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大飢荒

當代學者大多贊同這樣的觀點，即烏克蘭大飢荒是在斯大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飢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在烏克蘭，這次飢荒有時被認為是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烏克蘭歷史學家說，根據已經解密的檔案資料，烏克蘭大飢荒的主要責任者之一、當時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維肯季耶維奇·科西奧爾在1930年夏季當地一次共產黨幹部會議上下達指示說，烏克蘭農民不願意同蘇聯政權合作，試圖扼殺蘇聯政權，但蘇聯共產黨政權的敵人打錯了算盤，共產黨幹部的任務就是要到烏克蘭農村中收繳藏匿的糧食，讓農民們也嘗嘗飢餓的滋味。

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他們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因此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穫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在禁止農民佔有收穫的糧食后，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根據《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一書，從1933年起，蘇聯官方用了新的糧食統計手段，不用實際收到穀倉里的數字，而用“生物學產量”，極端誇大農田的產量，目的是作為定量強迫集體農莊多交糧食。以致於30、40年代的蘇聯農業產量超出了任何外國專家的想象。蘇聯專家到了50年代都試圖在研究的時候糾正30年代到40年代的數字。

這幾項懲罰性措施實施數月後，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飢荒現象。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飢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飢荒的程度。與此同時，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烏克蘭大飢荒的倖存者說，在1932年到1933年大飢荒達到高峰時，烏克蘭農村中甚至出現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再食用的事件。

1933年冬和1934年春，烏克蘭氣候條件轉好，1934年農業收穫量有所提高，烏克蘭飢荒狀況逐漸消失。

在當代烏克蘭的各種宣傳媒介中，烏克蘭在飢荒中的死亡人數有時達到700萬、1000萬，甚至1500萬。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在一次公開講話中甚至宣布，飢荒時期烏克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居民。在俄羅斯，蘇聯解體前後就有研究者開始統計1932—1933年飢荒中的死亡人數。近年來，隨著檔案文獻和各種統計資料的公布，一些學者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數字。如，有研究者提出，蘇聯當時總的死亡人數有200—300萬，烏克蘭的死亡人數應在100—200萬之間。

也有研究者認為，蘇聯1932—1933年飢荒總的死亡人數是700—1000萬，烏克蘭的死亡人數為290—350萬。還有人提出蘇聯飢荒總的死亡人數是400—700萬，其中烏克蘭人有300萬的說法。最新數字是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科茲洛夫提出的，他認為，蘇聯1932—1933年飢荒中的總死亡人數不少於700萬，其中烏克蘭人有300—350萬。這個數字基本上與俄羅斯官方公布的數字是一致的。一般來說，後幾個數字在學界得到了更多的認可。

由於缺乏官方統計數字，死於烏克蘭大飢荒的人數只能進行估算，具體人數在250萬到480萬之間。除了飢餓外，缺乏營養、抵抗力下降后導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傷寒和傷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烏克蘭人，4.5%是俄羅斯人，1.4%為猶太人，1.1%為波蘭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白俄羅斯人、匈牙利人、伏爾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死於烏克蘭大飢荒。

除了飢荒外，1932年到1933年，蘇聯還對抱有民族主義觀點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進行了清洗。

在蘇聯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中，這場飢荒的情況都“被小心掩蓋”起來。事實真相首先在西方被揭開：20世紀40年代中期，一些流亡到美國和加拿大的烏克蘭僑民首先提出了30年代初發生在烏克蘭的飢荒問題。自那時起，每隔一段時間，西方就出版一些有關烏克蘭1932—1933年飢荒的研究著作。1983年是飢荒發生50周年，美國和加拿大先後出現了一批有關1932—1933年飢荒的文章和論著，主要研究者有詹姆斯·美斯、羅伯特·康奎斯特等。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拉開序幕，尤其是80年代後期揭露“歷史空白點”，在烏克蘭，許多鄉鎮和城市開始了紀念飢荒死難者的活動，如編寫死難的同鄉名冊，建造紀念標誌等。1990年，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公布了一些與1932—1933年飢荒相關的檔案，烏克蘭“大飢荒”這一歷史問題正式出現在烏克蘭政論界與學術界。蘇聯解體后，烏克蘭學界與政論界一度把這個問題的研究提到了比較高的程度。一些學者和政論家如С.庫里奇茨基、В.馬洛奇克、Е.沙塔林等都出版了專著，把這場飢荒作為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件來研究。

在飢荒的發生原因上，20世紀40—70年代西方研究1932—1933年蘇聯飢荒的論著中，多把飢荒說成是蘇聯高層有計劃的活動，目的是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消滅烏克蘭人。到了80年代，詹姆斯·美斯、羅伯特·康奎斯特等西方研究者在著作中把飢荒與蘇聯的民族政策緊密聯繫在一起，認為飢荒是蘇聯領導人為種族滅絕烏克蘭人，最終征服烏克蘭而製造的。他們的觀點得到С.庫里奇茨基等烏克蘭研究者的肯定，並繼而提出，烏克蘭“大飢荒”的發生“不是不明原因的偶然現象，而是飢荒恐怖，以及種族滅絕政策和極權主義措施造成的後果”，旨在種族滅絕烏克蘭人。

烏克蘭獨立后，烏克蘭政治家和學者指出1932年——1933年大飢荒是蘇聯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

2003年10月，烏克蘭大飢荒紀念委員會在義大利維亞琴察舉行會議並簽署聲明，要求義大利政府和歐洲議會承認烏克蘭大飢荒是針對烏克蘭民族的有計劃的種族滅絕。

烏克蘭國會和許多國家的烏克蘭人社團對普利策獎委員會發出呼籲，要求其撤消1932年頒發給《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沃特·杜蘭蒂的獎項。沃特·杜蘭蒂因對蘇聯五年計劃的系列報道而獲得了該獎，但是他在明知烏克蘭發生大飢荒的情況下仍對全世界隱瞞了這一慘劇的真相，並且在報道中宣稱“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飢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

2002年初，烏克蘭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關飢荒的 秘密文件。烏克蘭總統庫奇馬也簽署法令，將11月22日定為“飢荒紀念日”。

2006年11月25日，烏克蘭各城市下半旗，並在國旗上纏上黑絲帶，向大飢荒的死難者致哀。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和議會議長莫羅茲主持了大飢荒紀念館的奠基儀式，並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燭光哀悼活動。全烏克蘭的電視台和電台停止播放娛樂節目。

2014年11月22日，烏克蘭民眾在基輔舉行儀式紀念烏克蘭大飢荒81周年，追悼遇難者。烏克蘭總統彼得·波羅申科及妻子出席紀念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