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山

隱藏在深山的文化遺產

社區因宕江、月灘河阻隔，交通閉鎖，長期處於隔絕封閉狀態。據載明清以來，社區戰亂頻繁，“正德庚午而保賊陷之，崇禎丁丑而闖陷之，至嘉慶初而教匪又陷之”。居民“或受離鄉之苦，或罹毀室之災，甚至刀傷火災，鹿鳴山下之人其凋敝矣”。境內居民多系清代早期移民，土著僅甘姓一族，其餘張、黃、黨、程、馬姓均系湖廣移民。考當地土著碑記，甘姓“發源臨江，自始祖游於通土，葬於城之西，柏樹坎老龍池山下，傳於今九世矣。金溪、板橋口，皆有先人之墓誌”，道光《通江縣誌》存疑甘寧之蹤跡，自明代萬曆己未，誕生第一個進士始，至1912年近三百年間，這裡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先後考取4位進士，4位舉人，數十名秀才（貢生），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與追求，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人文智慧，形成了鄉土社會人文生態獨特的文化遺產，成為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不竭動力。即使民國時期，社區依然耕讀傳家，人才濟濟，社區居住100餘戶，600餘口，過著詩書為伴，男耕女織，農耕為生的田園生活。三百年發展和積澱，形成了鹿鳴山社區特殊的社會、人文、生態、經濟的豐富內涵，“清操苦志，可詳治世之書，砥行礪侍，二百載惡習無聞”，“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謂深山僻壤，我雲市遠民稀，人不受囂塵。”“深靜好思，教養之多方，王言赫赫，身體力行”。遂使鹿鳴山鄉土生態文化，玉振金聲，千秋彪炳。

良性的鄉土社會組織

縱觀鹿鳴山的社會發展歷史，充分體現了宗法制度下，社區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宗教、家族、社會組織、主流社會并行的治理秩序為特徵的發展軌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社區派生其他社會組織的基礎，因而社區夫子會、清明會、聖諭壇等社會組織，在社區有很深的社會基礎，在辦學育人、祭祖、信仰、社會關愛等方面，與當時的政治組織互為補充，在維護鄉土秩序和培育人文精神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所以在鄉土文化積累與傳承過程中，社會組織在社區尤為活躍，充當了宗教、宗族、文化、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媒介和橋樑的作用。

以修建寺廟為基礎，建立了聖諭壇二處，宗教文化在社區深入人心，以致“建熏德齋於庚申，刊書印教，入戒林者十之八九，”“寺觀惟然，山下人云連星布，而此山為主，德歟否歟，山神自監也”，所以“入戒林，歸大道”，“三皈靜守，五戒嚴遵”，成為社區自覺行動，將信仰和自律變為人神共鑒的主旨，用生命宇宙觀去度量人的存在與行為；夫子會集結儒門生員或連接社區家家戶戶，以社區學校教育（學館、私塾、宣講堂）為基礎，“時稟五倫八德之義，頑男悍婦，永歸淳良”，倡導尊師重教，修齊治平，建立社區助學長效機制，設學田，獎勤奮，助貧弱，有教無類。社區風氣“必以仁行，必由義彼”，暢行“談論書文，解說陰騭，引證人情”的良性互動局面；而清明會則把血緣親情統率於祭祖的活動中，“為詠歌培來，古墓荒丘枯骸，感而覆冒”。追念先祖，獎掖激勵來者，交朋結友的美德和文化，都在社區廣泛參與的活動中潛移默化。“重祖宗祀典，集會以篤本源”，養成“孝慈天性，承孝友家風，”“祖置田產，為宗祠祀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祠堂”或宗族在社區的組織管理作用，歷史上社區居住著張、黃、黨、程、甘、馬姓家族，形成了社區豐富的家規或族規等，為鄉土社會成長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客觀上“同鄉共井，比閭聯守望之情，別派分支，合族昭雍和之好”。滿足了社區集體潛意識的文化追求，形成了社會組織道德和文化識別與良性互動基礎。

