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羅斯曼

1954年1月25日，大衛·格羅斯曼生於耶路撒冷。他的父親出生於波蘭小鎮，並於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母親是本土以色列人。

8歲時，大衛·格羅斯曼已開始閱讀著名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漢姆的《莫吐爾歷險記》，9歲時擔任了以色列廣播電台少年記者，此後他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攻讀哲學和戲劇，成年後任以色列國家廣播電台“以色列之聲”記者、主持人。

20世紀80年代，大衛·格羅斯曼開始文學創作。

1983年，大衛·格羅斯曼出版首部長篇小說《羔羊的微笑》，這是以色列文學史上第一部涉及約旦河西岸問題並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

1986年，出版的《證之於：愛》，打破傳統文學界限，以交叉、隱喻的獨創性文本，描繪了大屠殺倖存者下一代人的“非正常”生活，開創了以色列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先河。

1987年，應以色列一家新聞周刊之邀，格羅斯曼到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難民營採風。之後完成了隨筆集《黃風》，如實描繪巴勒斯坦難民的生存狀況。

1988年，大衛·格羅斯曼因不堪報道自由受限辭去以色列電台做編輯和新聞評論員工作。

2003年，出版文集《死亡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收錄了他自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訂以來發表的政論文章，主張巴以兩個民族回歸到和睦的“歷史進程”中，有國界而無戰爭。

2006年8月，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期間，格羅斯曼的次子烏里隨以色列部隊奉命進入黎巴嫩，格羅斯曼則與另兩位追求和平的左翼作家奧茲和約書亞共同呼籲停火。兩天後，就在停火前的幾個小時，烏里死於真主黨的炮火中。

2008年，大衛·格羅斯曼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長篇著作《到大地盡頭》。同年獲義大利佛羅倫薩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2010年，格羅斯曼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

2011年，格羅斯曼發表了又一部表達喪子之痛的作品《擺脫時間》，這是一部詩體小說。

2017年6月14日，大衛·格羅斯曼憑藉《當一匹馬走進一家酒吧》獲得2017年度布克國際文學獎。

以上參考

格羅斯曼的許多作品，顯示出與阿摩司·奧茲、亞伯拉罕·巴·約書亞等作家一樣的社會參與意識。他關心以色列社會和政治，將筆觸探及到當代以色列社會中諸如佔領地問題、巴以關係等某些敏感話題。《羔羊的微笑》是格羅斯曼的首部長篇小說，1983年問世，這是以色列文學史上率先涉獵約旦河西岸問題並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中心內容是由內心獨白構成的三個故事，每個故事中都有懸念。一是心理醫生紹什、紹什的丈夫尤里和尤里最好的朋友卡特茲曼之間的三角戀；二是尤里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爾米之間互為依傍的關係；三是紹什和一位年輕病人的曖昧關係。小說的中心衝突並非巴以衝突，而是人物性格衝突，只是人物個人命運與政治現實密切相關。

1987年，格羅斯曼到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難民營採風，完成隨筆集《黃風》，如實描繪出難民營貧困破敗的生存狀況。他的另一部隨筆集《在火線上沉睡》將視角投向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居民區，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狀況在猶太國家內遭到忽略的問題。在巴以問題上，大衛·格羅斯曼始終是個理想主義者，認為以色列人需要給巴勒斯坦人和平與平等的權力，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認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巴以兩個民族求同存異，有國界而無戰爭。格羅斯曼參加了許多抗議活動和國際和平倡議。然而，他在文學作品中幾乎從不涉及這些災難地帶。他寫丈夫過於猜忌妻子，寫耶路撒冷大街上無家可歸的孩子，寫沉浸在愛情白日夢中的男男女女，寫聖經人物參孫的孤獨，寫母女之間微妙而混亂的關係，孩子和父母之間的關係。但幾年前次子烏銳要服兵役時，他再也不能維持原狀，從那時起他開始直接描寫身邊現實，描述外部局勢的殘酷如何干擾一個家庭並最終將其毀滅。

痛，是近年來大衛·格羅斯曼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兒子在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中死去后萌生的災難意識影響著他人生中的分分秒秒。記憶的力量確實巨大而沉重。然而，寫作為他創造了某種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死亡不再與生命截然對立，在寫作時，他感到自己也不再處於“受難者”與“侵略者”之間的二元對立中。在寫作時，他是一個完整的人，在他的各個部位之間具有自然的通道，有些部位在不放棄其身份的情況下更為親近苦難，親近以色列敵對方所持有的正義主張。

大衛·格羅斯曼的小說《證之於：愛》充滿現實主義的色彩，同時又具有天馬行空的幻想，被認為是類似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或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那樣的小說。整部小說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撰寫，比如前半部分出現長達數頁沒有任何標點符號、充滿意識流特色的文章段落，最後一部分則以類似字典中詞條解釋的方式來講述主人公的故事等，就連許多專業作家都不得不承認，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閱讀，這更使得它被隔離在大眾讀物之外。

在小說《迷狂》中，大衛·格羅斯曼剔除一切政治因素，試圖讓語言和人性主宰一切——把手中的望遠鏡換為放大鏡，湊到事件和人物的近前細細觀察。在《迷狂》中，故事的情節多是通過人物的述說和內心活動帶出，格羅斯曼很清楚，他的目的絕不是清晰流暢地敘述一個不幸的愛情故事，清晰的故事情節反倒有可能破壞他對於人物迷狂內心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他無法獲得他所渴望的事物內在的真實以及詞語內在的真實。為了對應人物情感上的迷亂狀態，在敘述方式上，小說人物的交談和回憶交織，回憶的情景往往在一行字之內就已經嫁接車內，在語言之流中自由出入，人稱轉換也非常靈活，甚至在一個句子里人稱已經幾易其主。事實因而被翻轉，語言和想象力開始顯現它們的威力。這樣的手法增添了閱讀的障礙，但卻更形象地刻畫出小說人物內心的恍惚、不安和糾結。另一方面，小說人物的迷狂之心也激活了語言本身，小說詞語因而擺脫了工具語言遲鈍的根莖，在漂浮中在和小說人物恍惚的邂逅中贏得了自己的生命。

以上參考

大衛·格羅斯曼很有野心，以高空走鋼絲一般的技藝寫（《當一匹馬走進一家酒吧》）這本小說，最終完成得非常出色。我們為格羅斯曼承擔情感和文體的風險的勇氣而傾倒：每一個句子都擲地有聲，每一個語詞都切中要害，展現了這位作家非凡的寫作技藝。（愛丁堡國際書展主任、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尼克·巴萊評）

格羅斯曼是講述真實故事的大師。（英國作家伊恩·桑塞姆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