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

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劇作家，於1993年到2002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的總統。

2011年，當地時間12月18日， “七七憲章”發起人、捷克首位民選總統哈維爾逝世，享年76歲。

哈維爾出生於布拉格，由於父親是土木工程師，哈維爾在1951年完成義務教育后便因為“階級出身”及“政治背景”，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學校；於是哈維爾便一邊擔任學徒與實驗員，一邊就讀於夜間文化學校，才在1955年通過政治考核。之後哈維爾申請就讀人文學科，但屢次被拒絕，最後就讀於捷克工業高等學校經濟科。而哈維爾就讀戲劇學校的申請也不斷被拒絕，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戲劇學校的校外課程。

哈維爾自1955年便開始寫作有關文學與劇作的文章，1959年開始在布拉格的ABC劇團做後台工作，1960年開始寫作劇作。1963年，哈維爾第一個劇作《遊園會》在納扎布蘭德劇院首演，而哈維爾也屢次在公開場合批評有關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協會與言論管制。1967年哈維爾與伊萬·克里瑪、巴韋爾·科胡特和魯徳維克·瓦楚里克被從作家協會的候補中央委員中除名，之後哈維爾等五十八人籌組獨立作家團，哈維爾出任獨立作家團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間，哈維爾不但發表文章要求兩黨制的政治，更要求籌組社會民主黨。在1967年8月21日蘇聯派兵佔領布拉格時，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電台，每天都對現狀作出評論。

“布拉格之春”后，哈維爾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開批判，作品也從圖書館消失，家中也被安裝竊聽器，並且被送往釀酒廠工作。但是哈維爾仍然持續寫作並公開要求特赦政治犯，並且與其他作家與異議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1977年哈維爾被傳訊，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國利益”為名判處十四個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維爾更被以“顛覆共和國”名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引發國際社會的注意，歐洲議會更要求捷克政府釋放包括哈維爾在內的政治犯。

1983年哈維爾因肺病出獄，其他的刑期被以“紀念解放四十周年”為由被政府赦免。哈維爾出獄後繼續擔任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並且不斷發表劇作與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

1988年8月哈維爾發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后，於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1992年由於斯洛伐克獨立，哈維爾辭去聯邦總統一職；1993年哈維爾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並且於1998年連任。

哈維爾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乞丐的歌舞劇》《無權力者的權力》《給奧爾嘉的信》《哈維爾自傳》《反符碼》等。

哈維爾1990年新年獻辭

40年來每逢今天，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裡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麼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麼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麼輝煌燦爛。我相信你們讓我擔當此職，並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複。

·我拒絕將我自己定義為左派或右派。我站在這兩種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前沿之間，獨立於它們。我的某些觀點看上去似乎是右派的，無疑地，另外一些卻像是左派的。我甚至可以想像同一個觀點對有些人來說是左派的，對別的人卻像是右派的。老實說，我對此從不介意。而我最討厭的還是將自己看作一個處於中心的人物，將自己置身於某個地形學上的位置是荒誕的，這更多地因為虛構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賴於所採取的某個角度。

·每天的報紙都在談論一個具體的政治或政黨如何視自己為左派還是右派，是偏左還是偏右，或者是右派中的左派或左派中的右派，或是右派中的偏左派。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並不感到有以這種方式定義自己的需要。這樣做會構成對我的自由的一個事先的限制，預先地將我和某件事或某些人捆綁在一起卻沒有透出任何我的主要觀點。

·像“社會主義”一樣，“資本主義”也是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加以推廣和庸俗化的一個概念，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必須接受它，尤其是對這個概念不費力氣地加以運用，是一種喜歡通過接受類似的意識形態標籤而使生活簡單化心理的典型，並且還和許多具有危險的文明現象聯繫在一起，它們並不在我的框架之內。

·如果不去打碎極權主義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這種權力的根源及導致物質匱乏的原因即中央集權經濟，便不可能推翻這個制度和重建民主。