上述社會構架或組織，社區活動有場所，有植根於社區需求的利益所在，有真正的文化內涵，能夠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時組織工作充分，文化、經濟、社會活動相互交融，形成了傳統社會中共同遵循的社會秩序。這些社會組織的存在的意義和主要影響，就是用不同文化形式，滿足了社區民眾的多種責任需求（利人和利己、局部和公益），包括物質與精神層面，行為和心理層面，使人們的內心對社會發展有“真、善、美”的預期，形成的鄉土特色的生態文化，無論縱向與橫向，都有存續的社會組織責任覆蓋，具有多樣性和可持續性，與主流社會、宗族共同構建了社區道德與文化水準，深入人心，形成了傳統社會組織良性互動的組織構架。

崇尚自然保護培育鄉土生態環境

從鹿鳴山現存的文化遺留分析，社區鄉土生態培育與發展，是鄉土文化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社區人居環境、風水古木、經濟生活、墓葬文化的形成與傳承過程中，見諸於社區實物，各種文化活動的理念和文獻記錄。

崇尚自然生態，保護培育鄉土生態環境。圍繞鹿鳴山的地理優勢，“青龍環繞於下，白虎伏藏其間，石壁巍然而襲，五馬南歸而盤，則又君主之冠冕衣裳文章也哉！張揚社區生態文化，使之形成鄉民公識，進而“造神（修建寺廟、祠堂）”和“造景（培育風水）”，“序立排班人濟濟栽培地脈是神工”。因而，形成了自鹿鳴山下，沿米家山、獨柏樹到張家營山脊，沿途古木隱天蔽日的生態景觀。尤其是被譽為龍柏樹的那株古木，世代被鄉親們尊為神靈，說沿途為這樹生出了許多“旗號雨傘”，為其鋪墊形色，其勢蓊然蒼鬱，形神兼備，活靈活現，凡往來此地香客，必詫異頂禮膜拜，敬畏守護之責，家喻戶曉。與之呼應的天子墳、燈盞田、筆架山、狀元冒、五馬石、張家營古柏群等，更為這獨特的風景增添自然與人文氣勢，營造出社區鄉土生態文化大環境。

“山崇嶺峻拱來龍，靈脈宜占此地鍾。左右安排君子竹，東西橫列大夫松。”這是社區墓葬生態文化象徵意義的生態行動。所以各個家族的墓地生態培育，成為人文精神的重要內涵。因而家族墓地，陰陽有濟，古木陰翳，成為社區鄉土生態的特徵之一。張家營墳塋是社區生態（風水）培育的典型代表，據親眼目睹者言，張家營祖塋大片古柏林（近十畝），足以顯耀這裡的昊天厚土，古韻奇觀，歷來被族人重點守護與敬仰；黃家祖塋內的大楠木樹，歷經千載，成為這裡的樹之長者，據說這棵樹在1958年被砍伐，供食堂300多人，8口大鍋，足足燃燒了一個多月。“文化革命”使張家營古柏群最終被毀。

社區鄉土生態的培育，也體現在房屋建築的風水布局上，從保存完整的傳統民居（四十多座）、祠堂（2座）分析，人居環境中的鄉土生態培育思想與行動，有共通之處，如栽植竹子要在房前（門前千桿竹，家藏萬卷書，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柏樹、松樹（忠貞不渝，萬古常青）要在靠近房屋的四個方向上，牲畜圈舍要遠離住宅等，客觀上強化了生態培育的實用性功效，極具文化象徵意義和健康長壽意識。此外，社區很多民居房前屋后、農田保留的古樹，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如柿子樹、核桃、銀杏等。即使在古木大多被毀的情況下，今天社區依然可見松柏、柿子樹的古風。這些鄉土看似尋常的舉措，是社區真實的鄉土生態培育與保護的現實需要，長短結合上做得恰到好處。事實上代表那個時代的文化追求，審美情趣和社區的集體潛意識的發揮。進而推及普遍意義上的鄉土生態文化的構建與傳承。成為社區家族間相互推動的默契，“惜物命賤及螻蟻，體天心，勿傷禽鳥。”“勿因片善以圖功，勿罪上天而媚灶奧”等等思想的擴展，成為社區共同維護，並身體力行的生態思想與行動準則。建構了傳統社會多樣性的鄉土生態文化，客觀上培育和保護了鄉土生態的良性發展。

