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風流

故事發生在1944年的聖誕節，一批左派知識精英聚集在一起歡度抗敵勝利后的第一個節日，準備迎接新世界的到來與自己生活的新起點。這是一批上流社會精英，他們中有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小說家與劇作家、名記者、報刊主筆、聲名遠揚的醫生。但是，他們立刻感受到了戰爭帶來的創傷。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滿目凄涼的國度。事實上，不僅法國，歐洲其他國家也一樣處在濃雲籠罩下。在這樣一個灰色的年代里，這批“名士”們一邊行動，一邊思索，一邊奮鬥，同時也感到深深的困惑。

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誰都不知道自己的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未來混沌不清。就連這樣一批社會知識精英也陷入似乎不該陷入的失敗和消沉。但是即便如此，他們從來也沒有喪失過理想和激情。他們一直在奮鬥著，不甘碌碌無為，甚至寧可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在嚴峻的現實世界中，明知自己作為一介書生人微言輕。卻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價值觀，重視自己的職責，即便是選擇了一條看不到前途的道路，也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最後。主人公迪布勒伊為了爭取和平，反對戰爭，又滿懷熱情地到處發表演說；亨利也放棄了逃到義大利去隱居的計劃，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納迪娜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玩世不恭，開始積極生活；安娜也及時回頭。出發到生活中去尋求新的意義。但是全書仍然是以“誰知道呢”、“誰知道呢”這兩個疑問句作為結束，折射出了這批知識精英無法解開的迷茫。

早在《第二性》中，西蒙在性問題上就已經批判了把理應建立在自發感情衝擊基礎上的交流變成了權利與義務的婚姻制度，認為要求被社會與道德的實際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終生都能互相給予對方以肉體快樂是絕頂荒謬的”。《名士風流》出版於《第二性》發表五年之後，正是延續她《第二性》中的思想觀點。

《名士風流》在相當的程度上帶有自傳的性質。西蒙花費了相當筆墨來敘述女主人安娜和一位年輕美國軍官從相識到相愛到分手的幾乎所有細節，基本上都是波伏娃本人的生活經歷。在安娜身上，明顯地凝聚了西蒙的心理感受，安娜與美國軍官的愛情故事，就是西蒙·德·波伏娃從1947年到1950年與美國作家納爾遜·奧爾格倫之戀的藝術加工和藝術升華。不過，和西蒙的實際生活不同的是：小說中的女主角是已婚的，而且還有個成年的女兒。

迪布勒伊

迪布勒伊名聲響亮，早已是知名的作家與思想家，被視為一代人的精神領袖、引路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開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納粹德國的鬥爭，成為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與政治家，但也是從那時起，他的作家生涯就告一段落。戰後，他該如何自我選擇，是從新作為一個作家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還是在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國內外政治大格局中去堅持自己的政治道路。他選擇了後者，致力於組織一個與法國共產黨聯合但又要保持自己獨立性的左派，而當他犧牲了作家的生涯成功地組織起“革命解放聯合會”這樣一個獨立的左派組織時，他在那個無情的大政治格局中就受到了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沉重壓力、完全陷入不能自已、無能為力的尷尬局面，由此，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在迷茫困頓中得出了“無所作為”的結論。與此同時，他的家庭又面臨著支離破碎的局面：女兒的難以挽救的精神危機與年青妻子在感情生活中的巨大危險。

亨利

亨利也是一個早已成名的作家，既是迪布勒伊的朋友，也是他在事業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在戰後現實面前的困惑感與迷茫感較迪布勒伊更為突出，不論是在他個人感情生活方面、在他的文學創作方面，還是在他的社會政治活動方面都是如此。與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波爾對他那種自作多情的愛，已使他深感膩煩與束縛，甚至一心要放棄舒適的家庭生活去換取單身漢清苦的自由，但這個簡單的願望竟那樣難以實現。在創作上，他決心在原來成功的基礎上再接再勵，寫一部適於戰後時代的“歡快的小說”，然而，這樣一部小說他卻遲遲寫不出來。在社會生活與事業上所遇到的矛盾‘與壓力則更為嚴重，他多年來苦心經營的一家卓有聲譽的報紙，在迪布勒伊的堅持下，放棄了中間偏左的立場，進一步左傾，成為了“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機關報，由此，卻帶來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後果：原來的讀者群的丟失、經費的困難、左右兩方面的壓力、資助者的要挾。在這種困窘的境況中，他疲於奔命。

