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援西軍

10月11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革軍委）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要》，計劃集中紅軍主力北上。張國燾為了實現其向大西北退卻的計劃，輕率地沿河西走廊繼續西進。1936年11月10日，中革軍委基於既成事實，遂決定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正式命名並任命了陳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領導幹部。西路軍在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的騎兵和胡宗南的優勢兵力夾擊下，雖經全體指戰員的浴血奮戰，但由於環境惡劣，眾寡懸殊，給養困難，1936年12月在甘肅古浪戰鬥中有2400多人傷亡。1937年3月在高台、酒泉一帶完全失敗，董振堂等21000多指戰員大部分壯烈犧牲。只有李先念、李卓然同志奉命率領1000人從祁連山向新疆方面突圍，以圖重整旗鼓。但一路飢餓、傷亡，最後剩下400名紅色戰士。

中革軍委獲悉西路軍危急，即發出了《軍委主席團關於組織援西軍問題給彭德懷、任弼時的指示》，迅即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的援西軍對西路軍進行救援。

1937年2月27日，中革軍委主席團任命軍委委員、軍委總參謀長、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為援西軍司令官，張浩為政治委員，組成援西軍。

劉伯承、張浩受命后，即率援軍從陝西淳化、三原地區出發，兼程而進，於3月10日左右經三不同、肖金鎮、屯字鎮到達鎮原縣（羅炳輝、宋時輪已率部先期到達）。遂即各軍抽調少數幹部，建立和完善了軍事指揮系統和政治指揮系統。

由於受當時條件的限制，當援西軍進到鎮原時，西路軍業已失敗，中央指示援西軍集中鎮原待命。

援西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張浩，參謀長李達，政治部主任劉曉，后宋任窮。司令部機關及隨營學校駐鎮原縣城，轄紅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騎兵一團等，其主要領導人和駐地是：

紅四軍，軍長陳再道，政委王宏坤，參謀長耿飈，政治部主任劉志堅。下轄十師、十一師、十二師，分駐屯字鎮、曙光、上肖一帶。

紅三十一軍，軍長肖克，政委周純全，后郭述申，參謀長唐天際，后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轄九十一師、九十三師，分駐平泉、中原、湫池一帶。

紅二十八軍，軍長宋時輪，政委宋任窮，參謀長唐延傑，政治部主任伍晉南。

紅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委袁任遠，參謀長郭鵬，政治部主任張平化。

兩軍分駐新城到平涼、固原一線。

騎兵一團，團長高錦純，駐臨涇至馬溝一帶。

另有紅十五軍團的七十四師駐孟壩鎮，陝甘寧省獨立師駐三岔鎮。

援西軍進駐鎮原后，正是國共兩黨談判合作抗日時期，中央對原來的政策作了適當調整，成立了隴東特委，在特委轄區內允許國民黨政權存在，不搞打土豪，分田地，只搞減租減息，實行合理負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援西軍政治部成立了民運工作部，部長秦武山。各軍都成立了民運部，發展建立黨的組織，廣泛開展群眾工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民眾抗日救國運動。

援西軍進駐鎮原后，隴東地區一下新成立了五個縣委，陝甘寧省委派不出那麼多幹部來工作，鎮原縣的工作由援西軍民運部來承擔，行使縣委的職責，發展建立地方黨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國運動。援西軍在駐防區內，訪貧問苦，了解民情，廣交朋友，建立感情，發展了一大批黨員，建立了區委、支部。除北部老區外，鎮原各地的黨員和黨的組織，都是在援西軍工作的基礎上相繼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駐在南三鎮的紅三十一軍民運部，組織了一批民運工作幹部，幫助群眾打掃衛生，解決疑難問題，參加勞動和幫助治病等，在與基本群眾建立感情的基礎上發展他們入黨，很多人後來成為當地的骨幹力量。如平泉黨支部書記趙維宗，中原黨支部書記白煥林，新城黨支部書記王子厚、張元龍、劉自鑒，還有跑平涼的秘密交通員路世林等，都是紅三十一軍民運部發展的黨員骨幹。

在屯字、曙光、上肖各地都有紅四軍民運部發展的黨員。屯字鎮附近的肖嘴自然村貧苦農民蔣登肖，是紅四軍發展的黨員，曾任屯字鎮抗日救國會領導成員。上肖鄉南李村的李生輝，是紅四軍王錫朝科長介紹入黨的。後來他又介紹李生財、李維祥、李維財等人加入了***。曙光鄉疙瘩王家村的張緒財是紅四軍十二師的張振才介紹入黨的，他又先後發展曹鳳璽、劉維聰、郭維國、馬騰家、馬維肖等加入了***，成立了一個黨支部，張緒財任支部書記。

