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伯鴻

1875年（清光緒元年），陸伯鴻 出生於中國上海南市中國地界的顧家弄。這裡距離當時江南代牧區的主教座堂——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略堂很近，在太平天國戰亂中，有一批江南地區世代信仰天主教的家庭為逃避迫害，逃難到上海，都聚居在主教座堂附近。其中最著名的有來自青浦縣的朱家、來自丹徒縣的馬家以及陸家。他們互相之間結成一個緊密的社交圈子，互通婚姻，保持著與周圍非天主教徒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他們與法國聯繫密切，子女大多上震旦大學，畢業后或在法商洋行任買辦，或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謀職。其中也出了不少頗有建樹的名人：如朱家出了求新船廠廠主、上海總商會會長朱志堯；馬家出了震旦大學、復旦大學2所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1840年—1939年）和語言學家、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兄弟；而陸家也出了大企業家、大慈善家陸伯鴻。

少年時代的陸伯鴻也如同其它的中國孩子一樣，必須十年寒窗，攻讀四書五經，終於在18歲那年，他幸運地考取了秀才。但是，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清朝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於是大批士子轉而進入新型學堂，改學洋務。這時陸家也將陸伯鴻送到董家渡主教座堂一位龔神父那裡學習法語，後來曾參與編纂《法華新字典》。此後任比利時洋行職員和法租界蒲石律師事務所秘書。

20世紀初，陸伯鴻作為上海總商會代表，赴美國、義大利、瑞士等國觀光考察，受到羅馬教皇接見。回國后萌發興辦實業救國的計劃，此後陸續興辦一系列的工商交通企業，成為上海的華商領袖。

陸伯鴻擅長經營，有實幹精神，所興辦的企業不僅盈利甚豐，且多為上海城市建設必須的公共事業，為上海的近代化打下基礎，並給華人企業家作出楷模。下文所述由陸公經營的企業都有著不同尋常的歷史地位，有的至今仍發揮著作用。

華商內地電燈公司，後為上海南市發電廠，2007年關停。1897年，上海縣興建南市電燈廠。1906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總董李平書等人發起成立商辦內地電燈公司，將該廠接歸商辦。第二年，在十六鋪里街紫霞殿（現紫霞路）興建的新發電廠。但由於經營不善虧損嚴重，1911年便由李平書推薦，陸伯鴻接辦瀕臨倒閉的上海內地電燈公司，由於管理有方，扭虧為盈，並擴大了經營規模。數年內南市中國地界的電燈數由原1000餘盞激增至7萬盞，成為當時上海繼英、法經營的電氣事業之後第三大發供電公司，迅速縮小了中國地界和租界在市政建設方面的差距。民國7年初（1918年），內地電燈公司與華商電車公司（陸伯鴻創辦）合併為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至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上海華商電氣公司每年的獲利達到100萬元。解放后改為上海南市發電廠，2007年出於世博會建設需要，發電廠關停，原廠房成為世博會城市未來館，緊鄰廠房的那根大煙囪則被裝扮成巨型溫度計，成為世博會氣象景觀塔。

上海開埠后，租界越加現代繁榮，而華界卻越發擁堵局促。19世紀末，南市在黃浦灘一帶築成外馬路（本案東側），此為華界第一條新式馬路。辛亥革命后，環繞縣城的城牆被拆除，建成了環城馬路（即人民路、中華路環路）。城牆拆除后，華界和租界連成一體，也有條件開通電車運營。英法租界計劃要將電車線路延伸到華界，均遭到時任上海市政廳民政總長的李平書的拒絕，他主張南市的電車一定要由國人承辦。1912年4月，李平書推薦陸伯鴻出面，經辦南市的電車開行事宜。陸伯鴻經多次考察、反覆論證，向社會各界集資2 0萬元，設立南市電車廠。這條線路沿線都是上海的老市區，人煙稠密，預計很快就會有可觀的客流量。據《上海軼事大觀》記載：“上海南市電車創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主之者為陸伯鴻，奔走運動，竭力提倡，得官廳之許可、資本家之協助，於是集二十萬金而成此偉大計劃，亦即華人破天荒之自辦電車也。”

