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遭遇

《北京文學》2011年第3期刊載

《中篇小說選刊》2011年第3期

《小說月報》2011年第5期轉載

陳應松

當代作家，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出版有長篇小說《獵人峰》、《到天邊收割》、《魂不守舍》、《失語的村莊》、《別讓我感動》，小說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叢書——陳應松小說》、《陳應松作品精選》、《巨獸》、《獃頭獃腦的春天》、《暗殺者的後代》、《太平狗》、《松鴉為什麼鳴叫》、《狂犬事件》、《馬嘶嶺血案》、《豹子最後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星空下的火車》、隨筆集《世紀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鎮逝水錄》、詩集《夢遊的歌手》等30多部，《陳應松文集》6卷。

他憑藉對文學理解的定力，藉助生活所賜予的情感財富，做出的令人信服的回答。這回答直指當下文學界的孱弱、蒼白、自戀和封閉，也直指我們的浮躁、惶恐，直指我們遠離生活，蹉跎歲月，使文學人生“安樂死”的嚴峻。他的實踐和思考，不僅足以使我們感到震撼，而且足以使更多的同行深思。

下崗職工刁有福的酒廠被淹，又被參股人暴打，壞掉了一顆腎，他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上訪之路。沒有想到的是，一個簡單的事情越來越複雜，令人瞠目結舌……

直面生活現實，剖析生存真相——評陳應松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

文/陳勁松

1956年的最後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前蘇聯黨報《真理報》連載了一篇題為《一個人的遭遇》的小說，作者是寫過《靜靜的頓河》的肖洛霍夫。55年後，一個名叫陳應松的中國作家，發表了一篇同題小說《一個人的遭遇》（《北京文學》2011年第3期刊載，《中篇小說選刊》2011年第3期、《小說月報》2011年第5期轉載）。作者陳應松是否讀過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並因此受到啟發，我無從得知。但兩者卻給我帶來了同樣的閱讀思考，那就是，在劇變的時代面前，處境卑微的個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運？歷史的洪流是否將一切不幸與苦難都衝到了弱小者的身邊？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有著極其相似的寫作指向：以寫實的手法，描述普通人充滿艱辛、不幸和眼淚的真實生活。

英國作家狄更斯曾在其小說《雙城記》開篇寫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今天的中國，一定程度上也正處於狄更斯所說的那樣一個時代。欣欣向榮的背後，光明與黑暗同在，繁華和墮落共生，真實同虛偽並存。面對這樣一個時代，文學何為？作家何為？陳應松認為，“生在這個時代，作為作家，他必須將自己交給與現實有關的一切。……作家在無可奈何的仇恨和慾望中，在身不由己的職業活動中，與現實擁抱在一起。”[1]這無疑告訴我們，優秀作家的代表作，與時代、人心和現實存在，不應抱有故意或無意的疏遠與隔離，而要直面和深入。誠如批評家謝有順所說：“一個作家，如果他的寫作沒有對現實境遇的捲入和挺進，就意味著他未曾完成對存在的領會。”[2]《一個人的遭遇》讓我看到了作家陳應松的確“與現實擁抱在一起”，他的文學姿態也的確是“對現實境遇的捲入和挺進”。

