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

1805年7月29日，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出生於法國巴黎的一個古老貴族家庭，早年在梅斯就學，后赴巴黎法學院學習。

1827年，在取得法律的學位后，托克維爾獲得任命為凡爾賽法庭的實習文官。

1831年4月2日，與檢察官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一同到美國考察美國的刑法和監獄制度，1832年2月20日，返回勒阿弗爾。

1835年，發表《論美國的民主》。

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

1839年3月2日，當選了芒什省的議員。

1841年，年僅36歲的托克維爾當選為法蘭西語文學院院士，成為該學院最年輕的院士。

1841年和1846年，托克維爾兩次前往阿爾及利亞，幫助政府制定殖民政策。

1842年當選為芒什省的總參事。

1848年二月革命后當選國民議會的議員並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

1849年6月至10月間，擔任法國外交部的部長。

1851年12月2日拿破崙三世發動政變，下令解散國民議會。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對抗政變，被拿破崙以“叛國罪”為名逮捕。

1859年4月16日，托克維爾因肺結核病逝於法國戛納。

托克維爾的家庭是在諾曼底一處的地主貴族，當地許多地方都以托克維爾家庭為名。在取得法律的學位后，托克維爾獲得任命為凡爾賽法庭的實習文官。他在那裡認識了擔任檢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兩人成為了親密的好友，並且在之後合作寫下了許多著作。在1831年兩人被一同送到美國以考察美國的刑法和監獄制度。在這趟旅程中，他們兩人寫下了《論美國的形事制度及其對法國的應用》。

回到法國之後，托克維爾成為了一名律師，並且將他遊歷美國的見聞記載成書，於1835年發表了這本經典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這本書受到空前的好評，不久后也被譯為英文，使托克維爾在美法兩地都大為知名。這本書也成為社會學的早期模型，使他於1837年獲得了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榮譽軍團勳章）的殊榮，並且在1841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

1839年，他當選了芒什省的議員，並一直擔任這個職位到1851年為止。在議會裡，他大力替廢除主義和自由貿易的觀點辯護，他同時也支持路易·菲利普政權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化。除了美國之外，托克維爾還曾前往英格蘭考察，寫下了《Memoir on Pauperism》一書。

在1841年至1846年之間他也遊歷了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的第一趟旅程使他寫下了Travail sur l'Algérie，在書中他批評法國的殖民化模型。身為廢除主義者，他主張應以英國的非直接統治的模型來管理殖民地，而不是將不同的人口混合在一起。他甚至主張應該在歐洲殖民者與阿拉伯人之間實行種族分離，讓兩邊都有獨立的立法體制以實行自治（他的主張在半世紀后的1881年原住民法里被實行）。

在七月王朝於1848年的2月革命中垮台後，托克維爾於同年當選了國民議會的議員，他在議會裡參與了第二共和國新憲法的起草（1848－1851）。他也支持兩院制以及對共和國總統的選舉普選權，因為鄉村地區的廣大農業人口通常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場，能夠抗衡巴黎都市地區的勞工人口，以免巴黎市的革命情緒影響全國政治。

在第二共和國里，托克維爾與保守派的parti de l'Ordre結盟，對抗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工。在二月革命的騷亂后不久，他認為一場處於支持“民主和社會共和國”的勞工人口與由鄉村人口和貴族構成的保守派之間的血腥衝突是難以避免了。如同他所預見的，兩大社會群體間的緊繃關係最後爆發了1848年的6月大暴動。托克維爾選擇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Louis Eugène Cavaignac）將軍所領導的鎮暴行動，卡芬雅克最後宣布了緊急狀態並且暫時凍結了憲法的法條。儘管身為卡芬雅克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托克維爾仍然接受了奧迪隆·巴羅（Odilon Barrot）政府的邀請，在1849年6月至10月間擔任法國外交部的部長。由於與總統拿破崙三世理念不合，他在就任后數個月便辭職而去，但仍擔任國民議會議員。

托克維爾支持波旁王朝的複位，反對拿破崙家族的第二帝國（1851－1871）。他在1851年的總統選舉中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對抗拿破崙三世。在選舉之後，新當選的拿破崙於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下令解散國民議會。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對抗政變，被拿破崙以“叛國罪”為名逮捕。在遭拘禁一小段時間后托克維爾獲得釋放，接著他完全退出了政壇，與他的英裔妻子Marie Mottley一同隱居於鄉間的城堡（chateau de Tocqueville）。在那裡他也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在1856年出版了全書的第一卷，但在撰寫第二卷的期間因肺結核去世。

1．Du système pénitentaire aux É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 en France（1833年）—《論美國的刑事制度及其對法國的應用》，與古斯塔夫·德·博蒙合著

2．De la démocratie en Amerique（1835年/1840年）—《論美國的民主》

原本分為兩卷出版，第一卷在1835年，第二卷在1840年。其上卷的第一部分講述美國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對美國的民主進行社會學的分析。下卷分四個部分，以美國為背景發揮其政治哲學和政治社會學思想。並提出著名的多數人暴政理論。

3．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

該作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並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蕩愈演愈烈

4．托克維爾第二知名的著作：Recollections（1893年）—《回憶錄》

這是關於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的回憶錄，對其間許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利普、路易·拿破崙、阿道夫·梯也爾、路易·勃朗等）的評述十分尖銳，用語幾近刻薄。托克維爾生前從沒想過要將其公諸於世；在他死後他的妻子和古斯塔夫·德·博蒙將其出版。

5．Journey to America—《美國遊記》

托克維爾遊歷美國時的旅行遊記。

有完整出處的言論

節選自托克維爾名著中的經典言論：

一個政府，不管其性質如何，都要統治其被治者，以強其他們履行義務；它也要保護自己，以防止被治者侵犯。（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部第105頁）

