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商

茶商，指經營茶葉生意的商人。既有中國茶商，也有外國茶商；既有古代茶商，也有現代茶商。有茶葉，有貿易，就有茶商。

清政府特許經營茶葉的專賣商人。清初茶葉仍為政府實行專賣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隨意販運。產茶地區生產的茶葉，除少數優質茶葉作為“貢茶”，由政府委派官員採辦以供奉皇室外。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馬御史招專商領引納課後，從產茶區販運到陝甘等地，交售給官府的茶馬司，然後由茶馬司將茶葉與西北等地少數民族交易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請引后，從產茶區運銷各地或輸往國外，茶引一道，准運茶一百斤，每引額徵紙價銀三厘三毫，引價銀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賣銀一錢，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規定：無論“官茶”、“商茶”，都不許與茶引相離。茶商領引販茶，須經稅關“截驗”放行。如茶無引，或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賣茶畢，殘引須繳回原頒發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實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實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葉運銷中的職能不同，大致可分為收購商、茶行商和運銷茶商。

茶葉收購商人，有的地方稱為“螺司”。他們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戶（茶葉生產者）收購毛茶，然後賣與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沒有這類收購商，由茶戶直接賣與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業務，主要是代運銷茶商收購茶葉，他們一般為經紀人，亦有兼營毛茶加工業務者。運銷茶商至產茶區販茶，必投茶行，給驗茶引，預付貨款。茶行商人代為收購，抽取傭金。開設茶行，要經過官府批准，領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開設茶行。

運銷茶商大致有兩種，運銷“官茶”的稱“引商”；運銷“商茶”的稱“客販”。“引商”請引於部，每運一引（一百斤）茶葉到陝甘等地的茶馬司，五十斤“交官中馬”，五十斤“聽商自賣”，另外還允許帶銷“附茶”十四斤，作為“官茶”運腳之費。“客販”請引於地方政府，專門運銷“商茶”，除繳納引課之外，凡遇稅關，需驗引抽稅。產茶區生產的茶葉，要先盡“引商”收買。然後方給“客販”運銷。

康熙中期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馬已足用，向陝甘等地易馬漸無必要。同時，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海禁以後，清代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茶葉的外銷日趨增加。於是，經營“官茶”的“引商”開始衰落，而經營“商茶”的“客販”卻日漸興盛。閩、粵商人因廣州開放對外通商，開始大量經銷“商茶”裝載出口，或銷往南洋一帶，或外銷東印度公司。秦晉商人則運茶到天津、張家口等地，由俄國商人陸運至東歐等地。過去經營“官茶”的晉商、徽商，亦有轉而經營“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壟斷茶葉運銷之權，在產茶區收購茶葉時，或則冒指“官茶”，以便壓低價格或則多取“樣茶”，任意勒索；或秤則任意輕重，銀則熔改低色。此外，他們還用預買的形式貸款給茶葉生產者，以高利貸的方式盤剝茶戶，並使茶戶屈從於商人資本。在茶商的殘酷剝削下，茶戶小生產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許多茶園生產難以改進。茶商在銷售茶葉時，又採取以次充好，摻雜水濕等手法剝削消費者。茶商通過種種不等價交換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積起巨額資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兩，有的甚至達二百餘萬兩之多。廣東茶商也有富至百萬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經營十四萬引茶葉買賣的巨賈。

18世紀以後，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茶商為了保證茶葉的收購數量和質量，開始把他們的資本由流通領域投放到生產領域。在雲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葉產區，有的茶商從茶農手中收進毛茶以後，在產地或集散地點雇傭茶工進行加工，精製成適銷對路的茶葉品種；有的茶商租山種茶，設廠制茶，進行茶葉生產；從而促進了茶業生產中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鴉片等洋貨大量湧入中國市場，為彌補外貿入超，中國絲、茶的輸出激增，茶商此時、獲利極多。上海、福州、漢口等地相繼成為茶葉外銷的主要市場，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薈萃之處。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設立經營改制、外銷茶葉的茶棧，同時，各地茶商還在上海設立了自己的會館、公所等行會組織。