讓更多的讀書人留在了鄉間

鹿鳴山社區傳統教育有其自身的特點，在滿足科舉應試的同時，讓更多的讀書人留在了鄉間，踐行“耕讀為本”的思想，用社區豐富的文化建設事業，張揚和傳承社區的文明。社區歷經三百年，創辦社區學校始終是各家族引以為榮耀的追求，即使到了晚清，社區依然保留了近十所私塾、學館，其中被譽為“巴山書院”的文昌宮，規模宏大，建制規範，成為有保障的社區高等級學校。考教師張載陽墓誌可知，先生出身鄉土名門，“三代文章登首選，一家芹藻發奇香”，三代人在科場縱橫捭闔，三代“府首”而不仕。德才兼備，“非以科第之得，反累余年，特為後人導先路”，因而“循循善誘，約三十餘載，其間沐公澤者二百人友，教四方者以百計，屢試列前矛者，不下數十輩，而得其傳，以增光者，如趙級亭、徐小樓、張禮堂及漢南李泗章昆季，皆一時俊彥，足為仕林望。”若按當時科舉功名來衡量社區教育，可以說傳統的鄉土教育相當成功，社區有4位進士、4位舉人、數十名秀才（貢生、鑒生），科宦名流濟濟，先哲言行諄諄，社區三百年文治武功，兼濟天下之士層出不窮，使得鄉土文化涵養深厚。若按教育留給社區的鄉土生態文化遺產分析，傳統教育尤其值得文化、社會工作者深思和借鑒。

將教育融入社區的文化建樹中，有一批優秀的鄉儒，“遂棄舉業而振鐸四方，兼攝就學館”，鹿鳴山寺廟的文化構建，宣講堂、聖諭壇的誕生，張老夫子和他的學生，是自始至終的參與者。修建宗祠、學館，組織社區“紅白喜事”的禮樂文化活動，創造精神產品，倡導“三教”精神，引領社區文化精神追求，推動社區文化風尚大化流行，客觀上使應試教育同社區文化發展並駕齊驅，讓“科舉文化”這個高雅的追求，有了耕讀維繫的社會環境，普遍提升了社區文化品位，從而變教育單一的科舉為經世致用，實現社區普惠，社區留下的大量碑刻文化遺產，就是最好的明證。

師德與人格魅力，是成就鄉土文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崇尚自然和科學，崇尚思想和道德建樹，是鹿鳴山社區教育的根本。鄉土教育的特殊性，決定了先生楷模作用，除了授之經天緯地才能，還應從基本行為養成教育開始，因而“舉戴禮文，公家禮以行之閭里，因而化者十有八九”，先生的“尊嚴若神，卓有真修”，“邑侯有公則諭，服公正也；屢諭而不應，守不阿也”，“親書交勉篇三，本為世傳，德行計”。人格和品行，必定構建學生天下為己任的高尚人格，體現了鄉土教育的師德，更具責任性特徵和社會效果。

社區鄉土教育制度性構建，殘存的“學田碑”，體現了這一基本思想及保障措施形成，立這塊名副其實的“學田碑”，向後人展示了三個基本的制度思想：一則獎勵優秀學子；二則為功成名就者垂銘；三則資助貧家子弟有上學的機會。客觀上在社區形成了助學的社會環境，以致“於鹿鳴山、文昌宮施產給資，無吝心焉”，“捐金以供學校”的局面。捐資助學成為族人的文化自覺了，逐漸形成滋養村裡鄉土人文的制度保障。因此社區出現了“中年入國庠，名益彰顯”。“年迄四十矣，猶時勤誦讀……且歷試府院，惜不雋，余約計前後院試有五，而志之專篤依然，至丁巳捷足圓橋”的文化現象。“三長學聖，術傳扁鵲，業紹岐軒”，人人享有“功名”的成就感，形成社區濃厚的“耕讀文化”氛圍。族人把讀書識理，作為砥礪個人品行的不懈追求，進而全面提升社區文化品位，是傳統鄉土生態文化教育成功的經典之作。

