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1984年的世界被三個超級大國所瓜分——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三個國家之間的戰爭不斷，國家內部社會結構被徹底打破，均實行高度集權統治，以改變歷史、改變語言（如“新話”—Newspeak）、打破家庭等極端手段鉗制人們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監視與監聽功能的“電幕”（telescreen）控制人們的行為，以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對國內外敵人的仇恨維持社會的運轉。

故事中主人公所在的國家大洋國只有一個政黨——英格蘭社會主義，按照新語，簡稱英社（IngSoc）。社會也根據與黨的關係被分為核心黨員、外圍黨員和無產者（群眾）三個階層。政府機構分為四個部門：和平部負責軍備和戰爭，友愛部負責維持秩序、鎮壓和嚴刑拷打，真理部負責宣傳、文教和篡改歷史，富裕部負責生產和分配。按照新話，分別簡稱為和部、愛部、真部、富部。

在大洋國“真理部”從事篡改歷史工作的外圍黨員溫斯頓因為在工作中逐漸對其所處的社會和領袖“老大哥”（Big Brother）產生懷疑，並與另一位外圍黨員裘利亞產生感情，因而成為思想犯，在經歷了專門負責內部清洗的“友愛部”的思想改造之後最終成為了“思想純潔者”。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創作。

奧威爾從1945年開始創作《1984》，但因為疾病，小說的大部分是1948年他在蘇格蘭Jura島寫下的。最初奧威爾將小說命名為“歐洲的最後一個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是他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eric Warburg）出於營銷需求建議他換一個書名。奧威爾沒有反對這個建議，但他選擇1984這個特別的年份的原因並不為人所知。對於1984這個名字的來歷，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他將他寫作這本書的那一年（1948年）的后兩位數顛倒過來，成為了可以預見的未來的1984年，另一種說法是他藉此暗指費邊社（一個社會黨組織，創立於1884年）成立一百周年。此外，還有說法稱他暗指傑克·倫敦的小說《鐵蹄》（其中一個政治勢力於1984年登上權力舞台）、徹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的《諾丁山的拿破崙》（the Napoleon of Notting Hill，亦設定在1984年）或者他的妻子奧莎絲尼詩（Eileen O'Shaughnessy）的一首詩，詩名為“本世紀的終點，1984”，甚至有說法稱奧威爾原本準備的書名是1980，但是由於疾病，小說的完成變得遙遙無期，他感到有必要將故事推入更遠的未來，因此命名為1984。

《1984》於1949年6月8日由“塞克爾和沃伯格”公司出版。雖然奧威爾從1945年即開始創作《1984》，但小說的大部分是1948年他在蘇格蘭Jura島寫下的。這本小說有至少兩位文學上的前輩。奧威爾熟悉俄國作家扎米亞京1921年的小說《我們》，他曾閱讀此書的法文譯本並在1946年寫過評論。有報道指出奧威爾曾說他用此書作為他下一部小說的模型。批評家大多同意《我們》對《1984》產生過具有重要意義的影響。奧威爾亦為凱瑟琳·布德肯（Katharine Burdekin） 1937年的《反烏托邦》（或稱”敵托邦”）和《Swastika Night》著迷，並從中借用了描寫未來世界的極權主義國家的主題，在這樣的國家中在禁書中零散的碎片以外所有“真實的”歷史都已經被抹去。

（以下人物譯名均取自董樂山譯本）

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主人公，外圍黨員，在真理部記錄司從事篡改歷史的工作。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對所處的社會產生懷疑。

溫斯頓的反抗具有西方傳統人文主義色彩，他的名字讓人想到二戰期間領導英國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首相丘吉爾。溫斯頓堅信客觀真實的存在，他厭惡自己在真理部從事的篡改歷史事件報道的工作。他反思自己真實的現實生存狀況，感知自己的思維和表達都出現了障礙。在一個眾人皆醉的環境中，溫斯頓以寫日記的方式與自我進行對話和辯論、確認自己的世界觀。日記還是溫斯頓通過重溫、反省過去進行自我治療的方式。他在造訪了一位老年妓女后，試圖通過日記舒緩自己的罪惡感和羞恥感，因為“他終於把他寫下來了”。同時，日記也成為他試圖反抗極權統治的理論試驗場，他第一次在日記中寫下了小說中重複出現多次的主旨句:“如果有希望，希望在無產者身上”。可以說遇見裘莉亞之前，日記就是他的整個精神世界。

