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

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到1925年蘇聯的經濟基本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蘇聯現代工業還比較落後，鋼鐵、電力生產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汽車、飛機製造、化學合成、大型機器設備製造（發電站成套設備、自動生產線設備）等等最新的大工業幾乎一片空白。到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全國只有不到三萬輛拖拉機，99%的耕種要靠畜力和人力來完成。如果蘇聯在此時遇到帝國主義集團的侵略，蘇聯當時的工業水平和生產能力是不能保衛蘇維埃政權的。20世紀20年代中期，西方各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恢復過來，各主要工業國家的工業生產總值都達到或超過一戰前水平。尤其是美國經濟空前繁榮，一些歐美經濟學家稱資本主義已消滅了貧困，空前的繁榮讓他們充滿信心，並繼續封鎖蘇聯經濟。蘇聯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紅色孤島。更加嚴重的問題是：蘇聯缺乏工程技術人員和科研人員，勞動者的素質也不高。到1927年，蘇聯還有50%的文盲。國防力量還較為薄弱。紅軍的武器裝備現代化程度和軍事指揮能力、各兵種協同能力不足以保衛社會主義蘇聯。斯大林為首的共產黨敏銳地意識到：不搞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蘇聯的國民經濟就上不去，特別是如果重工業和國防工業落後的話，蘇聯就必然被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打敗。

為使蘇聯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1927年12月聯共(布)召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制訂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年)的指示。黨中央責成古比雪夫領導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作。1929年4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和同年5月召開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批准了“一五”計劃方案。1928年底，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同時拿出最低和最佳兩個方案供選擇，兩個方案內容基本相同，區別在於最佳方案比最低方案各項經濟指標高出20%。斯大林力主採納最佳方案作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這個人類歷史上首個五年計劃的實施面臨巨大的困難。西方有的媒體認為“蘇聯的五年計劃是紅色夢想家的空想”。但是蘇聯人民高度的共產主義精神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於由1928年10月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宏偉藍圖，激勵起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熱情的勞動積極性，成為推動經濟建設的強大動力。1929年3月，列寧格勒“紅色維堡工廠”的工人們在《真理報》上下戰書，向全國工廠倡議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迅速得到全國各地廣大工人的響應，掀起了工廠之間、車間之間聲勢浩大、持續深入的勞動競賽熱潮。1929年4月在聯共(布)中央號召下，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全面展開。1931年，斯大林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號召幹部、群眾努力學習，精通技術。經過蘇聯人民艱苦奮鬥，1933年1月，蘇聯政府宣布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9個月完成。

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內，蘇聯建成了1500多個現代化技術裝備的大型工業企業，在蘇聯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拖拉機、飛機製造、汽車、重型機械、機床製造、化學合成工業、精密儀器製造等新興的工業部門。1932年的工業產值是1913年的234.5%。其中，機器製造業產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1932年蘇聯的發電量達到173億千瓦時。1929年開工建設的第聶伯河水電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蘇聯的發電量比1913年增加了6倍。蘇聯的石油、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產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農業機器增加了4.5倍。國民經濟各部門所需要的裝備大部分都能在本國製造了。蘇聯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克拉瑪托爾斯克建成了規模巨大的重型機械廠。在斯大林格勒歐洲最大的拖拉機廠於1929年破土動工，1932年第一期工程建成。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由1928年的48%上長為70.7%；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的比重也由計劃1927年的60.5比39.5，變成46.6比53.4。整個國民收入從1928年的244億盧布增加到1932年的455億盧布，增長了68%。蘇聯初步改變了長期以來落後的農業國的面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增長幅度之大，超過了同期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但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最佳方案的許多重要產品的計劃沒有能夠完成，許多新建成的大型企業，由於不懂得管理和技術工人和工程師嚴重缺乏，生產能力沒有發揮出來，比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1932年3月一期工程投產時每天才能生產3台拖拉機，1934年才達到一天生產68台，勉強達到設計水平。