1913年8月11日，華商經辦的第一條有軌電車正式通車，最初線路是從十六鋪到滬杭火車站，里程僅為4公里，時速每小時19公里，全程約20分鐘到達，車廂也分頭等、二等兩種，以後又陸續建立了四條電車線路。南市電車車頭的上端，均安裝了“綠、白、紅”三色的三盞電燈，據說是陸伯鴻名字的諧音，南市居民對此引以為自豪，乘客日眾。

民國7年（1918），華界電車公司與內地電燈公司（陸伯鴻經營）合併。

1935年，在南市半淞園興建新電廠。

陸伯鴻在電力工業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得以擔任全國民營電業聯合會委員長。

八一三事變后，因戰停業。

1913年11月，陸伯鴻又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國際市場鋼鐵價格猛漲的機遇，在浦東周家渡創辦和興鐵廠，生產生鐵。1921年，他又與德商合資，擴建成和興鋼鐵廠，能生產品質上乘的竹節鋼，曾供應建造江海關大樓、沙遜大廈、閘北水電廠、法商自來水廠和南京中山陵的需要。1949年以後改為上海第三鋼鐵廠。

1910年，兩江總督上書曰：“查上海北市水源不潔，有礙衛生，與英商接管購水，莫如設廠自辦。”得清廷核准。由李平書領銜創辦閘北水電公司，宣統三年（1911）水廠竣工落成。后蘇州河原水污染，管理不善，出廠水質渾濁，供水水壓不足以致救火缺水，導致火災中百人喪生的慘案，輿情喧囂，要求水廠改歸商辦。民國13年（1924），商辦閘北水電公司成立，陸伯鴻為董事。公司股本擴充至400萬元，並修建新廠，收回北四川路供水主權，特許經營江灣、閘北等區域。現為閘北發電廠。

1924年，陸伯鴻和朱志堯、楊在田等合辦，資本40萬元。訂造新輪鴻大、隆大，後續建志大、正大。有4艘輪船，經營“小長江”航線，與大達輪船公司發生競爭。后雙方達成協議，聯合經營，壟斷“小長江”航線。民國26年（1937）淞滬抗戰爆發，陸伯鴻將其中一艘輪船自沉於江陰附近長江之中，阻止日軍西進。抗日戰爭勝利后，鴻大、隆大兩輪恢復營業，改航滬漢線。1953年公私合營。

陸伯鴻在興辦實業上的突出成就和個人威望，使他擔任了許多行業協會及地方事務機構中的領袖。其中最重要的是擔任了法租界5名華人公董局臨時委員會委員之一，成為上海2個租界中最早的華人董事。

陸伯鴻是第一批進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市政當局）的5名華人董事之一。1927年1月15日，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發生大革命的形勢下，法國駐滬總領事那齊任命陸伯鴻等5名華人為公董局臨時委員會委員，成為上海2個租界中最早的華人董事（1928年上海公共租界才開始有華董），改變了上海租界長期以來只有外籍董事的狀況。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是在1930年以後才取得進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會的資格。

1926年，選為上海總商會會員及閘北商會董事；

1928年，成為上海航業同業公會執委；

1937年，由於在民族電力工業方面的成就，使他擔任了全國民營電業聯合會委員長；

……

陸伯鴻在同龔神父接觸期間，轉變成為一名熱心的天主教徒，他雖然並非神職人員，卻經常和一批信仰天主教的實業家（共19人），從1912年起，以熱心教友的身份，乘坐簡陋的交通工具，外出到上海附近各處農村傳教，陸續新建了一批教堂、診所和學校。陸伯鴻曾擔任公教進行會會長。由於他在傳教工作方面的成就，教皇授予他“劍袍勛爵”稱號，並邀請他參加1926年在美國芝加哥以及1937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兩次國際聖體聖事大會。

陸伯鴻同海外人士交往密切，積極從事宗教活動，關心社會慈善事業。他先後操辦了新普育堂、上海普慈療養院、聖心醫院、中國公立醫院、南市時疫醫院、楊樹浦診療所、合辦北京中央醫院7所慈善機構。此外，他還創辦5所男女中小學校。法國作家瓊·麥森頌揚陸伯鴻“能以事業上之長才與宗教上之熱誠，融為一爐，反映其作為企業家、慈善家的才能。 ”