·我們總是忙於追趕，在許多事情上反應總是慢半拍，並且這不僅是因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複雜時期以及與一個複雜的遺產打交道。我們還會犯這樣的錯誤：我們總是將對自己工作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們之間微小的分歧中去，轉向我們自身的爭吵，我們缺乏互相之間的信任，缺少自信（表現為政治上的虛張聲勢），缺乏寬宏大量而互相恐懼；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承擔我們剛剛贏得的自由的責任。

·最糟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上被污染的環境之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為我們習慣於口是心非。我們學會了不去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否定及僅僅關注自己。這樣一些概念如愛、友誼、憐憫、謙卑或寬恕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對許多人來說，它們僅僅代表了心理學意義上的怪癖，或相當於來自古代的早已過時的祝辭，在電腦和太空時代顯得非常滑稽。我們當中很少有人大聲喊出，有權者並不是無所不能的。

·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並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於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於前統治者，不僅是因為這樣做不真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即主動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採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不能指望僅僅是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參與，因而是所有人的責任。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所繼承的可怕事物便顯得不那麼可怕。因此，希望也會回到我們的心裡。

·最近一個時期——尤其是過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經表明，在我們迫於環境不得不帶上的冷漠面具背後，存在著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潛能和公民水準。

·這些逆來順受的、飽受羞辱的、懷疑主義的和近乎犬馬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種巨大的力量，在數周之內，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擺脫了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枷鎖，令世人矚目和稱奇。我們也不妨反問自己：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制度下生活過的青年人，是從什麼地方開始對真實的追求、對自由思想的熱愛、擁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氣及眼光呢？他們的父母——被認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們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議或指示的情況下，立刻領略到去做什麼呢？

·我們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凱撒。”這是繼承了我們的哲學家赫爾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紐斯（Comenius）的傳統。我說我們現在正有一個機會將這個思想發揚光大，並將其作為一個新的因素引進至歐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這是我們所需要的話，我們國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愛、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煥發。這正是我們對國際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貢獻。

·我的最傑出的前任馬薩里克以偉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紐斯的一句話來作為他第一次講演的開頭。請允許我借用這句話並輔之以我自己的語言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講：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在單靠由各種各樣統計申報數字、官方聲明和有關社會政治牽連的治安報道等所衡量的範圍來看，我們幾乎不感到任何懷疑——穩定獲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們著眼於穩定的進一步含義，什麼是社會中一種的真正的精神狀態？假定我們開始詢問更持久、也許更敏感和更無可估量然而是有意義的事實，譬如以真正的個人及人類經驗的方式來看，什麼是隱藏在所有數字背後的東西？假設我們詢問——例如為了社會道德和精神的復甦，為了生活的真正人性尺度的擴展，為了高水平的人的尊嚴的提升，為了人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願——迄今所做的？因此當我們將注意力從僅僅是從外部現象轉到它們內在的原因和結果，它們的聯繫和意義，一句話，轉到那些現實的更不明顯的層面上。在那裡這些現象或許正獲得一種普遍的人類理解時，我們能發現什麼？難道我們還能認為我們的社會是“穩定”的？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因為恐懼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入團和參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信譽的制度下，因為恐懼他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義務的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為恐懼拒絕的結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被推薦的候選人投票，並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前程的恐懼，他們不得不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懼使得他們經歷自我批評、贖罪、不光彩地填寫一大串丟臉問題的令人羞辱的行為。恐懼或許有人會告發他們，將他們驅逐出現存社會，他們通常在私下裡表達他們真實的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勞動者以他們名義的所謂“工作義務”，是那種恐懼忍受經濟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為了討好權勢者。實際上，同樣的動機也隱藏在建立“社會主義勞動突擊隊”的背後，存在於這種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在給上級的合適的報告中被提及。恐懼導致人們出席各種官方的慶祝會、示威和遊行。因為恐懼被從正在進行的工作中驅趕出來，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效忠於他們事實上並不接受的觀念，寫他們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虛假的東西，參加官方的組織和參與他們認為是幾無價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刪改他們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許多人甚至報告恰恰是他們自己對被報告人做的那種事情。

