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瑪

1931年9月14日，伊凡·克里瑪出生於捷克布拉格伊梵考德斯一個祖上具有猶太血統的富裕家庭之中。父親為電機工程師。

1939年，納粹佔領捷克，接下來的兩年中，克里瑪被禁止去上學，全家被迫穿上黃色六芒星，開始得知自己祖上具有猶太血統。

1941年，10歲的伊凡·克里瑪隨父母被關進納粹設立的泰里茨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三年時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祖父母的死亡，所有兒童時代的同伴都死於毒氣室。

1945年，蘇軍解放集中營，克里瑪及其家人均倖存。

1956年，克里瑪畢業於布拉格大學文學語言系，在一家出版社任編輯，同時開始小說和劇本的創作。

1958年，克里瑪迎娶了心理治療師海倫娜，他們生了兩個孩子邁克和漢娜，邁克是位報社編輯，漢娜是位藝術家。

1960 年，開始發表小說與戲劇。

1964 至 1968 年期間，伊凡·克里瑪主編捷克作家聯盟（the Czech Writer’s Union）的刊物。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克里瑪與其他作家一道抨擊了文化審查制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蘇軍進入捷克，克里瑪應邀去美國密蘇里大學做了一年訪問學者。

1969年，伊凡·克里瑪謝絕了朋友們的勸告回到捷克，隨即失去了工作。為了生計他做過救護員、送信員、勘測員等工作，同時作為自由撰稿人寫作。有20年時間他的作品在捷克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學（薩米亞特）”的形式在讀者中流傳。克里瑪經常被警察總局叫去談話，不過從來沒有被逮捕。

1989 年，發生的“天鵝絨革命”使伊凡·克里瑪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後他開始擔任國際筆會中心捷克分會主席，后改任副主席。他堅決地拒絕進入議會，拒絕任何行政職務，只當作家。

2002年，克里瑪獲得捷克共和國傑出貢獻獎章，此後又獲得“卡夫卡文學獎”，成為該獎的首位捷克藉獲獎者。

2009年，出版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

以上參考

伊凡·克里瑪的小說創作繼承了卡夫卡的主題：一個人的生活遭到侵犯，卻無力反抗；他即使躲避到性愛中，仍歸於失敗。他的小說題材廣泛，但基本著陸於性愛和社會兩大主題：在沒有了上帝的世界里，人的孤獨和人與人溝通的無望；另外便是個人與強大機構之間的衝突。在集權制度下寫作，文學成為生活和理想的捍衛，成為真理的一種表現形式。在特殊的表達中讓人感受人物苦澀的命運，感受苦澀生活里的慰藉與掙扎。克里瑪以自己的作品抗議生活的消極、無序、一成不變，探索男女愛情、婚外戀和死亡的關係，用意外的遭遇展示命運的不可預期。他倡導作為個人及公民的道德責任感、寬厚和人文的價值觀。他善於用紊亂的情愛去表現辛酸的現實，讓人慢慢品味其背後的荒謬。性愛作為個人存在的方式，成為躲避強悍制度、荒涼現實的最好庇護。

克里瑪的作品有兩個基本點：情慾和死亡。情慾是宣洩口，是真實生活和生活意義的具體體現，也是調劑品。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無數個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見面就做愛，做愛成為情人對話的特殊方式。死亡則是前提，是背景，是潛在的敵手，是壓艙物，也是悲觀或樂觀的最好理由，甚至還涉及到克里瑪最初的寫作動機：用創作來抗衡死亡，許多思考也都圍繞著這一前提展開。情慾與死亡兩個點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風貌，它們既互相依賴、互相襯托，又互相抵觸、互相瓦解，形成一種張力。