1853年（咸豐三年），清政府開始徵收厘金稅。茶商販茶，除納引課茶稅之外，凡遇厘卡，還要繳納厘金。因此茶商的稅務負擔加重。但當時茶葉暢銷國內外，茶商獲利豐厚，茶商可抬高售價，把稅務負擔轉嫁給消費者。但到光緒年間（1875～1908），外銷茶葉開始遭到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日本等國茶葉的競爭，銷路日益壅塞，茶價急劇下跌。加上茶稅、厘金過重，茶商境遇大困，許多人因此破產。茶商在此情況下，為圖維持，不得不向外國資本貸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資本漸漸成為外國資本的附庸。

徽州地處亞熱帶，重巒疊翠，霧色空檬，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宜茶宜林，茶葉便成為徽商賴以發跡的主要行業之一。

徽州商人四齣經營茶葉，史料可查，始於明代。而徽州的茶葉買賣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明原屬祁門之浮梁，遠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為茶葉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歙州司馬張途著的《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所載：“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給食、供賦，悉恃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逾於諸方.”可見當時祁門茶市相當興隆。宋代《貢茶錄》所說的：“早春英華，來泉勝金”，諸名茶皆出自徽州。

徽商經營茶葉，有茶號、茶行、茶莊、茶棧等多種類型。“茶號”猶如當今的茶葉精製廠，乃從農民手中收購毛茶，進行精製后運銷。“茶行”類似牙行，代茶號進行買賣，從中收取傭金。“茶莊”，乃茶葉零售商店，以經營內銷茶為主，後期亦少量出售外銷茶。“茶棧”，一般設在外銷口岸，如上海、廣州等地，主要是向茶號貸放茶銀，介紹茶號出賣茶葉，從中收取手續費。

徽商的內銷茶經營，謂之“茶莊”，明代即有茶葉運銷京津的，邇后遍及東北、魯、豫、江、浙、滬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乾隆年間，徽商在北京設有茶行7家、茶莊千家以上，在津、滬開茶莊也不下百家。茶葉經營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鎮，江、浙等一些小鎮也有了徽籍人開的茶店。其時王茂蔭的祖父王槐康就在通縣開設森盛茶莊。當時，內銷茶花色品種甚多，有松蘿、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數類數十種，后又有各種花茶，所以有“茶葉賣到老，名字記不清”之說。茶商在外開茶莊、茶行很快發跡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吳景華、吳永祥、吳熾甫在京經營茶葉，均成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銷茶經營，謂之“洋庄”，始於清嘉道前後。當時英國控制印度，大量鴉片輸入我國，換取絲茶。徽商開始是“漂廣東”，由於海禁，當時買賣雙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價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潤較高，謂之“發洋財”。五口通商以後，交易地點慢慢轉移到上海。婺、休、歙三縣茶商以新安江運輸方便，集中在屯溪設號精製，得名“屯綠”，銷往俄國和歐美國家。在“屯綠”外銷興盛的1920年，屯溪茶號達109家之多，故有“未見屯溪面，十里聞茶香，踏進茶號門，神怡忘故鄉”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裝茶”之詩句。1875年，自閩罷官回鄉的余干臣，在祁門按“閩紅”的製作方法，改“綠”為“紅”，從此，祁門功夫紅茶開始問世，銷往國外。“祁紅”茶號也發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紅”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獎。

茶號系季節性經營，然徽州茶商並不閑暇。他們多半兼營其它行業，或開錢莊、布店、南貨店，或為木材、糧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鄭鎰源，洪純之兩巨子，就分別兼營錢莊和綢、瓷業。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來臨，資金重點投入茶葉，茶葉脫手，又在滬、杭採購各類商品回徽州販賣，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業大，根基甚牢。

歷來茶商均是各自經營，清末吳俊德、洪其相發動建立六邑茶務總會，才有了茶商組織。30年後改為茶葉公會，但都是辦理日常事務，並不研究生產經營。且徽州茶商素無外貿機構的設置，這就給外商造就機會，操縱市場，盡量壓低外銷茶價，有些茶棧也從旁以回收貸款等方式施加壓力，迫使外銷茶商就範。抗日戰爭開始，渠道不暢，外銷阻滯，“祁紅”與“屯綠’出口日漸減少，1944年，由最高收購26萬擔，下降到不到8萬擔，當時，多少茶商為之衰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