·這是那種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見的網直接覆蓋整個社會；是那種所有恐懼的道路最後消失的盡頭；是沒有人可能向這個國家的權力挑戰的最後的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雖然對於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內，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張網，不能觸到它的細絲，但甚至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時每刻沉默的在場，並採取相應的行為——這些行為是為了在那些看不見的眼睛和耳朵之內的表現自己。

·在近代很少有像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如此公開和厚臉皮地給這些人提供領域：一旦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時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權力和個人目的中準備做任何事情的沒有原則的和沒有脊梁骨的人；樂於任何羞辱，隨時打算為了一個巴結當權者的機會而犧牲他們的鄰居和他們自己的忠誠的鑽營的走狗。

·這種冷漠成了一種積極的社會力量，這不是簡單的冷漠，它比恐懼更有力量，它將許多人帶到投票站，去開會，成為官方機構的會員。這個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例行公事，一種習慣，一種無意識，一種懶惰，在其背後除了放棄什麼都沒有。參加誰也不相信的政治儀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個人不會得到任何東西，但是也許會失去那種平靜的生活。

·在某個前景中，站立著那個崇高的人類理想欺騙人的外觀，而在其背後，蹲伏著一個謙恭的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過其實的標語口號，關於前所未有的各種形式的自由增長和無可比擬的生活結構上的多樣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縮減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費品的單調乏味和卑劣。

·一種建立在恐懼和冷漠的基礎上的制度，一種將每個人都驅進純粹物質存在的單人掩體和給予他們偽善作為與社會交流的主要形式，將會對人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將社會縮減成為一種策略，在那裡僅僅是為了表面上的秩序和普遍的服從，而無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以什麼樣的代價，這是什麼樣水平的社會？

·無需什麼想象力就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情景僅僅導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漸腐蝕，所有正派標準的坍塌，對諸如真理、堅持原則、忠誠、利他主義、尊嚴和榮譽等價值意義的普遍毀滅。在一種深度的道德腐敗中——它起源於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種意義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它無非使我們再次面臨以絕對意識衰落為標誌的現代技術文明中人的狀況的那些悲劇方面，我提議稱之為“人類個性的危機”。

·秩序已經建立起來，其代價是精神上的麻痹、心靈的麻木、生活的荒蕪。表面的“穩定”已經獲得了成功。其代價是社會精神和道德危機。

·這是一個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個文化政策首先意味著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我們今天的文化所達到特殊的偏離程度，許多事情已經被談論和寫到了：關於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書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肅清的期刊；關於刪掉的出版計劃和劇場節目及切斷所有知識分子團體聯絡；關於對展覽廳的掠奪；關於在這個領域中實行迫害和歧視的荒誕不經的做法；關於解散所有原先的聯盟和無數的學術機構及它們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熱者、聲名狼籍的野心家、不可救藥的懦夫們，在普遍的空虛感中急切地抓住機會的不夠格的暴發戶所操縱。與其再一遍描述所有這些事情，我寧願思考與我的這封信的主題更密切的事態更深刻的方面。

·足夠真實的是，秩序正在實施：一種官僚主義秩序，它機械的準確性壓抑每一個有獨特性的事物，它發霉的慣性排斥超常的、出類拔萃的東西。正在實施的是沒有生命的秩序。足夠真實的是，這個國家是安定的。你不想說安定得像一所陳屍所或一座墳墓？

