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中國
杜威與中國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知識界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在那幕由知識分子主演的歷史大劇中，有一段饒有興味的插曲，這便是世界文學大師杜威被中國知識界極其隆重地迎在中國遊歷講學。
如果要論20世紀美國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名人，杜威大概是首屈一指了。他選擇五四時期最有利的時機來華講學，使他的實驗主義（許多人習慣上稱之為實用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在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領域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併產生了信奉其思想和學術的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伯苓等一批有作力、有號召力的名家。
杜威在華經歷（張寶貴）
杜威小傳
遠東之行
風雲際會
杜威眼中的新文化運動
思想改造的設想
……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其全部思想中，杜威教育學說的介紹與應用相對而言最為完整、準確，最少分歧，在實踐中成效也是最大的，但誤解也不是沒有。比如蔣夢麟在介紹杜威的倫理學時，在“知”與“行”的關係上，蔣夢麟的講法就有欠妥的地方。他把“知”放在前，“行”放在後，只有相對的正確性。因為在杜威的哲學中，“行”是本體的基本範疇，而“知”不過是一種工具。可見蔣夢麟對杜威的整體把握還不夠，所以他的話難免片面。後來胡適在講杜威的教育哲學時，準確地矯正了這些誤解，說明“這種行為，自始至終，只是一件貫串的活動，
沒有什麼內外的區別……知也是外，行也是內；動機也是活動，做出來的結果也是活動。”所以活動是根本性的。而陶行知後來“行是知之始”的提法，以至於更名為陶行知，道理也是如此。
之所以出現類似的問題，接受者主觀的原因當然是有的，但杜威本人則要負主要的責任。因為他在強調教育與生活聯繫的同時，忽視了知識教育的獨立作用。不鐮，抽象知識最後應該
服務於生活，但傳授時保持自己相對的“抽象”也屬正當、必要，這是分工的需要，也是社會進步的前提與標誌。杜威看不過傳統教育的種種負面作用，這當然很好，但如果走到極端就未免矯枉過正了，人們理解起來也就不那麼容易。遺憾的是，即便到了自己學術思想的成熟期，杜威也沒有徹底克服這種偏見，所以60年代美國人看到蘇聯衛星上天，就把自己國家教育落後
的原因歸咎於杜威，倒也並非全無是處。
無論如何，杜威在中國掀起的教育改造風潮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他所推行的民主教育、實業教育，對中國的文化普及、新文化運動的縱深發展都具有著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即使是在今天，我們所實行的教育改革在某些基本方面，也並未離開杜威當時的思路。
這種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歸於杜威對中國教育的巨大影響，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就是建立在杜威教育哲學之上的。這樣說並不過分，只要考慮一下陶行知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考慮一下當時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為人熟悉的那些“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會”、“從做中學”等字眼，就會有一定的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