裘莉亞（Julia）：溫斯頓的情人，出於愛的本能對黨的說教產生懷疑。

裘莉亞不僅是“非知識分子”，而且身上具有無產者的一些特質：只關心個人，語言粗俗，大膽追求自然性愛。她是“奧威爾刻畫得最豐滿、最有吸引力的女性主角之一”。在溫斯頓看來，她年輕、美麗、性感，滿嘴粗話也顯得自然而健康，富有曲線的身體充滿了生命力。裘莉亞引導著溫斯頓的反抗意識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帶領溫斯頓重新發現和回歸對生命和自然的審美感受力。她選擇的林中幽會地點正是溫斯頓夢中的自然理想國—“黃金鄉”。她領著他在林中聆聽一隻畫眉在歌唱。鳥兒的鳴叫既沒有原因，也沒有對象，一向理性的溫斯頓感到疑惑。“可是畫眉鳴叫不止，逐漸把他的一些猜測和懷疑驅除得一乾二淨。這好像醍醐灌頂……他停止了思想，只有感覺在起作用。”在裘莉亞的引導和鳥鳴的啟發下，溫斯頓對現實的感知力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不僅具備了“腦”，更具備了“心”。

老大哥（Big Brother）：大洋國的名義領袖，但書中自始至終沒有真正出現這個人物，他的存在始終是作為權力的象徵和人們膜拜的對象。

“老大哥”是大洋國的領袖，在小說的描寫中他從未出現過，但是每一個故事情節都與這位“老大哥”息息相關。他用所謂的理論控制著大洋國民眾的思想，使大洋國的每一個人都徹徹底底地臣服於他。在小說中，主人公溫斯頓是大洋國真理部的官員，是“老大哥”的部下，專門負責篡改歷史。主人公溫斯頓逐漸對“老大哥”的統治產生懷疑，並且參加了反對“老大哥”的秘密組織，但是溫斯頓經過友愛部的清洗，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遭受了瘋狂的摧殘，最終不得不臣服於“老大哥”，並且成為了“老大哥”的忠實信徒。

小說的語言特色就是體現在對故事情節的描述當中的。作者在講述故事的時候，利用語言的滑稽和誇張，深刻地敘述了故事發生的整個過程，讓讀者在捧腹大笑的同時，明白了極權主義的恐怖。在刻畫“老大哥”這一形象時，作者利用語言的力量細緻地刻畫了個人獨裁造成的社會悲劇。在小說的後半部分，主人公溫斯頓被改造成為“老大哥”的信徒，不但沒有怨恨，而且心中更加熱愛這位大洋國的領袖。這一結局實際上就是諷刺在極權主義盛行的國家，個人是沒有自由的，只能忠實地服從於國家領袖。

溫斯頓在真理部主要負責篡改歷史和消除與舊歷史有關的證據，作者奧威爾就是想通過溫斯頓的這種行徑來表現“老大哥”的個人獨裁統治和極權主義社會的黑暗。“老大哥”及其部下通過這種篡改歷史的方式來控制人們的思想，使人們忘記歷史，在思想中只存在“老大哥”這一個偉大的人物。他對異己分子和企圖保留歷史的人是非常殘忍的。小說的作者就是想運用反諷的語言風格來儘可能地刻畫出“老大哥”的形象，通過這個象徵著極權主義的人物來揭示極權主義社會的恐怖。

奧勃良（O'Brien）：核心黨員，思想警察，參與對溫斯頓的拷打。

愛麥虞埃爾·果爾德施坦因（Emmanuel Goldstein）：傳說中革命的敵人，早年大洋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之一，後來背叛革命成為革命的敵人。他是大洋國“兩分鐘仇恨”中的仇恨對象。

阿朗遜、瓊斯和魯瑟福（Aaronson, Jones, Rutherford）：被殺的前黨領導。在處決后被作為叛徒寫入歷史，遺臭萬年。

安普爾福思（ Ampleforth ）：溫斯頓的同僚，擅長修改詩歌韻文。

卻林頓先生（Mr. Charrington）：表面上是一間貧民區店鋪的東主，實際上是思想警察的成員。

凱瑟琳（ Katharine ） ：溫斯頓的妻子，黨的追隨者。本書完結時並未提及她是否在世，因書中提及她和溫斯頓已於數年前分開。

馬丁（ Martin ）：奧勃良的僕人。

派遜斯（Parsons）：溫斯頓的鄰居，因夢囈中出現反黨言論而被自己的子女告發。

賽麥（Syme）：溫斯頓聰明的夥伴，是新話詞典的編輯者，後來因他思想太清晰、知道得太多，且露骨地看出黨編寫新話詞典的目的，被人間蒸發掉了。賽麥的蒸發諷刺斯大林的大清洗。

在這部作品中，奧維爾深刻分析了極權主義社會，並且刻畫了一個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的假想的未來社會，通過對這個社會中一個普通人生活的細緻刻畫，投射出了現實生活中極權主義的本質。

