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寄窗

胡寄窗教授一生都努力推動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他分別於1941年和1946年創辦了《經濟學報》和《經濟論評》雜誌，為經濟理論的研究和交流開闢了專業領域。1980年，由胡老積極倡導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在上海成立，胡老當選為會長。在他的精心指導下，學會規模不斷擴大，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支較為強大的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隊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胡老始終堅持著自己的學術理念和拓荒精神，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開展和完善默默奉獻。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樹立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新標的。它是第一部探討中國幾千年經濟思想演變的思想通史，填補了對秦王朝至鴉片戰爭前夕兩千年經濟思想研究的空白。他以《中國近代經濟思想—l850到1919》為基礎擴充並延展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也填補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在研究方法上，胡老還非常注重對理論前沿的把握，他不時向國內介紹西方經濟學界的最新成果，為國內學術界了解和研究國外的經濟理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20世紀40年代，胡老即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廣泛向國內介紹了包括凱恩斯理論、貨幣數量說等西方經濟理論的前沿成就。

胡寄窗教授是中國當代博學多才、中外兼通、古今兼擅的卓越經濟學家，他在學術精神上強調立德、立言、立行，對學術的追求永無止境。胡老曾說，“我一生治學，無論在理論上或方法上，從來不迷信任何框框，思想深處經常有個攀高峰的強烈意願”。20世紀80年代後期，胡老將研究重點從中國經濟思想史轉向西方經濟學說，為了能夠對西方經濟學說有更為準確和深入的認識，本可告慰私衷、頤享天年的胡老以80歲的高齡開始自學高等數學和德語，閱讀德文資料，這種精神令他的每一位學生都為之感動。

胡寄窗教授將對學術的追求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把教學看得比生命還要重。即使接近耄耋之年，還繼續舉辦全國教師進修研討班，堅持每周三天半的教學課程，並耐心細緻地指導後學之輩，從未缺過一次課。他在晚年經常為本科生舉行專題學術報告，對大學生在思想上、學業上進行指導。由於胡寄窗教授為我國教育文化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他光榮地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1989年），並首批獲得國務院授予的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胡老先後為國家培育出幾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

胡老將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的愛國精神相結合。為了回應“歐洲中心論”對中國經濟思想的歧視與貶低，真正將中國經濟思想的歷史遺產面向世界傳播海外，胡老還出版了英文著作《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和《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打破了經濟學說史中“言必稱希臘”的觀念傳統，向海外宣傳中國經濟思想的輝煌成果，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古代經濟思想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

胡老治學一直倡導中西橫向的對比分析。胡老指出，不論是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還是在外國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都應該注重採用對比分析的方法，不僅包括古今對比，而且包括中西對比。胡寄窗教授積幾十年治學和教學之經驗，縱觀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歷史和現狀，根據經濟學相融的發展趨勢以及我國中國經濟思想史和外國經濟學說史兩個專業分立的現狀，於1986年倡議中國經濟思想史和外國經濟學說史的教學及人才培養應該互相結合，旨在培養中外兼通的經濟學專業人才，並有利於將中國經濟思想融匯到世界經濟學說的發展中。198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設立由胡寄窗教授為導師的中外結合的經濟學說史專業博士點（試點），這在我國學科建設、博士點設置以及學位研究生培養方面均屬創舉。

胡老對中國經濟思想史從指導思想的選擇、研究時段的延展及對個別理論觀點的分析等方面無不透射出創新的風格。在理論研究過程中，不受既有的學術觀點的束縛，堅持以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評價各種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對於歷史人物和他們的理論觀點進行分析評價時，主張客觀把握其所處的歷史階段、時代特徵以及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不能進行片面地貶低或者拔高，避免盲目的學術跟風和人云亦云的態度。

胡寄窗教授一生殫精竭力所創造的理論成果和他的治學精神、學者風範，對我國經濟學發展和教育事業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