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之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大危機爆發了。從1929年10月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一場嚴重的經濟大危機。它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全球，襲擊了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危機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巨大災難，但是，它卻給蘇聯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時機。蘇聯利用西方迫切需要向外國輸出資本、技術和尋找擺脫危機出路的有利時機，大量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技術人員和資金，在各主要工業部門建立了一大批骨幹企業，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這時，歐美的資本、技術和人才，開始轉移到蘇聯尋找出路。全球最大的移民國家——美國，也第一次出現向外移民的傾向，先後有10萬美國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申請移居蘇聯。蘇聯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是以當時世界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美國鋼鐵公司的格里工廠為模型設計的。蘇聯最大的第聶伯河水電站是引進美國技術設備，僱用美國技術專家，於1933年建成的。著名的高爾基汽車廠是30年代初由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援建的新廠。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是整套建於美國，再拆運至蘇聯的，哈爾科夫拖拉機廠設備是德國和美國製造的，並由美國人擔任建設總工程師。在飛機和發動機的生產方面，美國供應蘇聯飛機或飛機附件，並給予技術援助。1931年蘇聯購買的機器設備約佔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1/3，1932年上升50%左右。

農業社會主義集體化的曲折探索

蘇聯在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同時，在農村發動組織了農業集體化運動。1929年上半年，斯大林視察農村，要求加快對個體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此後，中伏爾加邊區的黨政領導提出要迅速把全地區變成全盤集體化，並著手大規模組建集體農莊。只二個月時間，就組建起500個集體農莊，全地區62%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在斯大林提議和主持下要求馬上在全國範圍開展全盤集體化運動。

一場大規模的集體化運動很快席捲全國農村，集體化農戶佔總農戶數的比例逐日上升，僅兩個月時間就有一千萬農戶加入了集體農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50%。在全盤集體化高潮中，各地不同程度出現偏差，如片面追求速度、數量和提高公有化程度，強迫實行住宅、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等等。對富農的政策也急劇向“左”轉。斯大林在《紅星報》上發表文章，提出“目前黨在農村中的政策，是從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舊政策，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方面的轉變。”一場暴風雨般的消滅富農階級的運動在全國掀起。凡是被劃為富農的，地方政權機關立即沒收其財產，將他們“掃地出門”。

1930年和1931年，全國有6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有52.5萬富農被強迫遷往西伯利亞、烏拉爾、北部邊區。到1932年底，富農作為一階級已被消滅了。集體農莊運動的強制性做法和過火行為，引起農民普遍不滿。農民紛紛濫宰牲畜、家禽，以免被充公或被劃為富農。1929年—1930年，全國約有一半以上的馬匹被屠宰，約三分之一的豬、羊被宰掉。有些地方農民甚至用暴力手段對抗工作隊。千百萬封發自全國各地的信飛到莫斯科，表示抱怨和抗議。斯大林的親信奧爾忠尼啟則過去在許多問題上同斯大林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場。他到各地農村考察后，對集體農莊運動提出了不同看法，對斯大林觸動很大，加上其他中央委員的意見，令斯大林認真總結反思。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勝利沖昏頭腦》一文，批評全盤集體化運動中違反農民自願原則的過火行為，嚴厲指出：“某些同志被勝利沖昏頭腦，失去了理智和冷靜的眼光。我指的不僅是地方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省委工作人員和個別中央委員。”3月4日，蘇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決議，決議要求堅決制止用威脅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禁止強制性的實行住宅、小牲畜、家禽、自用產乳牲畜的公有化，重申集體農莊只能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可是，在糾正過火行為中，出現了大規模退社的浪潮。到1930年6月，留在集體農莊的農戶由原先的1400萬戶降為630萬戶，佔總農戶數的比例由60%降23.4%。這時，斯大林眼看大批農民退出集體農莊，心焦如焚。在1930年6月底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他改變了幾個月前的態度，在政治報告中又提出了“你是支持還是反對集體化運動”的問題，提出要同時在城鄉向資本主義成份展開全線進攻，促使個體農民聯合成集體農莊。1930年秋，集體農莊運動又重新大規模展開。至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佔全國總農戶數的93%，集體化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的99.1%，全蘇已基本上實現了農業集體化。蘇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過程中，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方向是正確的。無產階級在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后，應引導、幫助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貫思想。

