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開珎
和同開珎
和同開珎,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流入中國的日本銅錢。是鄰邦流到中國最早的方孔圓錢。始鑄於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即唐中宗景龍二年。圓郭方孔,幣面為“和同開珎”四字,系仿唐開元通寶而鑄。唐代封建經濟文化高度發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入唐,中日貿易的發展,此錢隨之傳入。和銅年間曾鑄和同開珎銀錢,不久即廢,鑄額極少。錢幣學家稱之為“古和同”。
1970年,陝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發現唐邠王府窖藏文物,其中有日本“和同開珎”銀幣五枚。這種日本銀幣的形制,跟我國唐朝鑄造的“開元通寶”很相似。歷年來日本出土的唐朝鑄造的“開元通寶”數以萬計,而日本的“和同開珎”銀幣在本土都不常見,卻在我國一次出土五枚。這是大唐與日本經濟文化交流的最好見證。
“開元通寶”始鑄於唐高祖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和同開珎”始鑄於日本元明天皇和銅元年,即唐景龍二年、公元708年。元明天皇是天智天皇的第四個女兒、文武天皇的生母。公元707年,文武天皇去世,其生母登基,稱“元明天皇”。元明天皇在位時間不長,只有八年,卻對日本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明天皇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日本以大唐為楷模的大化改新基本完成了。為適應中央集權化律令政治發展的需要,元明天皇於公元710年,將都城由藤原京遷到交通便利、物產豐盈的大和平原北部的平城京。在遷都前後,她還改革幣制;創設守山戶,禁止砍伐林木;令太安萬侶編撰了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古事記》。以平城京為中心,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得到飛躍發展。元明天皇結束了飛鳥時代,開啟了日本歷史上盛極一時的奈良時代。
是元明天皇實行的一項重要措施。據日本史書《和漢三才圖會》記載:“和銅元年正月,武藏國始獻和銅,因改年號為和銅。”《續日本紀》上說:“和銅元年二月甲戌,始置催鑄錢司。”“五月壬寅,始行銀錢。”“七月丙辰,令近江國鑄銅錢。”“八月己已,始行銅錢。”和銅二年,“八月乙酉,廢銀錢一行銅錢。”“和銅三年九月乙丑,禁天下銀錢。”“和同開珎”銀幣使用時間很短,它能夠保存下來,是佷珍貴的。
日本原無文字,於公元5世紀開始用漢字記事。日本“和同開珎”銀幣上的文字用漢字隸書體,自右旋讀,發什麼音,是什麼意思呢?
日本學者狩谷棭齋認為,“同”系“銅”之省文,“珎”系“寳”之省文,故“和同開珎”應讀為“和銅開寳”。日本明治時期的古錢幣專家成島柳北贊成狩谷棭齋的說法,並得到當時一些古錢幣專家的附和響應。按照這種說法,“和同開珎”屬於年號錢一類,錢幣上的文字意思是:“和銅年間開始流通的寶貨。”
和同開珎
筆者認為,柏木探古樓和平尾聚泉兩位先生提出“和同開珎”銀幣上的“和同”二字不是年號的見解,可以聊備一說。雖然在“史無明文”的情況下,他們居然提出“天武朝之銀鑄錢”,“實即古和同錢”,難免有武斷之嫌疑,但是,“和同文字,其出典《國語》”的說法,聯繫日本當時採用漢字的史實,還是有些道理的。另外,日本“和同開珎”錢文效法唐朝“開元通寶”錢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開元”二字與唐高祖年號無關,是開始新紀元的意思,那麼“和同”二字也許與元明天皇年號無關。至於柏木探古樓和平尾聚泉兩位先生提出“珎”不應讀“寳”,而應讀“珍”的見解,筆者不敢苟同。理由之一,他們提出“寶”字雖有寫宀冠加王缶,省貝之例,卻未有省去宀冠及貝之例的說法不能成立。寶字省去宀冠,再省去貝,剩下“珤”,這正是寶字的一種古字。南朝梁顧野王編撰的以解釋字音字義為主的《玉篇》就收有此字。《穆天子傳》上說:“示女舂山上珤。”註:“言此山多珍寶奇怪。”理由之二,他們提出寶字“省缶則不能有寶之字音”的說法也不能成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寶,珍也。從宀、從王、從貝、缶聲。”“缶”是寶字的聲符,的確“省缶則不能有寶字之音”。但問題是日本“和同開珎”銀幣上的“珎”字,並未省“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開元通寳”上的“寳”字,由宀、王、爾、貝四部分組成。它是寶的異體字,據《精編金石大字典》記載,吳寶鼎甎拓片和西巍王寶印上都用這個字。明末張自烈撰的《正字通》收有此字。比較一下“寶”與“寳”,可知異體寳字用“爾”取代了正體寶字的“缶”。那麼,既然“珤”讀寶,當然“珎”也可以讀寶。理由之三,我國古代錢幣可稱“寶”、稱“貨”、稱“泉”而未有稱“珍”者。日本元明天皇時期使用漢字,也不應當稱錢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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