安娜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個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個持恆寧靜的化身，不論現實世界發生多麼大的變故，她仍然在職業與家庭的正常軌道上習慣地運行，是盡職的專家，是愛丈夫、操持家務的主婦，是關心女兒的慈母，然而，在戰後的這個時期里，她身上卻產生了與原來為他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個性的覺醒，產生了作為一個長期與年長的丈夫缺少肉體之愛的成熟婦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兩次外遇，特別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個的身心，幾乎使她脫離自己長期以來的生活軌道與心理軌道，幾乎摧毀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撐點，最後，還幾乎使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

樊尚，報社裡一個充滿了活力的編輯兼記者，左派知識界中的憤怒青年，他懷著戰爭時期積累難消的仇恨，像一頭盲目的憤怒的野牛一樣亂闖，對那些他認為在戰時有附敵行為的人進行恐怖的暗殺懲處活動，自以為是主持正義，但同時老要提心弔膽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貝爾

朗貝爾，報社裡又一個青年編輯兼記者，他頗具才華，也有上進心與正義感，但他老是一付“困惑的面孔”，對自己想作的一切都沒有把握，顧慮重重，猶疑不決，需要別人幫他作出決斷，在複雜的現實中，他終於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納迪娜

納迪娜，迪布勒伊與安娜的女兒，她曾經有過純真的少女時代，但戰爭在她心靈上造成的創傷使她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活目標的人，她像一隻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蕩，從這個學科轉到另一種職業，從這一個男人的床上轉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更令人憂慮的是她那看起來似乎已經沒有救藥的精神危機，她玩世不恭，對任何有價值的事物都採取嘲諷的態度，對任何意義都拒不承認。

通過迪布伊勒對失敗的總結，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小說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政治鬥爭中的道路與作用的問題。知識分子在階級、黨派、陣營對峙的條件下能保持獨立與自由嗎？能作為超然的中間力量發揮作用嗎？能作為絕對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會現實認可嗎？能開闢出第三條道路通往理想社會嗎？這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西蒙娜·德·波伏瓦讓她的一代精英懷著這樣一個善良願望與天真幻想投入嚴峻的現實社會，讓他們碰壁，讓他們感到尷尬、陷入困頓，從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這一批企圖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獨立路線的知識分子，無一不嘗到了這種獨立路線帶給他們的苦果。

朗貝爾這樣抱怨說：“對於左派來說，我過份反共，對於右派來說，我過份親共”，“獨立左派”的領袖迪布勒伊雖然一再明確表明與法共的區別但卻被右派當作“危險的共產黨人”而加以中傷與攻擊，雖然他主觀上要與法共採取聯合行動、並且決不作任何有損社會主義國家的事情，但卻受到來自左的方面的種種批判:“與共產黨爭奪群眾、分化左派力量”、“把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陳舊的道德標準混為一談”，“是華爾街的走卒”，等等。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強烈、更徹底地保持自己的獨立與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實的教訓也更為嚴酷，雖然他從來都有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雖然他主觀上要錄自己在蘇聯集中營問題上從嚴格核實與調查事實出發，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雖然他在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中力求帶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準確而有分寸，但文章一發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樣的右派、反動派與保守資產者的喝采，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來自右翼的社會浪潮卷了過去，幾乎成為了這個他從不屑於為伍的右派社會中的一員，幾乎整個沉淪下去。事實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確產生了他過去難以想像的污點，只是他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變化，迅速回頭轉向，才免於自己進一步的淪落。小說人物的所有這些狀態與變化，都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作為“既不揭示什麼，也不鼓動什麼”、“僅僅作為一個見證”而展示出來的，但實際上其中卻蘊含著一種真理，那就是社會階級鬥爭中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存在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在這種歷史必然性面前，這些左傾知識分子要求獨立自由的路線，只可能落得悲劇的下場，迪布勒伊與亨利正是“歷史必然性的無可指責的受害者”。這是西蒙娜·德·波伏瓦這部小說的主要內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義。