據耿飈同志回憶，當時紅四軍民運部在屯字一條原上發展了100多名黨員。他說：“那些黨員的素質都很好，有些和我本人建立了親密的聯繫。可惜，已經過去了50多年，我不能記起他們的名字了。”

據八路軍一二九師駐鎮原留守處（即鎮原縣委）的領導同志回憶，當時隴東特委轄區共有1600多名黨員，鎮原就有1000多名，全縣成立了10多個區委，還有一個中心區委。後來的革命鬥爭實踐證明，凡是援西軍駐過的地方，黨的組織力量堅強，均出現過革命的波瀾，為革命做出過犧牲和貢獻。

當時民眾抗日的主要組織形式是組織抗日救國會，經群眾和上層人士協商，在縣、區、鄉分別建立了各級抗日救國會，在工、青、婦各界分別建立了抗日救國團體，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當時的抗日救國會，形式上是群眾團體，實際上是人民政權的雛形。群眾打官司、抓壞人、禁賭博、制止保、甲長為非作歹等，都要找抗日救國會和抗日自衛軍。這就打擊了國民黨區長、聯保主任和保、甲長的威風，使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了，形成了徒有其名的局面。從此，他們派糧、派款，要幹什麼事，事先要和抗日救國會商量，實行合理負擔。抗日救國會在群眾中的威望很高，實際上成了人民手中的政權。後來，國民黨政府宣布，抗日救國會是非法組織，要建立他們的抗敵後援會，我們黨立即把抗日救國會改為抗敵後援會。國民黨也沒有能再建立起來。

鎮原縣地處陝甘寧的前沿，國民黨統治嚴密，群眾運動比較困難。援西軍進駐后，佔據了全縣城鄉地區。當時國民黨僅有保安隊300多人，沒有駐正規軍。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壯大人民抗日力量，基本上把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了。不僅各界群眾大都參加了抗日救國會，而且青壯年都參加了抗日自衛軍，各方面工作進展順利，尤其是南三鎮、屯字鎮和縣城周圍地區，抗日救國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打開了鎮原工作的新局面。援西軍還進行了擴軍工作，許多青壯年參加了紅軍，不少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倖存者如路克傑、王文才、李聚蒼等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指揮員。

援西軍駐防鎮原期間，地邊插著“不踩莊稼，愛護莊稼”的牌子，村子里的牆上、大樹上貼著“擁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收復失地，還我河山！”“停止內戰，槍口對外！”“團結一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紅軍萬歲！”等醒目的標語牌和五色紙的標語，到處充滿革命、戰鬥的氣息，令人振奮、神往。

援西軍各軍在駐地經常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黨的政策和抗日救國道理。群眾拿著寫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汪精衛！”“擁護紅軍！”的小旗子去參加會。每次援西軍的領導演講宣傳后，群眾都紛紛說：“紅軍好，紅軍說的對，就這麼干！”

援西軍吃的、用的東西都是掏錢購買，公平交易，借東西一定還，損壞東西就賠償。有一次天下雨，駐在平泉南徐村的部隊沒有吃的了，借了群眾徐玉都三石糜子。徐的父親害怕他們不還了。結果後來他們不但歸還了糜子，還給了一些黃米。住在上肖村的一個團供給部，借用了群眾杜元根家200根木椽，他父親說，這些木椽恐怕再不得見了。結果部隊走時送還他家，椽上都寫有號碼。他感慨地說：“紅軍真是人民的軍隊。”

紅軍在駐地幫助群眾打掃衛生，挑水劈柴，干農活，收割麥子，還組織了“遠足割麥隊”到幾十里路以外國民黨統治的平涼地區幫助群眾割麥，一面勞動，一面宣傳黨的抗日政策，演出文藝節目等。割麥不要工錢，也不吃群眾的飯，不喝群眾的水，自己燒水、做飯吃，割麥結束后，歸還了所借的東西，把駐地打掃得乾乾淨淨，背起行裝，告別鄉親們，全村的男女老少，戀戀不捨地歡送紅軍，有些小夥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此後，鄉親們寫來了一封封感謝信，還不斷有他們勞動過的村莊群眾來部隊作客。