·那些掌權的人們，多年來習慣於絕對聽從，習慣於一致的和無保留的支持，習慣於整個是虛偽的統一整體，當他們感到曝光於這樣一種前所未聞的威脅中時，對於被壓抑的情感的暴漲感到震驚。並且在這種心情下（設想他們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唯一保證人）察覺到這樣一種對這個世界的其餘的人們也是空前未有的威脅時，他們毫不猶豫地召集了上百萬外國士兵來挽救他們自己和這個世界。

·到目前為止，在我們中間最壞的是——自我中心、偽善、冷漠、懦弱、恐懼、屈從，從個人責任中逃脫出來並無視其普遍的結果——這樣一些東西正在系統地發揮作用和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領導人也有機會通過其政策影響社會，以喚起人們身上更好的東西，而不是更壞的東西。

·一個幽靈，一個西方稱之為“反叛”的幽靈，正在東歐大地徘徊。這個幽靈並非從天而降，它所困擾的制度，正進入了一個歷史階段，它乃是這個歷史階段不可抗拒的自然產物。千萬條理由都註定了現制度依賴純粹和殘暴無理的權力來扼殺一切異端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反叛的幽靈應運而生。現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殭屍，因此在體制內的任何異動、背離都是無法進行的。

·我們這個社會制度通常稱之為專制制度，更確切來講是一個操縱了社會經濟、政治命脈的官僚制度。

·作為一種“超個人”的與客觀的武器庫，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掩蓋他們的真實境況和不光彩的動機，自欺欺人。意識形態很講求實用，但有時則冠冕堂皇地為上上下下正名與開脫。它既面對芸芸眾生也面對在天之神。它是一層面紗，用來掩飾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瑣和安於現狀的心態。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

·專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種複雜的官僚體制、等級制度的傳送帶、種種間接的控制手段來保證其天衣無縫的整體運轉的。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來為一切開脫，為每一部分找尋借口，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在權力金字塔中，個人不論職位高低，在整個制度里他們自身是無足輕重的，只不過是這個自動的大機器的部件和能源罷了。因此，個人的權力欲只有在與整個制度自動性的方向一致時，才能夠允許實現。

·虛偽與謊言充斥著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生活的根本的目標存在於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希求人性正當的尊嚴，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現和對現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個人多少都具有在謊言中生存的能力。每個人都會屈從於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圖和功利主義。每個人都有與芸芸眾生溶為一體，在虛偽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願。這不僅是兩種不同本質的簡單對立。這是對人類本體自身的挑戰。

·無論他們的創作方式和人生觀相去多遠，如果不挺身而出捍衛他人的自由，便是放棄自身的自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后極權社會內那些日後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活動背景，通常並不是由公開的政治事件和公開的政治觀點與力量的衝突所組成的。這些運動大部分是來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廣泛的領域，在謊言中生活與在真實中生活，在那兒發生衝突，也就是說后極權制度的規定與生活的真正目的發生了衝突。

·孕育風暴的地方在暗處，在那個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難以梳理清晰的。預測憲章運動出現的可能性正像現在要預測它何去何從一樣機會渺小。這又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產生在隱藏在暗處的事物猛然衝破在謊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時刻。一個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這種事件發生時就越感到震驚。

·在後極權制度統治的社會，所有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們沒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用說建立政治組織。由此產生的空白，則由意識形態的儀式來填補。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自然喪失了對政治的興趣，大多數人將那些還可能存在的獨立政治觀點看成不現實的、牽強附會的、自我陶醉的遊戲而已，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相去太遠。人們還會覺得這些獨立觀點也許值得推崇，但卻不著邊際，因為一方面純屬空想，一方面又極端危險。眾所周知，當局對任何這樣的舉動的迫害，都是殘酷無比的。

·如果各種“不同政見者運動”後面的推動力來自從事“非政治性職業”的廣大群眾，這不是因為這些群眾比那些以政治家為己任的人更聰明，這是由於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沒有讓傳統的政治思維和政治習慣所束縛，因此反而對真正的政治現實有更多的認識，對在這種情形下該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要想避免所有過去的錯誤，政治就必須回到其起點本身——個體的個人。在民主社會，對人的侵犯並不顯得那麼明目張膽、殘暴無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發生，情況也許非得變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

