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澤宗

1927年6月9日，出生於山西省垣曲縣。

1941～1944年間，席澤宗在陝西洋縣國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雖然生活極為清苦，但此處施行的是新式教育，席澤宗開始在這裡接觸到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包括天文學。

1941年9月21日，發生的日全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4年，進入蘭州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即現在的西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席澤宗讀了許多課外讀物，其中有張鈺哲寫的《宇宙叢談》，是一本天文學的科普文集，正是此書使席澤宗對天文學發生了興趣。席澤宗在上海考取了中山大學天文系。

1947年10月，他靠同鄉、同學的幫助前往廣州入學。

1948年元旦，他在廣州《越華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預告今年日月食》。此後他一面學習，一面在廣州《建國日報》、《前鋒日報》、《大光報》、《南方日報》、香港《大公報》、《文匯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報紙上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大部分是關於天文學的，但也有諸如《準備迎接文化建設》、《原子舞台上的角色》、《女性中心說》、《蘭州風光》等多種題材。

1951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恆星》，那時他還是個學生。

席澤宗從中山大學畢業時，中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他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即科學出版社的前身。席澤宗在編譯局擔任《科學通報》的編輯工作，在這裡他認識了主管編譯局的副院長竺可楨。

1954年，和戴文賽合作翻譯了蘇聯阿米巴楚米揚等人的《理論天體物理學》，此書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后，曾長期被作為研究生的教材。當時蘇聯天文學界對利用歷史資料研究超新星爆發與射電源的關係很感興趣。蘇方曾致函中國科學院，請求幫助調查有關的歷史資料。竺可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席澤宗。這是席澤宗涉足天文學史研究之始。此時他面臨科學道路上的第二個轉折，蜚聲中外的《古新星新表》問世。

1954年秋，在竺可楨的大力倡導組織下，成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竺自兼主任，葉企孫、侯外廬兼副主任。委員會在歷史二所(即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設一研究小組，席澤宗為兼職成員。

1956年，國務院制定的科學發展十二年遠景規劃，科學史部分就是在竺可楨主持下，由葉企孫、譚其驤和席澤宗起草的。

1957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席澤宗脫離科學出版社，來此專作研究工作。此後很長時期內，他一直擔任該室最大的一個組——天文、工藝、化學、物理史組長。

1965年，李約瑟即致函竺可楨，建議推薦席澤宗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當時席尚為助理研究員。

從1958年起，席澤宗協助葉企孫負責《中國天文學史》的編撰和組織工作，然而書稿從1959年起不斷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而被修改。

1966年，“文革”十年開始，這是中國科學文化的一場浩劫，但即使在這樣的逆境中，席澤宗和同仁仍堅持不懈，儘可能爭取到一點“合法”的地位來進行科學史研究。由席澤宗和嚴敦傑、薄樹人等五人合作的《日心地動說在中國——紀念哥白尼誕生500周年》一文，就可視為一個這樣的例證。此文在1973年發表后，受到國內外的好評。

1975年，在鄧小平主持工作期間，在原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1978年起，席澤宗擔任該所的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並負責籌建了該所的近現代史研究室。

1983年～1988年間，席澤宗擔任所長。在為科學史研究事業的組織和發展貢獻力量的同時，席澤宗仍然勤奮地進行研究工作，撰寫了大量有價值、有影響的論文。

1984年，他成為中國天文學史專業的第一個博士生導師。

1991年，膺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2007年8月17日，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發現的小行星1997LF4、獲得國際永久編號第85472號，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天體命名委員會批准，正式被命名為“席澤宗星”。

2008年12月27日23點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席澤宗院士是我國第一個科學史研究機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身)的創建者之一，他提出了從史書中鑒別新星的7條標準和區別新星與超新星的2條標準，討論了超新星的爆發頻率。1955年他發表了《古新星新表》,1965年再次修訂，從中、朝、日3國的歷史文獻中找出了90個疑似新星，其中有12個可能屬於超新星，並討論了這12個超新星和當今觀測到的超新星遺跡以及射電源的關係。

席澤宗從在大學讀書時開始，就一直很重視科普工作。50年代，他經常到工廠、農村、軍營和學校演講，向群眾普及天文知識。他曾長期擔任北海“少年之家”的輔導員，還曾主持了全國第一屆少年天文夏令營。他認為這些都是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他的許多科普作品擴大了天文學和科技史在群眾中的影響，受到廣泛的歡迎。例如，他的《人類怎樣認識了宇宙》一文發表后，《人民日報》1959年3月15日刊登了一封廣東讀者來信，認為“這樣通俗而有系統地介紹某一方面科學知識的文章，對讀者很有幫助”，並表示“很希望席澤宗同志和其他科學研究工作者多寫這類文章”。