一直以來，從《松鴉為什麼鳴叫》到《馬嘶嶺血案》再到《一個人的遭遇》，陳應松的寫作始終保持著思想與精神的可貴品質，分享著底層人民和弱勢群體內心承受的深重苦難。他不啻做這個時代真的猛士，搖旗吶喊，奮勇前行，猶如魯迅所說，還“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他的文字，充滿正義，富有鐵骨；蘊含力量，貫注思考。殘酷里包裹柔軟，深刻中透出悲憫。真實而又豐沉，複雜而又豐厚。在豐富的內容表達中，塑造出豐滿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以無比真實的表現手法，刻畫了一個來自底層的上訪人物刁有福。刁有福名不副實，名為有福實則無福。小說開頭就將他置於命運的多舛之中：從國有酒廠下崗后的刁有福，自己開了個小酒坊。然而一場大水，把什麼都淹沒了。兩個參股人以為他耍賴，將他狠狠地揍了一頓。這兩個人，一個是他舅舅，一個是他母親。他的不幸遭遇，由此開始。隨後，厄運接二連三地到來。去醫院診治時壞掉了一顆腎，輸血卻染上了乙肝，遭母親與舅舅毒打反被他們登報說“養兒不孝，母遭子打”。於是，他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上訪之路。想不到的是，一件看似簡單的事情越來越複雜。信訪局建議他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卻因法院的袒護和草率輸掉了官司。自己的事情還沒有眉目，他又陰差陽錯地被選為上訪代表，為以前廠里的下崗工人替天行道。在刁有福看來，當地政府部門的不作為讓他“必須上訪，必須還咱們下崗職工一個公道，解決生存問題。上訪就是把咱們的實情遞上去，讓上面知道，上訪就是陳情，把問題搞清楚。上訪就是給大夥一條活路。”就這樣，他只好一路去省里、進京城上訪。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公道，不是活路，而是屢上訪屢被遣返，落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場。更可氣的是，遍體鱗傷的他最後還以妨礙公務罪被判入獄兩年半。出獄后，他仍然想去上訪。可是，刁有福去工人家裡，也沒有什麼人響應。“大家看著他拄拐棍，風都吹得倒的樣子，口裡說你為大夥吃了苦，都有點避他。”連自己的妹妹也不留他吃飯，因為他有肝病，讓他治好了再來。那一刻，刁有福面對茫茫大湖只想哭。倔強的他，決心要為自己討個公道。一番折騰后，當地信訪局迫於上面的壓力，部分地答應了他的要求。

小說的震撼力無疑是強大的。原生態的小說語言和敘述方式，讓我感到壓抑。從來都在寫底層的陳應松，在《一個人的遭遇》中寫出了殘酷的生活現實，揭示了當代中國人的生存處境和生存真相。刁有福的不幸遭遇，豈止是他一個人的遭遇？放眼當下，還有多少刁有福們，曾經遭受過、正在經受著、將要經歷著同樣的不幸？小說中的刁有福，自己下崗了，想憑藉一點技能再混點生活，卻處處碰壁。平時的刁有福，不說話，懶得說，因為“跟這個世界也沒什麼好說的。”他就當自己是只螞蟻，因為“他們那麼龐大，我這麼弱小。”“苦難”一直是陳應松文學寫作的關鍵詞。在這部小說中，他以無比真實的向下姿態，敘寫出底層人的生存狀態。刁有福的遭遇固然只是個人遭遇，但舉一反三，由點及面，誰能說這背後牽扯到的，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刁有福的那些下崗工友們，現在都沒有單位，日子過得苦巴巴的，“有的擺地攤，有的賣菜，有的撿破爛，還有的像他這樣，回到過去的老家鄉下，沒田沒地，比農民還不如，農民還有幾畝地可耕。”有些人病死了，有些人自殺了，家庭的幸福遠去了。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與此相反的是，“法官太輕率……隨意性太大，又袒護報紙。”而派出所警察先生們包括各主管部門推脫責任的最拿手一句話就是：建議你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不干他的事了。難怪刁有福百般無奈之下想走極端。小說中，他和信訪局官員的一段對話發人深思：“當你說我是刁民的時候，你中午有人請，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請你洗腳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說不定用去了兩三個避孕套。可我中餐還沒著落，頂多找個路邊攤吃碗面。還沒有家可回，兒子不知在哪裡。你兒子已經找好了單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談女朋友，幾十萬的結婚錢已給兒子媳婦留好了。我身無分文。你說這刁民誰願意做？……”一個真正的作家，須臾不要忘記，文學除了敘寫個人的悲歡，還應關注“他人的痛苦”；除了表達一己之私的生活經驗，更應關注廣大世界的生存境遇。說到底，“寫小說不是為了講述生活，而是為了改造生活，給生活補充一些東西。”[3]以此觀照《一個人的遭遇》，其悲憫情懷是顯而易見的。