自給自足的鄉土經濟

鹿鳴山社區鄉土經濟特徵，主要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耕、織基礎上，其間變化甚微。考社區土地私有制下，耕者有其田。如甘姓家族，創業於馬鞍山，坐落鄭家灣，祖宗積德百有餘歲，承新舊糧三升五畝七十征艮八毫（乾隆14年）。值本杜山田地一分，崔家溝旱地一段，又值麻壩里糧產一分，承先啟後，林泉家業豐盈（乾隆三十四年）。並且傳承關係清楚，“有弱冠至二十八，始棄讀就耕”，“上承祖業，奮力田畝，朝夕間無稍輟焉。”對農業經營有源自社區自己的認識，“戒閒遊，勿強暴，易耨深耕，睡晚起早；少一粒二弟血何知來處維艱，曠寸土而費犁，當思受飢難料”（光緒五年），“善待使役仆同，祖業晨桑，人安暖飽”。對農業或鄉土生態環境有清醒的表達，“獻忠靖蜀而後，元氣半凋於達烽，抑后業以還，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謂深山僻壤，耳聞綸韶之音，我雲市遠民稀，人不受囂塵”（光緒五年）。從社區遺存的農田基礎，包括修造農田、水利設施，足見村民農業勞作的艱辛與成功，“自顏薄田數畝，矮屋一間，屈伏蓬蒿，夫唱婦隨，勤勞穡事，收穫恆豐，不數年斷金得利，農桑發跡”（民國十八年）。民國後期由於時局動蕩，出現了“釋卷便安農業，於兵荒賦重，兼之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即興欲脫塵囂之思”（民國38年）危局。社區除糧食作物生產外，更多是經營柿子樹——柿餅，成為社區農業經濟的重要活動與收入，形成社區繁榮與對外交流的農業經濟文化現象。

鄉土文化的生命意義

鹿鳴山社區經過三百年的社會、經濟、生態演化，逐漸形成了具有社區本土特色的鄉土生態文化遺產，從物質和精神層面，展示了社區核心價值觀和核心文化追求軌跡。從物質層面檢視，社區留下了豐富而具地域特徵的建築（民居41處），凝固或代表所在時代的文化價值審美情趣，透射出社區群體藝術創造力，此外有祠堂、寺廟遺存，還有宣講堂、學館、文昌宮等多處文化遺跡供人憑弔，足以證明社區對精神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初步調查墓葬碑刻近千處，無論是規模，還是藝術水準，還是文化指向，陳列並見證了近三百年來，鄉土生死觀念與文化構建過程，折射出社區對生命存在意義的文化思考，超越現實的行動使人看到古人虔誠的信仰和超越力量，令人感動。社區有了“生命存在意義”自己的認識后，隨之形成了人生核心價值觀，追求生命的質量。社區的精英行動，超越“真善美”和“仁愛”一般行為，強化信仰的精神動力，將高尚追求植根於社區平凡的行動中，推動社區的互動。以此形成的社區公益、助貧扶弱、家族制度（鄉規民約）、文化娛樂、節孝仁義、敬畏自然、超越生命等精神，形成社區核心文化。

社區公益事業從道路、學校、祠堂、寺廟等修建，均體現了社區的集體行為。現在社區保存較為完整，鄉親們依然行走的四條石板路，足有29公里，這些道路都是社區的領袖們，帶領村民捐資修建的。社區形成了“有善則好，無施不樂，一切大功小善，雖未能獨成其美，而亦常勸其成功”的榮譽感，“升合有濟，所謂仁友善樂”所以一切大功小善，都是社區共同意識和共同追求。

