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緣

章回小說，共22章，主要人物是樊家樹，他家住杭州，出身在做過大官、現開銀行的家庭里。樊家樹去北京報考大學，唱大鼓書的姑娘沈鳳喜，百萬富翁的女兒何麗娜，武俠的女兒關秀姑，三個女郎先後都對樊家樹萌動了愛情，樊卻鍾情於貧賤的沈鳳喜，坦然表白：“我們的愛情決不是建築在金錢上”，打算送沈鳳喜上學，擺脫賣唱的生活，把她從貧困和卑賤中解救出來。有一天，樊家樹在天壇偶遇窮武俠關壽峰，尊關壽峰為“大叔”，關認為樊家樹爽快，與別的富家少爺不同，值得一交。事後，樊又登門拜訪，就與關秀姑相識。不久，關壽峰重病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樊得知后，常去探望，大力相助，分金續命。關壽峰感慨萬千，“和我交朋友還救了我一條老命。”這時的關秀姑也暗戀上了樊家樹，後來知道樊沈相好極深，只得“俯首讀經”，排除單相思之苦。樊家樹與沈鳳喜正準備結婚時，樊母重病，樊家樹只好回杭州。誰知，“天上掉下來一場飛禍”，軍閥劉國柱將軍看中沈鳳喜，略施小計，霸佔沈鳳喜。財政總長的女兒何麗娜，僅與樊的表哥陶伯和熟悉，起初樊對何並無好感，覺得她花枝招展，揮金如土，“一年的插花，要用一千多元”。相比之下，遠不及沈鳳喜，但模樣酷似沈鳳喜。天下事無奇不有，樊的表兄嫂陶太太，偶見沈鳳喜的照片，誤認為是何麗娜，何麗娜也不否認，表兄嫂就大喜。樊家樹十分同情和理解沈的不幸遭遇，依然如舊，與她相會。但被軍閥劉國柱發現，毒打成瘋，關進精神病院。有俠義心腸的關壽峰父女，受樊之託，秀姑化名迸劉府做工。劉國柱淫心大發，又想得到秀姑。關壽峰將計就計，誘劉到西山上，殺之，為民除了一大害。事後，關壽峰父女也遠走東北，參加了義勇軍，直到為國捐軀。樊家樹與何麗娜喜結良緣，終成眷屬。

啼笑因緣成書於20年代末期，1930年3月至11月在先在《新聞報’快活林》上連載，1931年12月由上海三友書社出版單行本（一共三冊）。《啼笑因緣》最初在報紙上連載時，讀者的反響強烈，造成了轟動，以至於“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鹿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制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小說的單行本曾再版多次，銷量很大，並且被改編成了戲曲、電影、話劇等多種文藝樣式，其中僅戲曲就有幾十種，而上海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片社甚至為了爭奪拍攝權打了一年的官司，連聿士釗也曾被聘為律師調解訴訟。嚴獨鶴說，《啼笑因緣》“刊登在《快活林》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無數讀者的歡迎了……一時文壇上競有‘《啼笑因緣》迷’的口號。一部小說，能使閱者對於它發生迷戀，這在近人著作中，實在可以說是創造小說界的新紀錄”。張恨水也不無自親地說：“上至黨國名流，下至風塵少女，一見著面，便問（啼笑因緣》，這不能不使我受寵若驚了。”

當22回原著發表之後，當時有一部分讀者對悲劇結局感到不滿，要求作者繼續寫下去。作者則認為寫小說“都有適可而止的地位”“不能亂續”。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張恨水終於撇棄之前的主張，又於1933年寫了十回續書。因為續書是在“原著以外去找去路”的，勢必另闢局面，這樣全部32回書，就成了前後似續費續的兩個不同格局。1935年，啼笑因緣與續書以2冊一套的方式由三友書社再次出版。

新中國建立后，此書曾多次重版。

樊家樹

樊家樹是個貴族式的大學生，更主要是一個“平民化”的大少爺。樊與“三教九流"中的窮武俠關壽峰的結識，毫無嫌貧愛富之意，體現出他爽快、謙和和胸襟開闊的性格。樊家樹對闊小姐揮金如土的鄙視，憎惡，對賣唱的窮苦人的惜憐，同情，不被“門第”所限，敢於衝出封建的等級門檻而鍾情於唱大鼓的沈姑娘，而且對待愛情的堅貞，執著和有一顆寬容之心，更主要的是他不以“權勢金錢”為重，不受“門閥"，“節烈”等封建觀念左右，突出地表現了他的平民觀念。樊家樹這一藝術形象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