在世界上，只有愛國主義或宗教能夠使全體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標前進。（同上105頁）

民主主義不但使每個人忘記了祖先，而且使每個人不顧後代，並與同時代人疏遠。它使每個人遇事總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後完全陷入內心的孤寂。（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部第627頁）

我只想用這些話證明，那些認為普選權能夠保證人們做出最佳選擇的人，完全是在幻想。（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二部分第五章“美國的民主政府”下小標題“人民的選擇和美國民主在這種選擇中的本能”）

我會毫不遲疑地說：在我看來，在指導國家的對外關係方面，民主政府絕對不如其他政府。（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部第五章“美國的民主政府”下小標題“美國民主處理國家對外事務的方法）

美國的政治結構，在我看來只是民主國家可以採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我並不認為它是民主國家應當建立的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因此，在說明美國人可從民主政府獲得什麼利益時，我決不斷言、也不認為類似的利益只能依靠同樣的一些法律來獲得。（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部第六章）

如果讀過我的這本書之後，斷定我寫此書的意圖，是讓已經具有民主的社會情況的國家全都仿效英裔美國人的法制和民情，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我決不認為，我們應當照抄美國提供的一切，照搬美國為達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部366~367頁）

我認為一個國家永遠不會讓公民享有政治結社的無限權利；我甚至懷疑，在任何國家，在任何時代，不對結社自由加以限制是明智之舉。（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部650頁）

輿論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難於駕馭的力量，因為無法說清它的界限，而且界限以內的危險，也總是不亞於界限以外的危險。（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八章“聯邦憲法”下小標題“最高法院在各州的大權中居於高位”）

不能否認，政治方面結社的無限自由，是一切自由當中最後獲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說這種自由沒有使人民陷入無政府狀態，也可以說它每時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這種狀態。（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同上章下小標題“聯邦制為什麼沒有擴展到所有國家和為什麼英裔美國人能夠採用它”）

對於拿破崙獨攬幾乎一切行政大權的行為既不必褒揚，又不必貶斥，因為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突然消失以後，這些權力便落到他的手裡。他當時拒絕這些權力和接受這些權力，幾乎是都同樣困難的。（出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冊第849頁）

外交不需要民主特質，它需要的是民主之外的東西。民主國家傾向於服從衝動而非謹慎，為滿足一時衝動而放棄長遠大計。法國大革命后，美國國內即表現了這種傾向；全賴華盛頓堅毅不屈的性格與他享有的威望，才阻止了國人群情激憤的冒失衝動，避免對英宣戰（因為當時美國無力挑釁，需要和平）。（《論美國的民主》）

沒有出處或待完善言論

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儘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與社會主義除了平等這一詞以外，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兩者間的差異：民主是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為了壓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

我會說當前世界上只剩下兩個偉大的國家——俄羅斯和美國；除了這兩個國家以外，其他所有國家似乎都已經面臨他們的極限，並且都只能試圖維持他們的力量，而他們的力量逐漸衰退的程度則是沒有底限的。

暴政可以在沒有信念的情況下進行統治，但自由則不能。

他們（皇帝們）經常濫用權力剝奪人民的財產和生命：他們其中幾個人的暴政也達到了空前的地步，但其數量依然不多……如果暴政是在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裡浮現，那它將會改變為另一副面貌；這樣的暴政將會更為廣泛、但卻同時帶有溫和的色彩，它將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卻不讓他們感覺半點痛苦。

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

我還不曉得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人民是如此的熱愛財富，而維持財富平等的理論則被人民所強烈藐視。

至於說到我，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可能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民主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並存的，你不可能將兩者混在一起。

所有希望摧毀民主國家的自由的人都該知道，發動戰爭是最快而又最可靠的手段。

美國之偉大不在於她比其他國家更為聰明，而在於她有更多能力修補自己犯下的錯誤。

一個美國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場賭注機會的遊戲一般、一場革命舞台、或一場戰役。

民主最重要的原則不在於應該消除龐大的財富，而是在於財富不應該聚集於同一個人手上。因此民主制度里會出現擁有龐大財富的有錢人，但他們本身無法構成一個社會階級。

如果想要獲得新聞自由所帶來的大量優點，我們也必須忍受它所創造出的各種邪惡……

在一個擁有集會自由的國家，秘密結社是不會出現的。美國擁有許多不同的團體派系，但卻沒有陰謀集團存在。

托克維爾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學家，一方面，他具有社會科學家所應有的冷靜、理性、客觀；同時，他又葆有著人文學者的那種熱情、理想與信念。他將二者很好的融合為了自身的學術氣質，這種氣質恰恰是許多只能執其一端的學人所缺乏的——或沉迷於工具理論而不問出路何在，或為宣揚個人理念而盲目事實。

托克維爾作為民主論的集大成者，始終無人能夠超越。沒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論述民主的優缺點；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現代社會平等的出現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托克維爾知道如何“權衡”；而他之後恐怕沒有人能更深入地闡釋了。

——美國著名作家、評論家約瑟夫·艾普斯坦

托克維爾關注的不只是權力，他有自己的道德遠景——這一遠景征服了眾多讀者——在托克維爾看來，真正自治的民主社會是一個崇高的理想，這樣的理想可以讓我們超越看似無可逃脫的現代生活的商業主義。

——牛津大學基布爾學院資深研究員拉里·西登托普

美國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維爾所擔心的“多數暴政”和“社會平庸化”，正是因為美國國父們將“托克維爾式的悲觀”融入了制憲時的考慮。

——學者、作家 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