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

在中國，20世紀中期前有兩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一次是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以當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為標誌，以陳獨秀、胡適之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近代西方先進思想的推動下，衝破了幾千年封建文化的牢籠，高喊“科學和民主”，開展新文化運動，推動著中國社會大改造。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進入了嶄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啟蒙運動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以勇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和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激烈姿態，對封建專制主義，封建倫理道德和封建迷信愚昧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喚醒了一代青年，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廣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

第二次是40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領導了這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衝破斯大林、共產國際及其中國代理人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想牢籠，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了毛澤東思想，從而指導了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決的是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問題，樹立了實踐標準的權威。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以突破“兩個凡是”的禁錮為主要目標，端正了思想路線，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根本方針政策。正是這鄧小平首倡“真理標準討論”，以解放思想的衝擊與震撼，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由教條回到了實踐；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由空想回到了科學；使我們對世界形勢的認識由對抗回到了緩和。沒有解放思想的啟蒙先導、撥亂反正，當今中國發生的一切歷史性變化都無從談起，都無從認識。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實際上解決的是對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傳統觀念的看法，樹立生產力的標準的權威，由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掀起的新時期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以突破凡事都問姓“社”姓“資”的禁錮為主要目標，以三個有利於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根本標準，解決了人們頭腦中的許多問號，衝破了人們頭腦中阻礙經濟發展的羈絆，成為我國經濟加速發展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的強大“推進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而且隨著人們思想的不斷解放，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規範，市場在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衝破了姓“公”姓“私”，衝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決了人們頭腦中的許多問號，一步步地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一起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共同為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做著貢獻。

黨的十六大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次思想大解放，是我們黨歷史上又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大會強調進行理論創新，這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是我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體現。大會強調“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以‘三個代表’為指導，與時俱進，開拓進取”，這表明我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堅持與發展的統一，是實事求是的。只有用聯繫的、發展的觀點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才能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制定出解決中國實踐問題的科學的路線、方針、政策，這為從根本上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傾向指明的方向，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統一了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