小說中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人物的愛情故事、特別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除了政治社會活動與個人事業外，愛情就要算這一批知識精英生活中的主要樂趣了。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馬燈式地走過好幾個女性：波爾、納迪娜、若賽特，最後又是納迪娜；納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滿了男人，從美國軍官到亨利、到朗貝爾，等等；安娜則一再到美國去敘私情，小說下卷幾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寫她這一場婚外戀。應該說，小說中的這些人物都是性開放主義者，他們對性愛的那種無所謂的自由隨便的態度著實令人驚訝。亨利作為一個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在報社眾目睽睽下公開帶著納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還得到了自己的“配偶”波爾的同意，他與若賽特的關係不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裡、而且在大庭廣眾的社交場合也毫無避諱。納迪娜與每一個男人的關係也都是公開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談到她與不同男人的性關係時，就像談普通家常一樣。而對安娜一再赴美國會情人，她的親友竟無一人有所在意。總之，在這部小說里，、兩性關係成為了普通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與異性作一次愛幾乎像與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樣普通，它不受社會規範、家庭關係的約束，既不存在當事人自己受貞操、節守、義務等觀念的煎熬，也沒有旁人以嫉妒來干擾。在兩性關係上，如果說性開放與傳統的性觀念的淡化是這些人物的第一種作風的話，那麼他們的第二種作風則是經常以性慾之愛作為目的，在這裡，幾乎每個人物在考慮自己與異性的關係時，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作愛”、“上床”，亨利與納迪娜、若賽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這一個正派的有身份的嚴肅人有夫之婦也是如此。儘管她與右翼作家斯克利亞西納在政治觀點與社會觀點上相左，有時還話不投機，但第一次與他在酒店會見時就發生了肉體關係。她在美國之行中，一直就懷著找一個情夫的意圖，為此，她主動地與菲利普、劉易斯兩個男子進行聯繫，與菲利普聯繫不成時，她竟感受到“肉體上的失望”，於是才轉向了劉易斯，並跑到芝加哥去會見他，早在與劉易斯成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預想著“跟劉易斯睡覺”了，只是當她與劉易斯第一次發生了肉體關係、性感全面復甦，“全然變成了另一個人”之後，她才在情愛上補了一課：感情上進入了充滿柔情、纏綿徘惻的真正戀愛。

這部小說有紀實的影子，當時歐洲文化圈中的活躍分子也許都可從中有所比照。比如羅貝爾可以對應為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薩特，劉易斯可以對應為作者的美國情人、作家阿爾戈倫，小說開篇獻詞即點明小說是獻給這位美國情人的。但是，作者還是運用小說寫作技巧，不斷變化人稱，變化敘述者的口吻，變化時間、空間，將全文十二章以交纏的形式展開，既有愛情線索的延續，比如亨利與波爾從熱戀到歇斯底里到相互怨恨的關係，羅貝爾與安娜持久、平靜的終身伴侶關係，劉易斯與安娜一見鍾情、無法廝守的愛情，又有對戰爭、對道德審判、對知識分子使命的反映、思考，比如樊尚對戰時投敵分子的暗殺行動，亨利與羅貝爾關於是否在《希望報》上披露現實弊端的爭論。

《名士風流》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小說。書中的知識分子人人精神空虛，感到現實難以捉摸，自我存在含義模糊，在這裡，荒誕的生存已經迷惘困惑到不知所歸了。

當代學者戶思社，孟長勇：小說把浪漫的愛情故事、犀利的政治論辯、存在主義的哲學思考以及明顯的自傳內容融於一爐，集中了波伏娃作品的所有特點，是對其創作風格的一個總結。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國哲學家、作家、女性主義者。

1908年生於法國巴黎，1929年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學位，並通過法國哲學教師資格考試。1945年與讓－保羅·薩特共同創辦《現代》雜誌，致力於推介存在主義觀點。1949年出版論著《第二性》，引起極大反響，成為女性主義的經典。1954年憑小說《名士風流》獲龔古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