募兵2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①。

東漢時期，由於豪強地主土地兼并極為嚴重、造成大量農民破產，社會上出現為數眾多、無所歸依的流民，為了生存，他們往往自托於營伍，走當兵吃糧之路，這樣也為募兵制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證。

東漢募兵戰鬥力差，除成分複雜、素質低、軍紀敗壞等原因外，還有，募兵制往往是應急性臨時招兵，士卒平日未經軍事訓練，不習騎射，長期屯兵雖為職業軍人，但終身從軍，當兵時間很長，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②，這樣使軍中存在著大量病老羸弱之卒，戰鬥力自然日趨低下。由於上述原因，東漢的軍隊無論對外族作戰，還是對內鎮壓反抗，常常勝少負多，每戰常負，王旅不振③。

東漢募兵制的盛行，最嚴重的弊病是為地方軍閥的武裝割據提供了方便。東漢前期，中央集權有所加強，地方官吏擁兵不多，募兵須由中央下令。

中期以後，隨著皇權的衰落、募兵制的發展，各地軍政長官紛紛自行召募士兵，組建軍隊，到東漢末，這些軍隊均成為他們自己的私家武裝，使之得以割據稱雄。

與此同時，各地的豪強地主也趁機大肆發展自己的私家武裝。豪強地主組織私家武裝，早在新莽時就出現了。當時為了抗拒農民起義軍，各地豪強地主以軍事編製部勒所屬的宗族、賓客、子弟和依附農民，組成私人家兵--部曲，或築壘自保，或騷擾鄉里，或擁漢反新。劉秀起家的基本骨幹多系南陽、河北擁有私兵的豪強地主，如劉植、耿純等，他們加入劉秀的軍隊后，仍保有原來的部曲，死後則由其子繼統營眾。東漢建立后，劉秀以優厚的政治、經濟待遇，換取這些功臣放棄軍權，解散舊部。對其餘各地的私人武裝，劉秀採取武力鎮壓與安撫並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漸轉入隱蔽、非常設的形式。

如豪強地主在自己的田莊中，於每年春秋，青黃不接或寒冬將至時，召集依附農民，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①。這種非常設定期召集的私兵，由於在維持封建統治秩序，實現國家鎮壓方面具有一定的補充作用，因而得到了東漢政府的默許。有時甚至准許地主官僚將其家兵組成正式軍隊出外作戰，如靈帝時，交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②，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朱　任交阯刺史，即從本郡簡募家兵從征，會同其他部隊，旬月盡定③。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爆發時，官軍兵源、軍費均告匱乏，戰鬥力又差，無力鎮壓這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於是東漢政府允許各地豪強組織私人武裝，投入鎮壓，從此豪強地主的家兵成為公開的常設的有組織的私人軍隊，它們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黃巾起義被鎮壓下去以後，它們迅速轉為中央集權的對立面，成為軍閥割據混戰所依據的重要武裝力量。

自唐五代以後，募兵製取代徵兵制，為封建時代兵制的一大變革。唐玄宗為增強軍事力量，實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由國家招募丁男當兵，供給衣食，免征賦役。這就減輕了農民的兵役負擔，節省了府兵往來與路途的消耗，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封建國家也得以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不過，募兵制的士兵以當兵為職業，將領長期統帥一支軍隊，兵將之間有了隸屬關係，導致軍閥的形成。

招兵的主要體格標準是身長，還須檢查跑跳動作和視力。宋太祖趙匡胤最早將強壯的軍士選充“兵樣”，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標兵。后又改置“等長杖”，按身長尺寸招兵，各種番號的禁兵、廂兵等，身長標準也各有等差。招募為兵者，必須在臉、臂或手部刺字，以防逃亡，這是當兵的恥辱標記。軍士由一支軍隊轉換另一支軍隊，也須改刺番號。刺字完畢，則發放衣鞋、錢幣等，稱“招刺利物”。宋朝儘管設置等長杖，而實際招募時，也可明令降低身長標準。至於官吏在招兵時，以老弱病患者濫充強壯者，更是屢見不鮮。