《一九八四》中，作者借小說主人公溫斯頓的心理及語言描寫，表達了一種對民眾麻木心理的“恨鐵不成鋼”憤懣，彷彿大洋國的所有人只有他自己意識到了自己所深處的社會的罪惡嘴臉，其他人卻都置若閣聞，漠不關心。作者的文字間總流露著一種對極權統治，對烏托邦理想的諷刺，雖然最終的結局是失敗的，但其中的鬥爭過程是具有永恆價值的。小說中一系列的精闢的語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自由即奴役”、“正統思想就是沒有意識”等等，充分表達作者內心思想的同時，也給我們敲響警鐘。主人公溫斯頓與裘利亞的地下愛情，雖然沒能經受住嚴刑的拷打，但這愛情綻放的火光給予我們以人性向善的美好希望，溫斯頓與裘利亞的愛情失敗了，但他們畢竟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曾經綻放過，可以想見，未來的類似的愛情終將綻放並結出碩果。

存在是能夠自由選擇的，個體在存在中所進行的反抗能夠證實個體存在，實現個體價值。但是在奧威爾眼中，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勞的。小說主人公溫斯頓是一個敢於向極權統治當局發出挑戰的反抗者，他對大洋國當局的所有一切都進行了嘲諷，他試圖通過了解過去、尋獲愛情和參加兄弟黨等行動發起反抗，以此來證明自己還活著。但這一切在奧威爾眼中都顯得那般荒謬，他想要了解的過去早已經被統治者改得而目全非，他所尋求的愛情也在老鼠的瘋咬下變得蒼白無力，而他的盟友也被統治者改造成了正統民眾。溫斯頓的所有反抗都以失敗告終。儘管在小說中作者表達了對反抗行為的讚賞，但作為一個旁觀者，奧威爾表達更多的是一種嘲諷，因為奧威爾清楚地知道，溫斯頓越是反抗，就越接近死亡。奧威爾想要告訴讀者的是，儘管人們的生存環境是荒誕的，但人們卻毫無辦法，只能在悲觀絕望的境遇中對自我存在加以冷嘲熱諷，對荒誕存加以強烈否定，而這恰是小說《一九八四》的價值核心所在。

新話

在小說中，新話是一種大洋國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而專門發明的新語言，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為了能夠保證新話更好地實行下去，大洋國的領袖以及他的部下們專門編寫了《新話詞典》，他們計劃用新話替代舊語言，這樣就能很好地控制大洋國民眾的思想。語言是人與人交流的工具，是傳遞思想的載體。如果控制了語言，就相當於控制了思想，也就維護了個人的獨裁統治，保證了民眾絕對忠實於獨裁者。雖然新話還不能徹底地代替舊的語言，但是它已經開始實行。比如，《泰晤士報》的重要文章都必須用新話寫，不允許用舊的語言。

人物形象

負面英雄，也就是所謂的反英雄，指的是那些與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式人物在思想和行為等方面天差地別的人。在作者的筆下，那些或是精神不正常地出現幻覺，或是天真幼稚又一廂情願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或是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或是陰險狡詐無恥至極的人都可以被稱為是反英雄式人物。這些唐·吉坷德式的人物在精神方面往往帶有病態傾向，因而在鬧出笑話的同時也帶給人心酸。作者借這種人物形象來投射出社會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對人的成長所帶來的影響。

《一九八四》採取了人物形象的陌生化處理。在小說《一九八四》中，以人物形象刻畫為重點的創作風格，為反烏托邦小說產生奠定了堅實基礎，具有重要價值。此外，“陌生化”人物形象的典型樹立也充分體現了小說“陌生化”特色，比如溫斯頓的典型刻畫就樹立了經典“反英雄”人物形象。小說中的人物主要有兩類，即核心人物溫斯頓和其他人物。溫斯頓是一個典型的“圓形人物”，標誌著反烏托邦小說向現實關懷和生命價值表達的轉向。溫斯頓具有明顯的現代主義特色，比如自我獨立和意志自由，但也存在著許多致命點，比如行動力弱，反抗力不強。網此外，相關人物之間的微妙轉移也集中體現了陌生化的文本特徵，小說《一九八四》中其他人物的關係脈絡主要分為兩條，即茱莉亞、奧勃良兩人同溫斯頓之間的人物關係變化，這兩條關係脈絡共同成為文本複線，更迭出現，產生了一種結構上的對稱美。