·作為表象世界的一側面，法典不僅欺騙了檢查官的良心、欺騙了公眾、欺騙了外國觀察者，也欺騙了歷史本身。

·這些社會自我組織的早期活動，正是讓社會的某些部分在真實中生活，讓社會擺脫后極權主義自我維持的因素，從而讓社會自身從后極權制度里脫身而出。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動，正是為了從自己開始徹底否定后極權制度，並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礎上建立他們的生活。這些傾向，正是對於向活生生的人性復歸的原則的再度肯定。

·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為自由、真實、尊嚴的生活而堅持不懈、不圖報償、永不停止地奮鬥，永不自設限制、決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決不陷入政治伎倆的圈套，不臆測自己行動的成果，也不幻想未來。當這場鬥爭與后極權制度發生真正衝突的時候，保持鬥爭的純潔性，就是取得勝利的最佳保證。

·歸根結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應該給人類的道德重建帶來希望，也就是徹底更新我所說的“人類秩序“，即人類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無法替代的。一種新存在的體驗，一種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種嶄新的、高度的責任感，一種新發現的人與人、個人與集體的內部關係——這些因素清楚地告訴我們應該追尋的方向。

·人類每一次激進地、一勞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圖取消曾經謙卑地尊敬的“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謹慎的個人知識，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還將會為試圖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價；同樣也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價。事實上這些已經發生了。

·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這是一種膨脹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全面統治，不僅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運行，建立在一種因為與真實相脫節所以能使任何東西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上面。這種權力作為操縱、壓迫、製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這種權力很久以來只是和少數專橫的統治者相關，而毋寧說攫取和吞噬了每一個人，因而將所有的人都結合到其中去，至少通過他的沉默。沒有人真正擁有這種權力，因為這種權力擁有每個人，它是一頭怪獸。

·我們的所有行動、所有個人的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都要以價值和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更甚於所有抽象的推論，不去發明良心的呼喚之外的其他責任。我們不必為我們能去愛、擁有友誼、團結、同情心和寬恕而感到羞恥，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將我們人性中的基本尺度從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來，將以此作為有意義的人類社會唯一真正的起點。我們必須受我們自身理性的引導，在任何條件下將為真理服務作為我們自己的基本經驗。

·“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來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機構的政治。政治來自人的內心，而不是來自一個命題。並非偶然的，這種充滿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這種嚴酷的鬥爭的基礎之上，處於“日常規則”之中，我們必須得先沉到井底，然後才可能看見星星。

·好像我們以兩種分離的姿態在生活：作為一個具體的人類成員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和作為某種理論和報告的抽象般的東西而活著。然而，當人們越是誇張這種“我們”的利益，——不管是出於真正的著迷，還是虛偽、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們作為真實的人便越加受害彌深。

·當一個人有受窮的經驗，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經驗，而又作為一個試圖去尋找在個人關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過教育的人，克瑞傑在他早年生活中便意識到他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好鄰居、好醫生而面對人類苦難，如果他對自己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試圖去理解苦難的社會背景和發現解決它的社會途徑。

·真正的民主怎麼可能和只有一種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及權力始終掌握在一個政黨手中的原則相調和？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權力民主競爭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擔保經濟一勞永逸地以一種唯一的、事先規定的方式來組織？

·在今天這個複雜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個活躍的角色嗎？還是他們總是必須，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從屬於那個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樣接受各種教條和胡言亂語？對他們來說，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夠？還是也必須相信某些不再是純粹和單純的東西，諸如他們自己的政黨？在這樣一個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現實”、追逐權力的意識形態以及盲目反抗的現代文明的喧囂的世界上，那些內心純粹的人們，有獨立精神的人們能否達到權力的頂峰？在這些領域中這樣的人能成功嗎？還是他們別無選擇，只有捲入——不管是出於現實的妥協，還是理想主義的信仰——某種東西，某種他們發現更能接受的東西，某種暫時看來符合他們的良心而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可能轉而反對他們的東西？