宋朝對各級禁兵、廂兵將士，屯駐大軍將士等，都發放軍俸。軍俸級別極為複雜，既有官兵差別，官與兵又各有等差，因各地幣制、物價等差異，又形成地區差別。軍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錢、月糧和春冬衣。此外，還有郊祀賞賜、特支錢、雪寒錢、柴炭錢、銀鞋錢、薪水錢，因立戰功等原因而頒發的軍賞，往沿邊或外地出戌時發放領取錢米的口券，此類固定性或臨時性的補助，名目繁多，難以悉數。宋朝軍士大都攜帶家眷，居住兵營。一般情況，上等禁兵的收入可維持全家溫飽，而廂兵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加之軍官經常欺壓和奴役軍士，剋扣薪餉，使很多軍士生計艱窘，不得不兼營他業，因而嚴重影響宋軍的戰鬥力。軍士逃亡和反抗事件也層出不窮。

宋朝對各級軍士每年或不定期地實行揀選。壯健驍勇的軍士可由廂兵升禁兵，禁兵中的下、中、上等兵直至皇帝近衛班直亦可依次升遷。不合格的軍士則須降低軍種和軍級。老弱殘疾的軍士，可充當“小分”或“剩員”，領取一半軍俸，擔任軍中各種雜役，也可削除軍籍，回鄉務農，或任便居止。但揀選制往往徒具形式，並不認真執行。

因招刺太濫，揀選不實，訓練頗差，使宋軍維持一支素質甚差的龐大隊伍，巨額的軍費開支，常佔據宋朝財政支出的十分之七八，造成嚴重的財政危機，大大加重人民的稅役負擔。大量軍士脫離農業，造成農業勞動力的短缺，影響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甚至出現了肥沃農田大量拋荒的嚴重後果。

(王曾瑜)

遼清寧四年(1058)三月，募天德、東勝等處武健者從軍。天慶八年(1118)，置怨軍八營兩萬八千餘人，皆系招募而來。金代亦有招募軍士之舉。

元明兩代，軍戶是軍隊的主要成分，但募兵依然存在。元初平江南，曾招募勇士組成答剌罕軍。答剌罕，意即自在，許以軍前所掠人口財物，歸其自有。后該軍解散，眾兵四齣剽掠。至元十七年(1280)，令江、淮諸路復招集答剌罕軍。直到元代末年，曾在各處多次招募軍士。明建文年間，朱棣起兵“靖難”，曾募北平、保定、永平三府民為軍。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罷。明景帝即位后，明軍主力因土木之變喪失殆盡，故四齣招募天下義兵。以後凡缺兵員，往往用募兵之法補充。此舉雖增加了軍費負擔，但招募之兵戰鬥力遠較軍戶為高。如戚繼光募兵所建之戚家軍，俞大猷募兵所建之俞家軍，都堪稱勁旅。

清末新建陸軍時(見新軍)，即實行募兵制，要求應募者年齡在二十至二十五歲之間，身高四尺八寸以上，五官端正，體質強壯，沒有犯罪記錄，且須報明三代以內家人的情況。以後，民國時期，軍隊亦多系招募而來。

天寶年間，鎮守京師的彍騎多招募市井無賴為兵，軍中腐敗叢生，戰鬥力低下。地方團結兵缺少財政支持，裝備差，數量少。唯有邊鎮軍力強大。唐初全國府兵68萬，京師附近便有26萬。而天寶元年（742年），全國軍隊57萬，邊地竟有49萬。《資治通鑒》記載，“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

專設將領統兵雖然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但使士兵只知將帥，不知朝廷。募兵逐漸成為了將領的私人軍隊。邊鎮的節度使更掌握了駐地的民政、財賦、刑法權力，逐漸脫離中央，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安史之亂中的安祿山便是如此發展而來。

此外，募兵的軍器衣糧由國家供給，增加了國家的軍費開支和財政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