援西軍開赴抗日前線時，紅軍戰士給家家缸里挑滿了水，給戶戶打掃了衛生，還清了借用的傢具，再三向群眾表示感謝。鄉親們都去挽留紅軍多住些日子。他們說：“我們要去執行任務，還會回來的。”於是，群眾忙著打酒、殺雞，請紅軍吃飯，紅軍也請群眾吃飯，小寨白村的群眾合計了一下，給紅軍送去了五隻羊，但他們堅決不收；給他們送去一些煙、酒，他們只收下一點，表示領了鄉親們的心意；給他們送上一對錦旗，他們都高興地收下了，表示要為人民立大功。許多青年人趕上毛驢送紅軍，有的就跟著參加了紅軍。群眾都說：“紅軍是天下最好的軍隊，一定能勝利，***和紅軍得民心，將來天下一定是紅軍的。”

根據當時中央的大政方針，援西軍首長為爭取與國民黨上層人士合作共事，積極開展上層的統戰工作。那時，援西軍和紅十五軍團雲集隴東和鎮原縣，大軍壓境，形勢完全改觀，為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創造極為有利的條件。當時，國民黨鎮原縣長鄒介民及各區鄉政權組織，迫於我強大的軍事壓力和紅軍的模範行為，對援西軍態度友好，百依百順，工作比較順利，援西軍開進鎮原時，鄒介民率眾出郊迎接並召開歡迎大會，以後經常召開軍民聯歡會，延安烽火劇團等文藝團體亦來鎮原演出。

當時的鎮原民主人士祁尚誠、劉慕黎等，都和援西軍首長建立了友好關係，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劉慕黎利用他在楊虎城部隊中的關係，經常往返西安為援西軍購買軍用物資和彈藥。新中國成立后，祁、劉二人都擔任了縣人民代表、縣政府委員、科長等。援西軍還在國民黨的黨政軍憲人員中發展了一些統戰人員。當時的國民黨鎮原縣保安隊中的石敬平、劉杜榮，就是***員、長征紅軍。石敬平同志曾任葉劍英元帥秘書，以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工作。

當時，黨中央採取雙管齊下，營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軍將士，一條途徑是從國民黨上層做工作，使其不再迫害西路軍；另一條是派出可靠得力的人員到蘭州、河西、青海、寧夏等地了解西路軍失散人員的情況，千方百計進行營救。援西軍按照中央總的部署，抽出大批偵察人員，化裝身份分赴隴東至河西地區進行搜救。

中央軍委電令西路軍首長徐向前、陳昌浩將剩餘的部隊交給李先念、李卓然負責，向新疆方向突圍。要總指揮徐向前同志和政委陳昌浩同志回中央。徐向前、陳昌浩在肖永銀、陳明義二人護送下，從祁連山突圍出來，向隴東方向奔走，但沿途國民黨馬家騎兵甚多，盤查得很嚴。為防不測，徐、陳首長決定四人分開行走，希望總有一路能回到黨中央報告情況。徐向前將他給黨中央的親筆信交給肖永銀，囑託“你們一定要想法交給黨中央！”然後，徐、陳首長一路；肖永銀、陳明義一路，揮淚告別，分道而行。但在途中陳昌浩同志病倒了，就把他安置在一個可靠群眾家裡養病。徐向前同志孤身一人，扮著皮貨商人，徒步向隴東方向跋涉，一路歷經了無數艱難險阻，受盡了千辛萬苦……

一天，紅四軍參謀長耿飈帶了三個騎兵，在王窪子一帶偵察，突然發現了一個穿長袍的“商人”，腋下夾了一把傘，正在向當地老鄉問路；走近一看，原來是徐向前同志。他見到騎馬的軍人，立即向小巷子躲去，耿飈趕緊大喊：“徐總指揮！徐總指揮！”

徐向前同志認出了耿飈，叫了聲“耿飈”眼淚就下來了……

援西軍的首長和幹部們，看到徐向前同志的情景，都心痛得熱淚滾流……

徐向前總指揮在援西軍司令部，經過休息、換裝后，被護送回黨中央。

5月下旬，國民黨蘭州集中營，要將所俘的西路軍官兵押送到西安。當時被俘的西路軍人員編為兩隊，一個叫士兵隊，約有1200多人，一個叫軍官隊，約有130多人。由國民黨九十八師派了一個營500多人押送。從蘭州走了十多天，到了平涼又移交給敵四十三師派一個營押送。他們在平涼途中，看見不少三三兩兩騎自行車的商人模樣的人，來回奔跑在西（安）蘭（州）公路上。當他們在路邊小鋪子小憩喝茶水時，這些人便推著自行車，車子後面綁著個提籃，向他們攬生意了：