沈鳳喜

沈鳳喜出身於社會底層的一個大鼓世家，是在當時社會裡的一個赤貧無產者，但同時她又擁有令男人神魂顛倒、渴望據為己有的“花容月貌"。她純真、羞澀，但是這個人的性格中有一個毛病，比較愛虛榮、愛攀比。這些鑄就了她人生中急劇起伏的命運變化，並給她帶來了悲劇的結局。她的悲劇是社會的壓迫，也是她性格的悲劇。

何麗娜

何麗娜為百萬富翁的女兒，生活奢侈，但心地善良，愛慕樊家樹，後為了愛情改編了自己鋪張浪費的生活習慣。長相酷似沈鳳喜。

關秀姑

關秀姑是一位武藝高強的俠女，個性爽朗，老實淳樸，行俠仗義，愛慕樊家樹，但樊家樹並不愛她。

劉將軍

劉將軍是民國軍閥，喜歡上了沈鳳喜，就巧取豪奪，使手腕令沈鳳喜嫁給了他。個性兇殘。當他發現沈鳳喜與樊家樹舊情未斷時，就虐待沈鳳喜直至其瘋癲。

《啼笑因緣》描寫的是主人公樊家樹和沈鳳喜、何麗娜、關秀姑三位女子的戀愛糾葛，在這樣一個多角戀愛故事中，又穿插了封建軍閥強佔民女，武俠鋤強扶弱的情節，故事曲折離奇，富有傳奇色彩，體現了“I土會”、“言情”與“武俠”三位一體的藝術大融合。張恨水曾說、，“到我寫《啼笑因緣》時，我就有了寫小說必須趕上時代的想法。“他的所謂“趕上時代”表現在創作時，注意聯繫當時的社會現實，也注意到了當時讀者群文化意識的變化，試圖掙脫舊派小說“才子佳人”纏綿愛情的陳舊模式，因此在《啼笑因緣》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民眾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稍神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張揚。