社區遇見饑饉或災害年景，仗義疏財“軫念時艱，親理賑，鄉黨中絕無私議”的舉措，處理社區貧弱因災害暫時的困境應付自如。歷經幾百年已經形成“一簞之食勿吝，慈幼憐貧之衣，當施矜孤恤弱，隱人之惡成人之好，勿笑人之痴聾，勿嘲人之丑貌，勿謂小惡而輕為，勿見人短而興誚，勿因片善以圖功，勿惑異端而尤效，勿驕貧賤而諂富豪”的社區文化氛圍，被族人和鄉黨用制度寫進了鄉規民約，為社區所有社會組織責任所關注。

社區精神生活充分適應了社區自身的發展需求，對不同信仰和追求，都有充分包容和尊重，“三教”（儒、釋、道）并行，宗教成為社區的精神拐杖，“鳶魚亦在道之中聖佛飛鸞日月同”，“耄日樂參幾卷禪經，俗業幾除，俗緣盡了”。“願立堅固，常撐度世之舟，心發宏慈，隨指迷途之岸”。“崇事佛、道兩教”，“深靜好思，教養之多方，王言赫赫，原須身體力行”。種種思想和行為說明社區的精神宏富，有人生信仰和生命的獨特理解。“山下之人，以帝君之心為心，而帝君亦心乎山下人矣”，“善者堅善，惡者化惡，即隱寓成德之方，人心回而浩劫免，何難處險若夷，履危亦安哉”！文化信仰使社區形成了幾百年社區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提升了社區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從積極入世的角度，為社區培育了公平正義之精神。“主張公道，謗息蚍蜉，排解紛憂，端消雀鼠，不但不畏強，必思有以折其氣，不但不凌弱，必思有以扶其危。”並將傳統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思想，通過不同的文化場合，潛移默化的植根社區，“子孝矣，代父從賊而遇，女烈矣，罵賊斷袖而隕崖”，“領母命而一志勿違，讀鄰風而警心偕老；事正行端，順親敬灶”，形成了社區治理上的秩序境界，為宗族、社區文化精英成長，提供了人文思想。村裡職業文化工作者，承擔傳播“三教”文化要義的責任。如儒教重點是“禮、樂、秩序”，鄉村紅白喜事的禮儀，包括三真九叩、出堂禮、對靈三獻，講究蓋棺定論。即是追薦故人，教化生者向善懷仁；釋教重在超度和追薦亡人，根據情況有三天三夜、五天五夜、七天七夜、九天九夜的佛事活動，讓生者有生命的宇宙觀，正確對待生命和信仰；道教重在扶正驅邪，堅信正義與剛直，養浩然正氣。常有的箴言：“天條雖嚴，天心固有昊生之德；雷發擊眾，雷令不加悔罪之人”。因此，活躍在鄉村的文化人除宣講聖諭外，還有專事衝突調解的“鄉約人”。此外，社區還通過不同的文化活動，如圍鼓（大眾娛樂）、學校教育、宣講堂（專門教育）、聖諭壇（宗教）等形式，倡導社區人生價值觀（信仰與超越）、核心文化（扶貧助弱，保護風水、公平正義），通過社區的行動驗證和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達到鄉土文化傳承效果。

通江縣瓦室鎮鹿鳴山村保存完整的川北民居極具傳統特色40多套，具有文化特色的墓碑近千座，有寺廟、祠堂、學館等遺址多處，社區保存了豐富的匾額、文房四寶、記事碑刻等文物。此外，社區歷史上名人賢士薈萃，初步統計有4位進士、4位舉人、近百位秀才儒生，其中有4位知縣、1位知府、1位巡撫、1位學政、1位刑部主事，社區出現過歷史少有的文化繁榮景象，實為“秦巴文化第一村”。鹿鳴山鄉土生態文化遺產，是社區三百年的積累與承傳，是本土優秀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