“喂，老總，買幾個鍋盔吃吃吧，走路肚子餓得快，很便宜，一角錢十個。”

奇怪的是他們買鍋盔時，你要一個他給兩個，甚至還給三個呢。每當遞給鍋盔時，總是要使個眼色說：“好好看看這是兩個……這是三個。”

他們讓每個同志都買了鍋盔，才愉快地推著車子走了。被俘的同志偷偷掰開鍋盔一看，中間夾著兩塊錢和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四十里鋪以東便是游擊區”，落款寫著“援西軍偵察員”。這使他們高興極了！這些被押送的西路軍官兵，便在一個雷雨交加的黑夜，全部逃跑回到了援西軍。陸陸續續逃回援西軍的約有2000多人。這些回來的同志，大部分衣服襤褸。有的傷了腿的同志，靠兩隻手和一條腿爬回來，真是一路血水，千里眼淚啊。

援西軍政治部在鎮原縣城設立了招待所，熱情接待回來的同志。劉伯承等首長親自去看望他們，回來一批看望一批，回來一個看望一個。劉伯承司令員讚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同數倍於已的敵人浴血奮戰，表現非常勇敢。他說：“同志們在險惡的環境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採取各種方法，堅持進行鬥爭，凡是能夠回來的同志，表現了政治上的堅強性，都是好同志，都是黨的寶貴財富，組織上都給予信任。”這番話，使大家感動得熱淚縱橫，好像失散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

回來的同志經過休整、換裝后，開始學習中央有關政策、指示。根據劉伯承的指示，政治部還向歸來的西路軍同志講授社會發展史常識。自編教材，自己講課，從猴子變人講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一直講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部還辦了指導員訓練班，專門講如何在連隊進行政治思想工作，效果都很好，使大家的覺悟有很大提高。

對於西路軍回來的同志，劉伯承指示宋任窮主持的援西軍審查委員會，迅速審查甄別，做出結論。除個別人外，都很快恢復了黨籍，重新分配了工作。當時，紅四軍政委王宏坤去看望西路軍回來的同志時，有的人提出要到四軍去。王宏坤給援西軍參謀長李達講了，李達立即給撥去300人。

通過甄別、學習、重新分配工作，援西軍為適應戰爭的需要，對部隊進行了整編。如紅四軍原來是四個大團（對外叫四個師），收編為兩個師六個團，每個師轄三個團，每個團轄五個連（四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取消營部，充實連隊。這些同志後來在長期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成為人民革命的功臣。

援西軍駐防鎮原期間，深入開展了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增強了紅軍的團結；全面開展練兵活動，提高了戰鬥力，在政治思想、軍事和物質方面為抗日戰爭做了充分的準備。

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來鎮原，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1937年3月31日），指導援西軍進行清算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的鬥爭，強調矛頭只對準張國燾一人，最廣泛地團結四方面軍官兵，不搞擴大化。任弼時同志還親自給援西軍指戰員做報告，到援西軍隨營學校視察工作。

劉伯承堅持教育為主，不開批鬥會，沒有處分過什麼人，大會小會作報告，與幹部個別談話，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全援西軍所屬各軍採取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黨的代表大會，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進一步貫徹中央決定，對張國燾路線進行檢查批判，重點批判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7月12日，四軍寫了《四、五、六三個月四軍政治工作狀況的報告》，總結反張國燾路線的經過，大體上反映了援西軍清算張國燾路線的情況。《報告》中說：“四軍在黨中央絕對正確路線領導與援西軍首長指導和直接幫助下，到達鎮原之後，開始了反國燾路線的鬥爭……