作為中國第一代科學史家，席澤宗院士生前從事科學史研究長達半個多世紀，不僅為中國科學史學科的建制化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而且還撰寫了大量極具學術價值的論文。席澤宗不僅參與起草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1956-1967）”中的科學史部分，還籌備建設了科學史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等。不僅如此，席先生還忘我地投身於科學史教育工作和活動，全心全意致力於後備人才的培養。1991年，席先生膺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從1957年我國成立這個學科起，50年來，他是我國國內傑出的科學史院士之一。他，見證了科學史這門學科在國內的發展過程以及與國際的交往與聯繫。

《古新星新表》

在1955年發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國古代在天象觀測資料方面完備、持續和準確的巨大優越性，考訂了從殷代到公元1700年間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發紀錄，成為這方面空前完備的權威資料。《古新星新表》發表后很快引起美蘇兩國的重視，兩國都先在報刊雜誌上作了報導，隨後在專業雜誌上全文譯載。隨著射電天文學的迅速發展，《古新星新表》日益顯示出其重大意義。美國著名天文學家O·斯特魯維(O·Struve)等在《二十世紀天文學》一書中只提到一項中國天文學家的工作，即席澤宗的《古新星新表》。

《科學史十論》

《科學史十論》所收各篇，均系作者在長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中最具心得的代表力作。經過精心的選輯編排，首先從科學史和現代科學及歷史科學之間的關係開始論述，從而引發出有關中國科學傳統回顧和未來展望的話題；分析精到，立論宏富。而有關中國古代天文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社會功能及其在當代天文學中的應用等系列論述，更是極具啟發的研究示例。最後以竺可楨、錢臨照兩位前輩學者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貢獻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40年（1957－1997）、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20年（1980－2000）的歷史，對中國科學史研究在20世紀的發展進程，作了全面的總結。

其他著作

數十年來，席澤宗在天文學史的領域內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許多方面都有建樹。席澤宗與鄭文光合作的《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一書是國內這方面惟一的專著，已被譯成義大利文在羅馬出版。從60年代起，席澤宗就中國歷史的渾天、蓋天、宣夜等學說發表過一系列論文。而在1982年的《古代中國和現代西方宇宙學的比較研究》中，他表明，現代西方宇宙學中的有限無界、時空、度規、膨脹宇宙、宇宙早期、物質從虛空中創生、反物質、無限宇宙等思想，都可以在中國古代的宇宙理論中找到萌芽。為了配合宇宙火箭對鄰近天體的探測，他發表過《月面學》、《關於金星的幾個問題》等幾篇現代天文學史的文章。又如，《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中埃及古代天文學、美索不達米亞天文學、希臘古代天文學、阿拉伯天文學、歐洲中世紀天文學等大條目均為席澤宗一人的手筆。

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將席院士在國外的天文學演講集結為《科學史八講》，於1994年出版，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丙郁在為此書寫的序中說：“從這部書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科學史上的學問廣博，不僅限於得以成名的天文學史。”

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他雖有多種疾病，但壯心不已，仍堅持工作，除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主持了其中的天文課題以外，還寫了不少綜合性研究的科技史論文，如《中國傳統文化里的科學方法》(“名家講演錄”之一)、《中國科學的傳統與未來》(“百名院士科技系列報告集”之一)和《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等，均能引人入勝。

席澤宗先生融會古今，學貫中西，其著述敘事清晰，推理嚴密，科學與人文並茂，學術性與可讀性俱佳，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享譽全球的科學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曾就寫作風格提出一種“鑲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理論，他認為，有的作品就像鑲嵌玻璃，它們很美麗，在光照下色彩斑斕，但是你無法看透它們；而理想的平板玻璃，你根本看不見它，卻可以透過它看見外面發生的事情。這相當於直白樸素、不加修飾的作品。閱讀這種作品甚至不覺得是在閱讀，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從作者的心頭流淌到讀者的心田，中間全無遮擋。確實，寫得明晰也許比寫得華麗更加困難，而席澤宗之文風恰與阿西莫夫之所言不謀而合。從《古新星新表與科學史探索》一書，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席澤宗的學養和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