普育堂原是1865年由上海地方官府支持的舊式慈善機構，位於上海大南門外的陸家浜南岸，負責向貧死者施捨棺材、向窮人施捨衣食、免費診病發葯、埋葬死去的窮人和倒斃在路上的死者、向寡婦和孤老提供生活補助、收養棄嬰等，衛生條件極差，蚊蠅孳生。辛亥革命以後，當局已經無法維持500人的救濟工作。1912年，陸伯鴻得到允許，利用拆除下來的城磚，將其翻建成一組現代化的建築群，分設學校、工場、醫療、養老、育幼、殘廢、瘋癲（精神病）等各部，請天主教修女為看護。

比較特別的是，為了實現自己幼有所養的目標，新普育堂在堂內的收容機構中分別設立了男貧兒院與女貧兒院，並且一改老普育堂時期單純的以養為主的被動式救濟，授人以漁，規定收養的男女貧兒必須進入該堂設立的小學和工藝傳習所中讀書，讀書期間教授他們幾們工藝課程品( 如刺繡、雕刻品、印刷品等)，而男女學生生產的工藝產品則直接進入市場銷售，或舉行義賣。工藝課達到一定水平的學生再進入工藝專科學校。該校生產的工藝品可以賣較高的價錢，這樣，被收容的幼童既能學到一定的文化知識, 更可學到一門或幾門足以謀生的工藝, 使他們回到社會後能夠自食其力, 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標本兼治的效果。在生活方面，新普育堂從堂內僅有的四座大型建築中單獨擠出了一座提供給兒童們居住，並配以廚房、洗衣房等配套設施。慈善部還聘請了仁愛會的修女照顧其留堂孤兒的飲食起居，這些修女不畏艱難困苦，堅定的履行著自己的職責，即使在戰場期間隨時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她們依然不離不棄，將孤兒們照顧的井井有條。

開辦初6年中，先後收養男女102525人次，施醫給葯者達2194070人次。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上海最大的收容社會弱者的設施。

位於上海東北部楊樹浦鄱陽路的工人聚居區內，旁邊還建有一所小學和一座小教堂（聖心堂）。

* 中國公立醫院

* 南市時疫醫院

* 楊樹浦診療所

* 北京中央醫院：1917年建立。

陸伯鴻雖然早已是名聞上海的巨富，但本人還是經常來到新普育堂，系起圍裙，親自服侍那些骯髒的病人，而且還讓他的幾個兒子站在一旁，以便他們學會怎樣善待窮人。

此外，他還創辦了包括金科中學（位於上海膠州路，交給美國耶穌會管理）在內的5所男女中小學校。

1937年8月13日，中日在上海爆發淞滬會戰，3個月的戰事中，有上百萬的來自上海中國地界（閘北、南市）、虹口日本勢力範圍和附近江南地區的難民湧入上海面積有限、而且原本就人煙極為稠密的兩個租界，造成空前嚴重的難民危機。雖然陸伯鴻自身的企業在這次戰爭中也全都陷於癱瘓，並且還遵照政府安排，將自己的一艘客輪自沉於江蘇省江陰附近的長江中，以阻止日軍向西進犯南京。連陸家居住多年的南市董家渡一帶也淪為戰區，被迫遷居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學所在的呂班路（重慶南路），成了聖伯多祿堂的教友。但這時陸伯鴻仍然不願放棄他的慈善事業，他不甘心對數以百萬計的這些不幸者無所作為。於是他主動與日本佔領軍接觸，試圖解決嚴重的難民危機，同意參加上海地區改組委員會。

1937年12月30日，陸伯鴻在呂班路住宅前乘車準備幫新普育堂辦事時，遭到兩名偽裝成賣桔子的男子襲擊身亡，終年62歲。他的死因一直是個謎，可能與他接觸日本人有關。

陸伯鴻在1910年建造陸伯鴻故居（陸宅），位於上海市黃浦區北施家弄，近老碼頭和黃浦江，距今超過100年歷史，反應了民國時期上海豪門大族的海派建築風格。現保存在黃浦灣項目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