在經過了第一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開始反國燾路線鬥爭之後，四軍接著於4月7日舉行第一次全軍黨代表大會，比較具體地聯繫到四軍本身實際問題，這樣進一步檢查了國燾路線的實質。到4月25日，又經過援西軍第二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任弼時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更深刻、更徹底地揭發了國燾路線，同時又在部隊中經過幹部特別會議，團為單位黨的活動分子會，支部大會，小組會議等的傳達討論，並聯繫實際工作，在部隊中不斷地開展了一些具體的鬥爭（如反單純軍事觀點、本位主義、貪污腐化、農民意識、錦標主義等的鬥爭），把許多具體的錯誤觀點意識聯繫國燾路線，進行了一些黨的原則理論教育……。其進步表現在：（一）對國燾路線的惡果有了深刻的認識。（二）認識到黨中央路線的正確，黨中央與軍委的威信提高了。（三）通過軍事訓練建立了正規化紅軍的基礎。在批判清算國燾路線的基礎上，劉伯承團結教育了原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為迎接抗日戰爭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援西軍駐防鎮原期間，需要大量的糧食、草料和其他軍用物資，除群眾主動捐獻和購買外，大部分攤派於地主、富農等富戶。當時，鎮原未進行土改，土地、糧食均集中於地富之家。正值抗日救國，“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援西軍利用鄒介民為縣長的國民黨縣、區政府去動員捐獻。據援西軍首長和一些老同志回憶，那時鎮原縣捐獻糧食超過百萬石（每石250公斤），還有款物、馬匹等。援西軍首長對捐獻多的人，都進行了表彰獎勵。6月，紅四軍在屯字鎮戲院召開表彰大會，參加的有部隊首長、幹部戰士、受獎者和群眾超過萬人。會上，首長和受獎者代表分別講了話。陳再道軍長給捐獻多的富豪士紳張千、張天合、高雲勝、李仲仁、田維番、李生奎、孟耀祖等人，獎勵了親筆題寫的“民族先鋒”，“愛國可親”等橫幅和軟匾。鎮原縣至今有許多人還保存著這些獎品。據耿飈等老首長回憶，當時，援西軍在鎮原籌集的糧食等物資，除供給自身需要外，還給在延安的黨中央支援了一部分。

援西軍進駐鎮原后，在縣城內靠東門邊修建了運動場，進行操練。各軍都修建了運動場，進行練兵。屯字鎮閆孟村的孟耀祖，經動員把他家的碉堡讓出給紅四軍做軍部，又將周圍的40畝耕地讓出做操練場。部隊一天“三操兩講”，從基本功開始，射擊、刺殺、投彈，除按照老式步兵操典及內務部條令執行外，還經常深夜緊急集合、急行軍、夜行軍，由隨營學校的人員擔任教官。女戰士們唱新歌曲，開展文藝活動等。

援西軍還採取開展體育運動的方式，進行練兵。全軍開了一月時間的體育運動會，各軍互相開展友誼比賽。還在縣城與國民黨縣保安隊進行了籃球對手賽。通過經常的體育活動和軍事訓練，幹部戰士的身體素質大大提高，戰鬥力大大增強。

8月1日，援西軍直屬隊和隨營學校、二十八軍、騎兵團等，在縣城紀念八一南昌起義十周年，舉行了閱兵典禮。

隨後援西軍司令部在鎮原召開團以上幹部緊急會議。劉伯承同志傳達了中央軍委命令：一、取消援西軍；二、全部援西軍部隊立即開赴三原鎮接受改編。紅二十八軍編入以賀龍為師長的一二0師。四方面軍的第四軍、三十一軍以及陝北的第二十九軍、三十軍等編為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政訓處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任窮。一二九師除留三八五旅一個團擔任保衛陝甘寧邊區的警衛任務外，主力部隊奉命開赴晉東南抗日前線，投入了長達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

援西軍主力改編開赴抗日前線，在鎮原留有“人民抗日紅軍援西軍留守處”（后改為八路軍一二九師留守處）和一個加強營。這時形勢開始逆轉，雙方的合作共事中不斷出現不愉快和摩擦事件。

援西軍在鎮原駐防的半年時間中，雖然沒有進行過雄偉壯觀的激烈戰鬥，幾個月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然而，鎮原從此成為鞏固的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前哨陣地。紅軍的光輝形象深深地刻印在鎮原人民的心坎里，她和此前紅二十五軍、中央紅軍長征經過鎮原和西征紅軍播下的紅色種子，在鎮原人民中紮根、開花、結果，為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鎮原現代史冊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同時，為紅軍抗日救國戰爭準備了紮實的政治、思想和物質條件……在此期間，我黨著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劉伯承、張浩、李達、劉曉、宋任窮、陳再道、王宏坤、耿飈、劉志堅、肖克、周純全、郭述申、唐延傑、伍晉南、羅炳輝、袁任遠、郭鵬、張平化等紅軍將帥曾在這裡生活過、戰鬥過、工作過，他們使鎮原大地生輝。

援西軍在鎮原的卓越功績，永遠不可磨滅，歷史不會忘記，鎮原人民將永遠銘記在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