小說結局耐人尋味：信訪局這次不僅讓刁有福過足住院的癮，還答應了他不少條件，譬如解決他的生活問題，幫他兒子安排工作，貸款五萬元給他恢復生產。於是，刁有福拿貸款的五萬元回到村裡，想繼續養豬搞酒坊。兒子、妹妹、斷了六根肋骨的前妻、前妻的弟弟重新回到他身邊。“生活似乎又開始了。”讀到這裡，我那顆沉重已久的心稍微舒緩，眼前彷彿出現了童話故事裡常見的一幕：從此，刁有福和他的家人（就像王子和灰姑娘）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過於天真，還是作家出於某種眾所周知的原因，對小說刻意加上了一條光明的尾巴。或許，寫慣了死亡的陳應松，此時面對刁有福也心有戚戚，充滿矛盾。遭遇了那麼多苦難的刁有福，無疑代表了千千萬萬掙扎於底層的普羅大眾，若他面臨的唯有死亡，那餘下的普羅大眾將情何以堪？苦心孤詣的陳應松，面對底層的殘忍和疼痛，雖有悲憫之心卻無改變之力。事實上，他和廣大讀者一樣，並不能為刁有福他們找到一條更好的生存出路，但他在思考著，探索著，嘗試著。刁有福在絕望之後放棄了上訪，他的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歸於平靜。在這場“個人”與“體制”的較量中，刁有福獲得了最後的“勝利”。然而，這顯然不過是表面現象。兩者和諧的背後，以刁有福的沉痛遭遇為代價。小說中，信訪局的人曾對刁有福說：“政府和百姓都要互相體諒。你們不能提到當官的就都姓貪，官員們不能提到老百姓就都姓刁。現在官民之間的誤會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只是，這種誤會的根源又在哪裡呢？我以為，不找到誤會的根源，誤會的化解不過是官員們或者老百姓的一廂情願。

在作家陳應松看來，“小說應該用充滿寓言意味的語言來表現具有強烈現場感的、真實的生活，要使小說充滿著力量。小說一定要強烈，對現代麻痹的讀者要造成強烈的刺激。一定要複雜，不能單薄，要豐厚、豐富、豐滿、豐沉，所謂‘四豐’。要真實，令人感動，還要讓人疼痛！”[4]《一個人的遭遇》既是他上述小說觀的寫作實踐，也是其具體表現。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可讀出強烈的生活真實感、現場感，充滿力量，蘊含複雜，讓人疼痛。他還認為，“文學創造的激情來自於憤怒、警醒和不滿。”正是這種憤怒、警醒和不滿，讓他一直試圖貼近底層，關懷人性，表達悲憫，也讓我在他的小說中，充分領會到文學的神聖和藝術的尊嚴，充分感知到文學的骨氣與小說的精神。批評家謝有順曾說：“這些年來，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但我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並帶著希望的寫作……很多的小說，都成了無關痛癢的竊竊私語，或者成了一種供人娛樂的膚淺讀物，它不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絕說出任何一種有痛感的經驗。”[5]一個文學寫作者，倘若沒有開闊的胸襟，沒有悲憫的情懷，沒有高遠的文學抱負，沒有堅定的文學信念，是決然寫不出觸動靈魂、讓人有痛感的作品來的。當我理解了陳應松的小說觀，看到了他為此所作的努力，並讀到了他的《一個人的遭遇》時，我堅信，無論時代的風貌如何變遷，也不管文學的氣息怎樣流轉，必定還會有一些作家，以直面現實、正視苦難、深入真相的勇氣和自覺，義無反顧地擔當起引領時代精神走向的開掘者，且用他們的良知和道義，喚醒我們的悲憫之心，拯救我們的迷途之魂。

[1]陳應松。與文學有關的幾個詞[J].長江文藝,2008(6).

[2]謝有順.此時的事物[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60.

[3][秘魯]巴爾加斯·略薩.謊言中的真實[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72.

[4]周新民，陳應松。尋找精神存在的方式[J].文學界·專輯版,2011(2).

[5]謝有順.文學的常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48-249.

（來源：新華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