·面對重新確立的極權體制，大多數人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不再關心國家大事，逃避現實，鑽入自我的圈子。人們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見或公開的對抗有什麼作用。為了證明這一點，法庭對那些持不同政見、提出異議的人進行嚴厲的制裁。社會渙散成一盤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創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從中尋找隱蔽所。公民的自由組合、交流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現在卻被禁止了。全國上下籠罩著一種死氣沉沉的氣氛。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著多麼蒼白的事實。不久前還是強大的團結力量崩潰了。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到處都籠罩著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

這不僅僅是政治危機，這是一種道德危機。

·“憲章”不是因為它是制定一種綱領去反對另外一種綱領或意識形態而產生的它無意成為一支與執政黨競爭、抗衡的政治力量。它也並不標榜自己比執政者更明。它的簽署者中雖然有些前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從事政治活動，某些人也許會利用“憲章”活動提供的這樣那樣的機會去爭取扮演政治角色。然而這些絲毫也改變不了“憲章”的宗旨，即它不試圖從政治方面著手解決社會危機。在民主的國家，或在政治或多或少有些開明的社會裡，以政治手段解決危機不失為良策。然而，對於“憲章”來說，採取這種方法，只能說明它脫離實際，自不量力。

·與其說他們是由於政治觀點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說他們是因為人的本性而走到一起來的。在這裡，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動機首先是道德方面的。?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決不是在政治上的見風使舵，投機取巧。道德觀念不是分析、權衡出來的，產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憲章”的產生不是建立在人們對形勢的邏輯推斷基礎上的。它的產生根源於事物內在的邏輯性，即形勢的發展和人們對它的必然反應這一邏輯。它的產生是出於每個公民對道德淪喪的反應。人們開始反抗偽道德的壓迫，不願繼續唯心地陽奉陰違；渴望超越自我，克服個人恐懼，衝出自我的牢籠，關心國家大事；不願再昧心地讚美皇帝的新裝，而是要說真話。總之，人們希望自己的行為與良心保持一致，挺起胸膛做一個“大寫的人”。

·道德方面的動機促使我們在干某件事時，不去考慮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什麼時候會獲得成功，也就是不要去考慮什麼保障或報償。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然而公民意識作為實現任何政治的前提，是不變的。它要求大家像名副其實的公民那樣，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因此要求每個人都要有勇氣，懷有追求真理的願望，要有良知、思想自由以及具有顧全大局的精神，那麼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具備所有這些素質了呢？可以用拉迪斯拉夫·黑依達萊克的話來回答：政治目標是有限的，而“憲章”的目標是無限的。

·“憲章”的計劃沒有顛覆政府，破壞現存的社會制度這一項目，所以它也無意攻擊現存的法律秩序。相反，為了恢復公民意識，它要求法律得到維護和充分實施，提醒當局注意隨意干擾法律的現象，希望不要讓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而是要有法必依。即便“憲章”認為某項法律條文不合適，它也只是希望通過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這也就決定了它與各機關之間的關係以及它的行為方式。儘管當局對它的上書表面上不予理踩，不予研究，它仍不斷地向國家機關投書進諫。

·對真實生活的渴望的追求，儘管遭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卻仍在權力結構內部無聲息地生長，無所不在，暗暗在施加壓力，並逐步認識權力的真面目。權力在社會面前開始妥協，因為與之聯繫廣泛、密切的社會迫使權力向它作出妥協。社會將會從權力當局手中奪過一部分權力，但這個過程是緩慢的、結果也是不確定的。這些足以說明，社會在冷酷外表下掩蓋的一切是極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