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方恆

下車即視察民間，了解賦稅戶口情況。在任期間連年乾旱，青州饑民千餘人流寓萊蕪，他根據泰安府郡招民檄文，遣撫流民，備資遣歸。仿照古制社倉法，募捐屯積糧食，以防災年。創建正率書院於城西，月試諸生，鼓勵士子要飭躬敦行，並作講語十六則，教育民眾。縣署堂廨因地震傾危，他主持對內堂進行整修，加蓋小屋數間以藏案牘，新建廳堂三間，命名“景范堂”，以志學習范貞節先生釜魚甑塵、清白守節、好廉自克之風，作為考治講政之所。改建貞節先生（范丹）祠，以教化士民。政簡刑清，廢墜皆復，士人以其同范丹、韓韶相併提。

他曾上呈《申覆開礦詳文》，詳細敘述了罷開銅鐵礦的理由：一是糜費資本，無可賠補；二是伏莽發機，礦徒造反；三是潛蹤之地，隱匿逃犯；四是，引發爭端，梃搏互傷；五是挖傷山脈，耗竭流泉。由此，清廷鑒於明末開礦引發多次礦工起事十分重視，對采冶持謹慎態度。

葉方恆尋仇顧炎武

當崇禎末年，炎武嗣祖紹芾及兄長顧緗（字遐篆）先後去世，又逢吳中大旱，炎武無奈，曾將祖產田800畝賤價典給崑山豪族葉方恆（字嵋初）；其時，炎武的堂叔等人為爭奪遺產，又挑起家難，他們還與本來就蓄意侵吞炎武家產的葉氏內外勾結，炎武在崑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語濂徑的住所曾幾次被這夥人洗劫及縱火焚燒。到順治七年（1650），葉方恆又企圖加害顧炎武，炎武為了避禍，只得“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離開崑山出走。此後五年中，他都在吳、會之間奔波往來。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庄、陳忱（字遐心，浙江吳興人）、吳炎（字赤溟，江蘇吳江人）、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王錫闡（字寅旭，吳江人）等共結驚隱詩社，表面上以“故國遺民”“優遊文酒”（汪曰楨《南潯縝志》），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順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鄉崑山。原來，顧氏有世仆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於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恆，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繫）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崑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恆又與陸之婿勾結，私下將炎武綁架關押，並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字蘇生）與松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審理，最後，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當事情危急之際，歸庄計無所出，只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庄不願失去錢氏這一奧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歸庄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於錢氏門牆，託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日知錄》卷十九《文辭欺人》條云：“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污偽籍而自托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忠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言者偽也。”）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獄。儘管歸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恆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鐘山，行經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後，葉方恆還指使歹徒數十人洗劫炎武之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歸庄《送顧寧人北游序》）。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風起雲湧的抗清復明事業，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游，以結納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國山川形勢，徐圖復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