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羅菲姆·李森科
蘇聯生物學家、農學家
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俄語：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蘇聯生物學家、農學家，斯大林時代後期和赫魯曉夫時代蘇聯首席科學家，號稱“斯大林的科學紅衣主教”。1925年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后，在一個育種站工作。他堅持生物的獲得性遺傳，否定孟德爾的基於基因的遺傳學。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打擊學術上的反對者，使他的學說成了蘇聯生物遺傳學的主流。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任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1953年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路線，但繼續支持李森科。
1964年10日赫魯曉夫下台，蘇聯的生物界得以清除李森科的學說。但他在二十多年時間內藉助政治手段干預蘇聯學術領域，使得蘇聯在包括生物學、農學在內的多個領域遭受了毀滅性打擊，被稱為“三十年浩劫”。當西方開始嫻熟運用分子生物學時，蘇聯仍然停留在細胞遺傳學的時代。直至蘇聯解體，也未能恢復他們在這些領域的領先地位。甚至這種科學的統治對生命科學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殃及了所有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科學家的堅決抵製得以倖免。
李森科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后，在一個育種站工作。烏克蘭和亞塞拜然雖然地處較偏南方，但是冬季農作物也偶爾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威脅。1929年，李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里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稱為“春化處理”的育種法，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李森科誇大自己的發現是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為此，烏克蘭農業部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里，設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春化處理”在俄國的農業史上曾經有過，李森科對此給予了理論上的解釋。技術和理論，在指導農業生產上的價值與作用，需要由實踐來檢驗，而李森科推廣這種技術，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藉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
特羅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從1920年代後期繞開學術藉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面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儘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1931—1936）的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面臨噩運。穆勒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后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併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日丹諾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V. P. Efroimson）、留比曉夫（A. A. Liubishchev）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特羅菲姆·李森科和斯大林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以至於當時西方科學界不約而同地將“八月會議”同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的迫害等同起來。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1955年底，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要求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後，對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准。但是，由於赫魯曉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1958年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農業生物學兼評〈植物學雜誌〉的錯誤立場》的社論，指責《植物學雜誌》發起的那場論戰，錯誤地否定了李森科。蘇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赫魯曉夫還指令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重新設定一個委員會起草法令，規定蘇聯的所有生物學家必須以李森科為榜樣，面向生活，加強生物學同實踐的聯繫。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依靠政治手段獲得學術地位的李森科既然失去了政治靠山，那麼，他那憑藉政治手腕築構起來的學術權威也就在瞬間土崩瓦解了。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職務。這就宣布了李森科維持了多年的“科學”生命到此終結。
李森科一生，或許可以用1976年李森科去世后，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C.D.Darlington在《自然》上發表的訃告來定義。他在訃告中提出了一個問題：“李森科是騙子嗎？”
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在植物生理學上，他首先提出春化作用（Vernalization）的概念，並創立了階段發育理論；在遺傳學上進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創立了遺傳學中的米丘林學派；在農業生產上，發明和推廣了許多新技術，提高了產量和品質，比如二次大戰中，列寧格勒正吃緊的時候，李森科研究馬鈴薯，發明把其頂芽部分用來做種薯，其餘部分拿來食用，以緩解糧食的緊張；在生物進化方面，提出了一個關於物種形成的新見解。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
歷史的教訓在於給人類以教益。科學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陰影，這在今天仍然是人類的一項艱巨的任務。控制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的話提供了這一事件的反思：“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事實上，科學的存在和發展中一個永恆的問題是標準與創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學知識的出現必然形成相關的評判正誤的標準，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出現的過程就是對原有標準突破的過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標準的限制或壓制。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刻地反思兩種科學的悲劇：一種是推行錯誤的標準所導致的後果；另一種是肆意創新所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聶文濤面向基層醫院適宜技術培訓講演中說：人類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飲食標準（John rollo標準），到重新執行“高碳水化合物”標準（如北京協和醫院標準），這期間無數患者因為錯誤的糖尿病飲食治療進一步喪失了健康。醫學界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情況？該講演引發的強烈震動，正在於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科學倫理問題。
斯蒂芬·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原文中的兩段話：“（卡斯特里奧與加爾文）在這場戰爭中，存在著一個範圍大得多並且是永恆的生死攸關的問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確定自由和權力間的界標。因為，如果缺乏權力，自由就會退化為放縱，混亂隨之發生；另一方面，除非濟以自由，權力就會成為暴政。”這兩段話隱藏著這樣的意思：（1）應該給所有持異端見解的人證明自己的權利，或者說一切反對異端見解的人必須提供證據；（2）所有持異端見解的人都需要證明自己的正確，而無需在此之前抱怨社會的不理解。（3）所謂科學發展的意義，正在於改變人類原有的認識。因此，選擇錯誤是一種權利，否則就沒有科學探索的合理性。
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蘇聯1930—60年代的一種技術和理論研究體系。指的是在指導農業生產上不是依靠嚴格的科學實驗，卻是藉助於浮誇和弄虛作假。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學家的批評。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的認識越來越被人類所重視。特定的歷史條件、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等非科學因素對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所造成的制約和影響有時候是不容忽視的。在蘇聯科技史上發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科學與政治鬥爭、政治權威取代科學權威裁決科學論爭的可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