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雖然有偏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它卻把幾千年來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經濟基礎；它基本上解決了多年來困擾蘇維埃政權的商品糧供應問題，並為農業機械化創造了條件，為國家工業化的資金積累作出了貢獻；它還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係和階級結構，為蘇維埃政權在農村提供了基礎。但是，斯大林片面地認為農業集體化的公有製成份越高越接近社會主義，他按照計劃經濟和產品經濟的思路去組織和管理體農莊，搞統一經營、統購統銷，否定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忽視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打擊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致使農業生產力遭受損害。蘇聯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由於政府嚴厲的行政命令和採取半軍事化手段，激化了與富農階級的矛盾，蘇聯農村出現了劇烈地階級鬥爭和社會對抗。無產階級專政濫用，從斯大林到基層幹部的思維都是將一切矛盾歸為敵我矛盾，打擊和懲治是嚴厲的剛性的，結果造成蘇聯農業生產遭到破壞，這樣的教訓值得汲取。

1932－1933年烏克蘭和南俄等產糧區糧食歉收，而蘇聯政府仍然繼續征糧，烏克蘭地區農村的階級矛盾尖銳，蘇聯政府強硬的流放打擊富農，再加上強迫命令，農村形勢動蕩。而蘇聯政府採取了“無產階級專政式”的作法，農村中對抗集體化政策的富農和民族主義分子遭到鎮壓，嚴重的被處決。但是劇烈地政治鬥爭的結果是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再加上1932－1933年烏克蘭遭受嚴重的乾旱，形成了烏克蘭大飢荒。蘇聯地方政府隱瞞實情，等到斯大林等中央委員知道情況后，深感情況的嚴峻，1933年春末，才調集了35萬噸糧食救援飢荒地區。根據西方學者的估計大飢荒造成200－400萬人死亡。造成飢荒的原因既有蘇聯地方政府幹部的嚴重錯誤，也有天災的重要因素，更有斯大林激進式的集體化政策的嚴重後果。

生活的改善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大工業的職工人數由1928年的310萬，增長到1932年的650萬，增加1倍多。超額完成計劃57%。國民收入1932年增加到450億盧布，比1928年增加85%。職工的全年平均工資比1928年增長68%，超額完成18%。職工的社保金額1932年為41.2億盧布，是1928年的3倍，超額111%。但是農民的收入總體處於停滯水平，這是政策折騰造的結果。據美國世界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學會推算，1928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315億美元，人均為190美元。（2005美元）；1932年增長到578億美元，人均341美元。蘇聯的教育迅速普及，1932年識字人口達到90%，在校小學生1910萬，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6%。蘇聯在西伯利亞、遠東等偏遠落後地區大力進行教育投資改造，普及七年義務教育。亞洲小學兒童入學率由1928年的54.7%提高到92.5%。歐洲地區兒童入學率達到了98%以上。中學生的人數1932年是580萬。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由16.7萬增長到52萬。五年計劃為國家輸送了18萬名專家，廣大工人農民享受免費的小學至大學教育。蘇聯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和國民素質極大的提升。1927年之後，黨中央加強了社會風氣和各級黨團員和領導幹部的思想道德和作風建設，蘇聯幾乎消滅了賣淫、賭博現象。黑幫絕跡，犯罪率由1919年的十萬分之三百七十五，下降為十萬分之三十九。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嶄新的社會呈現出巨大的優越性。蘇聯農民的實際生活狀況比1928年之前惡化了。農民的利益收到了損害。1928年之前，蘇聯歐洲部分農民的生活水平和優越程度，比許多工人好許多。但是1932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就好於農民了。城鄉差異大、工業與農業的不協調發展，不注意保護農民的民生是蘇聯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