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會

博源基金會，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

博源基金會以推動學術及政策研究為目標，著眼於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及國際關係領域內的中長期問題。博源基金會倡導多學科交流，通過疏理問題、建立框架和尋求共識來促進國內外學界，政府部門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間的對話。博源基金會提倡研究的創新模式，願為國內外各領域有識之士探索、研究重大課題搭建平台，提供資金支援和相關服務。

基金會的活動包括：組織、支援研究課題，召集年度論壇，組織年度專題講座及出版專著及論文集等。基金會以自己組織參與研究課題為主，同時也向外部研究機構及個人提供經費，資助符合基金會研究方向的課題。

博源基金會理事會由國際知名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何迪，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高西慶，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集團主席、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Scowcroft），瑞銀副主席、前歐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Brittan）,前瑞銀亞太地區主席譚信樂（RoryTapner），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委員會成員、?豐投資亞洲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史美倫（LauraCha）。

顧問委員會成員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陳小魯，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衣錫群，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王波明，前瑞銀投資銀行亞洲區主席賀利華（RodneyWard），銀監會首席顧問、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袁明，新世界中國實業專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紀文鳳。

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觀濤，復旦大學新經濟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瑞銀全球新興市場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遜（JonathanAnderson），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總幹事：何迪

理事會成員：

中國：秦曉、何迪、吳曉靈、高西慶、汪建熙、李劍閣、曹遠征

中國香港：史美倫

美國：BrentScowcroft

歐盟：RoryTapner、LeonBrittan

執行委員會成員：

秦曉、何迪、汪建熙

顧問委員會成員：

衣錫群、陳小魯、王波明、袁明、許善達、梁愛詩、紀文鳳、RodneyWard、易綱、金耀基、沈聯濤、任志剛、吳敬璉、章百家

學術委員會成員：

周其仁、JonathanAnderson、許小年、史正富、王緝思、金觀濤、曹遠征、高全喜、丁學良、馬駿、何東

法律顧問：

張毅

資金管理顧問：

田溯寧、蔣小明

博源基金會財務主管：

趙潔

博源基金會投資委員會：

汪建熙、蔣小明、朱俊偉、周舸、姜建

“博源基金”致力於研究“當代中國問題”。其使命是在實證的基礎上，運用規範的學術方法對中國近三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制度結構和國際環境變遷做出理論解釋和評價，並探討未來三十年中國發展的走向和路徑選擇。

我們認為“當代中國問題”可以表述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即從一個前現代性（傳統）社會轉變到一個現代性社會。這一轉型自晚清始已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哈貝馬斯)。重新提出這一目標，並有序地推進這一進程關乎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是對政治家、社會精英和民眾的社會歷史責任感的呼喚。

在關於“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中，“現代化”是一個更為普遍使用的主題詞。在這一敘事版本中“當代中國問題”被視為一個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進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成為這一進程的主線，而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發展則被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派生的、最終由經濟決定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用“現代性”而不是“現代化”來表述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因為儘管兩者之間有同一性，但又有著不同的含義。“現代性”是指歐洲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等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現代文明秩序；而“現代化”在中國的語境中主要是指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為“民富國強”。“現代性”和“現代化”構成了中國一百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兩個不同主調的“雙重變奏曲”(李澤厚)，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前者總是被後者所淹沒。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解讀和闡述，使之提升成為廣大民眾所認同的價值觀。“以人為本”不應理解為“民生”的同義詞，首先要以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本，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秩序才能達到社會的和諧。作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撐，否則要麼淪為空泛的口號，要麼變成利益集團獲取“正當性”(韋伯)的工具。

“博源基金”秉承科學精神，倡導開放、包容的學術文化。

1、科學精神如陳寅恪所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文化將“士”與“大夫”合為一體，沒有真正形成獨立、自由的學者群體。八十年代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對中國的經濟體改革達成共識，學者由此進入體制，研究也趨於政策導向。近年來許多學者抱怨被排除在體制外，政府在做重大決策時沒有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我認為八十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在常態下政府和學術界應既相互獨立又能產生良性互動，學者應有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應遵循科學、民主的決策程式和更大的包容性。

2、開放和包容是學術研究應倡導的文化。開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種意識形態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陳雲)。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見而障目，理性對待不同的觀點。研究的過程也是學習、交流、比較、思考的過程，只有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學精神得以發揚。

“博源基金”有志於建立一個學術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疏理問題、建立框架、尋求共識，以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

學術方法的基本要義是遵循規範、注重實證。

規範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為一個分析框架，它包括：確定研究的問題和目標、界定初始狀態和約束條件、設定假設條件、尋找影響研究對象的相關因素及其互動關係、選擇最優結果並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規範性研究方法也是一個內在邏輯一致性的演繹過程。

實證研究通過觀察和處理研究對象在現實中的變化，歸納出它的規律性（如回歸分析或數理統計）。與規範研究不同，實證研究不預設假設條件，由此可能因資訊噪音而失真，也可能發現了規範研究中假設條件或結論的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對規範研究的補充和修正。如因影響因素太多，難以界定和取捨，不能建立規範的分析框架，則要藉助實證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對規範性研究的替代。無論是補充、修正還是替代，實證研究作為學術研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在近年來受到更多的認同和重視。

在方法論上，我們還應摒棄一些錯誤的習慣性思維。

一是“決定論”和“主要矛盾論”。矛盾的雙方是一種狀態依存的關係，在互動中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任何一方的狀態變化勢必影響到另一方。一方主導或決定另一方只是特定條件下的暫時現象，條件變了就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經濟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即是“決定論”的典型，其影響不只表現在學術研究上，也反映在理念和政策上。如用現代化代替現代性、重科學輕人文、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概緣於此。

“主要矛盾論”也是一種“決定論”。在常態下，任何一個事物的存在狀態和變化都受到諸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就構成了一個多元互動的系統。“主要矛盾論”則把事物之間的關係簡單看作為一環決定一環的“因果鏈”。在這種思想方法指導下，必然是顧此失彼，為改善一個因素而付出了惡化諸多因素的代價。只有通過建立分析框架，把握各種因素間的互動關係，才能找到最優的或代價最小的解決方案。

二是“崇尚理想模式”。研究的目標不是通過“宏大敘事”構建理想模式，因為它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也不是簡單地移植別人的模式，因為離開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難以建立和運行，弄桔成枳就是這個道理。研究的目標應是尋求比現實中的制度安排更優、更好的替代方案，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優、好不是沒有缺陷、沒有代價而是沒有替代的選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失衡和過熱是一個需要調整和改善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大背景是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消費需求和中國城鎮化提供的就業供給的接合；這一格局和趨勢會長期存在。離開這個背景，試圖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解決失衡是脫離現實的，理性的選擇應是減少失衡的代價而不是尋求理想狀態的平衡。

社會變遷是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約束下的路徑依賴和制度創新的過程。要想知道中國向何處去必須搞清楚中國從哪裡來。中國社會轉型的研究只有立足於“此岸”，揭示社會形態下面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利益結構，才能確立“彼岸”並找到連接傳統與未來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