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邁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翌年6月，19歲的孔邁與幾個同學與父母不辭而別，懷著報效祖國的壯志豪情，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途經香港時，他在自己一張7寸黑白相片背面寫上了自己的誓言：“父親母親，祖國正處危亡之時，把我獻給祖國吧！”並託人把相片轉交給尚在印尼的父母，從此，他與父母一別成永訣。

1938年7月7日，孔邁歷經風險與挫折，到達漢口，經八路軍漢口辦事處介紹，北上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報告，9月，他光榮參加中國共產黨。

1945年，孔邁被調到新華社膠東分社《大眾報》社任編委、採訪科長，開始了他的新聞工作生涯。他深入到反掃蕩、反封鎖第一線，採訪膠東軍民堅持敵後抗日的英勇事迹。有一次，他到大澤軍分區司令部駐地採訪，正逢鬼子出來掃蕩，看到鬼子不斷踩響民兵埋設的地雷，他便寫了《大澤山民兵地雷戰粉碎敵人掃蕩》的通訊，刊發在《大眾報》上，該期報紙至今還陳列在北京抗日鬥爭展覽館里。解放戰爭初期，孔邁被派到新華社華東野戰軍分社第九縱隊擔任支社社長兼《勝利報》社長。渡江前夕，他又被調到新華社第三野戰軍九兵團分社任社長兼《長江報》社長。渡江戰爭中，他首先是一名衝鋒陷陣的戰士，在戰士間隙時間，他總是蹲在戰壕里搶時趕寫新聞稿件。在戰爭時代，他多次中彈負傷，萬幸的是每次都能大難不死。

新中國成立之後，外交工作迅猛發展。孔邁是歸僑，英文基礎十分紮實，又是一名久經考驗的新聞工作者，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因此他於1954年被派往印度新德里擔任首席記者，和妻子徐力舟一同踏上漫長的駐外工作之路。其時駐外人員少、任務重，記者必須具備“多功能”才華：既要採訪、編稿，還要譯電、發稿，孔邁是首席記者，任務就更加繁重了。在印度的4年裡，他出色地完成了周恩來、宋慶齡、賀龍和葉劍英、郭沫若、鄭振鐸、茅盾等率領的各代表團訪問印度的報道任務，還有幸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教誨。那是1956年周恩來總理訪印時，孔邁始終跟隨在總理身邊採訪，有一次在交談中周總理突然問他：“你和美國記者有接觸嗎？”他一下愣住了，因為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他雖然多次在外交場合與美國記者相遇，但鑒於中美關係不敢接觸，因此一時語塞。這時，周總理和顏悅色地對他說：“小孔啊，你不要有思想顧慮嘛，可以大膽接觸，大膽工作！”說完，周總理輕輕拍了拍孔邁的肩膀，投來了親切、信任和期望的眼光。此後，他始終以周總理的這個教誨勉勵自己，在新德里克服了重重困難，采寫了大量報道，特別是有些內參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高度重視，為新中國外交工作的決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1960年，中國和古巴建交后，孔邁調往哈拉那分社任社長。那時古巴獨立不久，隨時會有突發事件。1961年4月17日凌晨3時，他忽接到古巴《今日報》社長電話，告知“美國雇傭軍在吉隆灣登陸，卡斯特羅已親臨前線”的消息，孔邁立即起草急電向國內報告，並在取得採訪通行證后立即驅車趕到吉隆灣，拍到古巴軍民消滅敵人的圖片，立即把底片和新聞稿發回總社，由總社以最快速度向全世界發送，打破了美國及其西方輿論的新聞封鎖及對古巴的誣衊。

1979年，孔邁調任日本東京分社任社長。1982年回國，1983年調任廣播電影電視部秘書長兼中國唱片總公司董事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三屆理事會書記處書記，先後率領代表團出訪菲律賓、泰國、尼泊爾、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為促進中國與上述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1986年，孔邁夫婦雙雙離休。1999年他80周歲生日時，新華社、廣電部、人民日報社等有關領導在小範圍內為他舉辦了一個溫馨的茶話會，慶祝他80歲生日。他感慨地說：“我的同學、同鄉和親人，有的在抗日時期慘遭日寇殺害，與我一起回歸祖國參加革命的十有七八犧牲在戰場，想想他們，我沒有理由為我的一點工作成績而驕傲，只有把畢生的全部獻給祖國，我才會心安。”

晚年，由於身上彈痕創傷，孔邁身體比較虛弱，經常住院療養。期間，他十分關心家鄉普寧的發展變化，2003年專門委託兒子孔泉（原外交部部長助理，現任駐法國外交大使）夫婦來到普寧南城村尋根問祖，並叮嚀孔泉從南城帶去一瓶井水和一撮鄉土。

逝世前夕，他用蒼老的雙手，顫抖著寫下一首詩：“蕉風椰雨思報國，萬水千山只等閑；五洲四海坎坷路，吉它雖老不斷弦。”孔邁用畢生的實踐，踐行了“把自己獻給祖國”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