克里瑪體驗了納粹與蘇聯制度這兩次人類自由的毀滅。對他來說，現實比夢魘還要更富於想象，要在小說中寫出荒誕和無奈，如實地刻畫現實就足夠了。《我的初戀》與《一日情人》這幾部短篇小說集都表現了克里瑪的一貫主題：性愛與政治。在一個壓制人性的社會，每個人都被迫面對體制對生活的侵害與欺騙，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滿了種種謊言。《我的金飯碗》可以看作克里瑪在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諸如去郊外畫畫、傳遞禁書、參加考古隊、化裝舞會、充當快遞員、土地測量員等。就像小說的題目一樣，這些故事有著反諷的意味，雖然都是一些無事的麻煩，沒有恐怖殘忍的場面，但卻給人一種面對命運的無助感覺。極權並不總是一味板著殘忍的面孔，它也喜歡用無聊來消遣人。當局很清楚，人類尊嚴是極權制度的天敵。如果整個社會還保有尊嚴，極權制度連一天都維持不下去，所以當局才要用恐嚇來壓制人民的聲音。然而，對於克里瑪來說，他已經習慣了淡然處之。他把這種恐嚇視作荒誕，想要有尊嚴地生活，就必須戰勝恐懼。

克里瑪早期“地下文學（薩米亞特）”最重要的價值是有勇氣衝破檢查制度的高牆，表現出文學應有的尊嚴，即對人類自由精神的維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的幾部長篇小說，如《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仍然是一部關於逃跑的小說，邊界的主題再次出現。故事始於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通過穿插回憶，將極權體制下的生活與轉型后的生活聯繫在一起。由於每天都要應付被監視的生活，缺乏思考的時間，“地下文學（薩米亞特）”時期克里瑪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說，採用的多是新聞報道式的記事手法，似乎只是想要如實記錄下尋常遭遇，作為時代的見證。但由於太過於對自我日常生活的寫實，因而也缺乏有深度的刻畫。只是在捷克制度轉型后，克里瑪才有了充裕的時間和距離感，去思考制度與人性的關係。

克里瑪的風格是寫實的。他喜歡以“我”為題目，如“薩米亞特”時期的小說《我的初戀》、《我快樂的早晨》、《我的金飯碗》，以及捷克轉型后寫的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都是採用的第一人稱敘事。他更願意通過“原封不動地”描述一個個故事來呈現世界的悖謬和人性的錯綜。表面上“原封不動”，實則上卻有著對人生最精細的敏銳和最深切的感悟。他的那些有關愛情、婚姻、良知、忠誠和背叛、靈與肉等等主題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貼近讀者的心靈。

克里瑪不像昆德拉那樣講究作品的結構、形式和哲學意味，不像哈維爾那樣注重文學的使命、職責和鬥爭性，也不像赫拉巴爾那樣追求手法的創新和前衛；他顯然更看重質樸和自然，要在質樸和自然中貼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質。克里瑪的小說手法簡樸，敘事從容，語調平靜，講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體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韻味，是一種大劫大難、大徹大悟后的樸實、自然和平靜。克里瑪總是千方百計地隱藏自己，他誠懇地給讀者講幾個故事或一段生活，然後完全由讀者自己去回味、去琢磨。他能從第一刻就消除同讀者之間的距離，作品無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筆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極強的幽默感，有極強的忍耐力，喜歡尋歡作樂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沒有這樣的特性，一個弱小民族在長期的磨難中，恐怕早就消亡了。克里瑪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練就了一套應付生存的超級本領。

以上參考

一顆鮮為西方賞識的文學瑰寶……一位巔峰時期的捷克大師。——《波士頓環球報》

伊凡·克里瑪……四十年來一直在記述在廢墟和流沙中追尋幸福的故事……這些受過傷害的人閃耀出人性之光……脆弱而有瑕疵的人追逐他們不定性的渴望、扮演不光彩的英雄，直至最後一刻。——《紐約時報書評》

克里瑪先生所塑造的角色如此真實可信——充滿瑕疵、脆弱、迷茫、生活化。在他們取得真知灼見或終於能夠溝通彼此那一刻，我們由衷感到意義非凡。就像契訶夫，作家克里瑪先生有能力向我們展示平凡生活的不凡之處。——《華盛頓時報》

不輸於任何人，克里瑪重構了二十一世紀小說。巧妙結合了散文和小說的長處，他創造出具有莎劇人物般影響深遠的角色……《沒有聖人，沒有天使》是一部並不張揚的傑作。——湯姆·戴夫林《普羅維登斯報》

從壓抑舊制度下的生活，到自由新紀元下的問題和令人失望之處，克里瑪筆下的人物演繹貫穿了整個區間……克里瑪在探索過去的同時仍然聚焦當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