視角

小說《一九八四》所採用的敘事視角主要以全知視角為主，並集中體現於人物出場描寫、人物內心描寫和人物夢境描寫三個方面。在小說《一九八四》中，敘事者基本處於隱身狀態，很少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評論，但有時會藉由人物視角進行敘事，以此來提高小說表現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全知敘述者用人物意識來實現聚焦，而人物視角是有限的，與敘述者的全知不同，它屬於限知，而這種敘事視角又被稱之為“人物有限視角”。

諷刺

首先，小說《一九八四》的諷刺基本是政治性諷刺。將政治寫成藝術是奧威爾最根本的文學訴求，小說《一九八四》通過預言形式再現了未來極權社會，對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社會進行了深入剖析，為讀者展現了一個陰森恐怖、極度壓抑的大洋國。暗示了現實社會中極權統治的存在，散發著濃厚的政治寓言氣息。

儘管極權統治無處不在，但是在作者眼中，極權統治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它無法深入人心，只有依靠暴力手段來實現對社會的操控。在小說中，奧威爾對極權統治予以了強烈的諷刺，揭露了極權暴力的無力。大洋國統治者為了推行極權統治，全面安插了思想警察，電幕處於全天開放狀態，對大洋國的黨員進行監視監控。但就算在如此森嚴恐怖的極權統治下，溫斯頓依然進行了無畏抗衡，並在日記中寫下了“打倒老大哥！”的語句。最後他被抓捕，在遭受了一系列身體和精神的摧殘后，最終選擇了妥協，並在心裡愛上了老大哥。儘管極權統治非常恐怖，但卻無法深入人心，他只能利用暴力手段操控和統治民眾，非常艱難地維持當局統治。作者奧威爾通過《一九八四》，對極權統治的無力予以了淋漓盡致的諷刺，表達了濃厚的蔑視和仇恨之情。

其次，奧威爾的諷刺帶有強烈的悲劇性，傳統的英國諷刺文學主要以積極樂觀為主，但小說《一九八四》卻呈現了完全悲劇的諷刺，處處散發著壓抑和恐怖的氣息。溫斯頓的抗爭也最終在“雙重思想”的洗腦下失敗，最終篤信了老大哥。小說《一九八四》為讀者呈現了一個非常恐怖的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社會—大洋國，大洋國看似極端荒謬，恐怖異常，但深入思考和仔細觀想，卻又如此的真實。因為作者通過預言的方式再現了未來的一九八四，是對現實社會某些因素極度誇張后的結果。主人公溫斯頓原本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他看透了大洋國當局對百姓進行心理操控的醜陋嘴臉，但最終他也未能逃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個體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極權統治似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小說《一九八四》中，到處都充斥著絕望悲觀的氣息。

最後，奧威爾的諷刺主要表達了對荒誕存在的強烈否定。小說《一九八四》通過預言形式再現了未來極權社會，在這個充滿荒誕和恐怖的大洋國中，讀者每時每刻都感受著絲絲寒意。儘管主人公溫斯頓進行了抗爭，但最終結果卻荒誕可笑：老鼠勸說溫斯頓妥協，使其從心理上屈從和篤信了老大哥。由此可見，個體存在毫無價值可言，就算溫斯頓進行了不懈抗爭，想要證明思想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最終所有努力都付之東流。不難發現，通過《一九八四》，奧威爾透露出對現實荒誕存在的一種否定。

《1984》與1932年英國赫胥黎著作的《美麗新世界》，以及俄國葉夫根尼·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反烏托邦的三部代表作，通常也被認為是硬科幻文學的代表作。

《1984》已經被翻譯成至少62種語言，而它對英語本身亦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書中的術語和小說作者已經成為討論隱私和國家安全問題時的常用語。例如，“奧威爾式的”形容一個令人想到小說中的極權主義社會的行為或組織，而“老大哥在看著你”（小說中不時見到的標語）則意指任何被認為是侵犯隱私的監視行為。

《1984》被廣泛認為是奧威爾的代表作，不僅文中的思想在西方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其中的語言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這部小說被翻譯成至少62種語言，奧威爾在本文創造的一些新詞，例如“犯罪思想”（thoughtcrime）、“新語”（newspeak）、“雙想”（doublethink）、“老大哥”（Big Brother）、犯罪停止（crimestop）等已收進詞典。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的《白銀時代》里成為某種象徵。

《1984》曾在一段時期內被視為危險和具有煽動性的，並因此被許多國家（不單是有時被視為採取“極權主義”的國家）列為禁書。本書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說之一，此外還在1984年改編成電影上映。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21世紀出版的暢銷小說《1Q84》即向該書致敬，體現了《1984》的巨大影響力。

這部作品被譯為60餘種文字，並獲得包括美國時代周刊“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說”在內的多項獎項。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他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

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麼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

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