主人公樊家樹，代表著具有"平民化”意識的新型知識分子。出身貧寒的鼓姬沈鳳喜，見義勇為的俠女關秀姑，都埔於平民階層“才子佳人"向市民階層的人物轉化，使作品鮮明地表現了男女平等、婚炳由的民主思想，這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無疑是合拍的。同時，張恨水已開始有了為文化較低的普通讀者寫作的朦朧意識，已經注意把筆力重心轉移到描寫平民階層，細滅地表現社會生活中普通人之間的真情，而且作者將故事放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時代背景下，真實地揭餌了封建軍閥的罪行，使作品貫注了一股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在《啼笑因緣》的幾個主要人物中。沈鳳喜形象塑造得最為成功，在沈鳳喜的人生命運沉浮中，樊家樹和劉將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對於沈鳳喜的生活和命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沈鳳喜的悲劇在於，樊家樹和劉將軍對她的愛與認同首先都建立在“姿色”的層面，"平民化的少爺"樊家樹在初次遇到沈鳳喜時，一下子就被她少女的青春魅力所吸引，“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面孔略尖，卻是白里泛出紅來，顯得淸秀一雖然十分寒索，自是有一種淸媚態度，可以引動餚的人。”少年學子樊家樹雖是“平民化的少爺”，但畢競是上流社會中的一員。他和天橋鼓姬沈鳳苒之間地位懸殊很大，沈鳳喜之所以能輕而易舉地俘獲樊家樹的心，並且使樊家樹摒棄一切世俗利害關係而死心塌地愛上她，最主要的原因躭是因為沈鳳喜的靑春和美貌。真正的愛情應該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溝通，雙方的愛好、興趣、文化層次、精神情感等都和諧一致的基礎之上的。我們不能不說這份愛情具有致命的缺陷，即一見鍾情式的愛情抽掉了相互理解基礎上。使愛悄孕育產生的土壤，那種缺乏精神文化共振的愛必定是飄浮無根的空中樓閣，這是造成樊家樹和沈鳳喜愛情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樊家樹到北京來投考學校，隨後在一所髙等學校接受現代教育，因此他接受了許多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思想、新觀念。而沈鳳喜由於家境貧寒，沒有進過學堂，只“稍微認識幾個字”，因此她無法和樊家樹在內在的精神層次上取得溝通。有論者曾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理論（動機理論）來分析樊沈之間愛情的實質，認為：“導致樊家樹沈鳳喜之間愛情悲劇的原因，就在於他倆對愛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樹迷戀的是沈鳳喜的樸實、清秀的自然美，而沈鳳喜及其家人驚喜的是樊家樹慷慨解囊的金錢……一個愛自然美，一個愛銅臭錢。“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樊家樹出錢供沈鳳喜上學就是在潛意識裡覺得沈鳳喜的文化層次太低，這樣她的那份美麗和淸純就缺乏了相應的文化內涵，也就相應地滿足不了男人潛意識裡膨脹的虛榮心。中國男人傳統理想中的女子應該是才貌雙全，既要美貌絕倫，又要精通琴棋書畫、詩詞曲陚。這樣，男人在才貌雙全的女子身上既能滿足佔有可餐秀色的慾望，又了卻了 "紅抽添香夜讀書”的心愿，在這一點上，樊家樹也未能免俗，他認為沈鳳喜“這女子實在可人意，只可惜出在這唱大鼓書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溫柔之間總不免有點放蕩的樣子”“等她上學之後，再加上一點文明氣象，就越發的好了”。因此，樊家樹供沈鳳喜上學，表面上看是為沈鳳軎著想，實際上他的潛在動機是為了滿足他作為男人潛意識裡膨脹的虛榮心。總之，雖然不能排除樊家樹身上具有急公好義、樂於助人、救危濟難的高尚品格，但也要看到樊家樹對沈鳳喜的愛慕和追求，以及這種追求的心理動機主要是建立在他對沈鳳喜“姿色"的欣賞與佔有基礎上的。

封建軍閥劉將軍對沈鳳喜的著迷和霸佔更是赤裸裸地建立在沈鳳喜“姿色”的基礎之上。他第一次見到沈鳳喜時，“早是渾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翮，酥麻了一陣，不料憑空走出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子來”.和樊家樹一樣，劉將軍對沈鳳喜幾乎也是―見鍾情，一見傾心，所不同的是，樊家樹對沈鳳喜“姿色"的追慕套上了一層對少女清純之美渴望的詩情畫意，而劉將軍對沈鳳喜“姿色”的霸佔則完全撕破了那種溫情脈脈的詩意麵紗，他利用手中的權勢和金錢輕易地霸佔了沈鳳喜。他說：“有主兒要什麼緊，漫說沒出門、還是人家大閨女。就算出了門子，讓咱們爺們愛上了，會弄不到手嗎？”當劉將軍在各種軟硬手段兼施之後，沈鳳喜欣然地接過了劉將軍的家私賬木，從肉體到精神都被俘虜了。

雖然在樊家樹和劉將軍的眼裡，沈鳳喜是一個美明的大使，但他們都沒有把沈鳳喜當做獨立的大寫的“人”來看待，都沒有尊重她作為女人應有的尊嚴和人格，這也是造成沈鳳喜悲劇的原因。樊家樹雖然是一個錦衣玉食的大少爺，卻看不慣何麗娜奢侈、華貴、鋪張的生活習氣，而且認為她“美麗是美麗，放蕩也就太放蕩了”；他也不欣賞關秀姑的老實淳樸，而只沉醉於沈鳳喜清純、淡雅的女性“姿色”。劉將軍對沈鳳喜的愛慕顯得更赤裸裸、更生物化一些，那就是純粹的佔有。沈鳳喜無論在他們哪個人的眼裡都不是一個有獨立的尊嚴、人格、悄感與意志的"人”，而是一個具有天使般容貌的“物”或“工具” ’這就註定了她無法逃避被男人佔有、操縱和賞玩的命運。樊家樹送沈鳳喜上學，花錢幫沈家把舊屋打扮一新，每月供給沈家五十塊錢的家用，給沈鳳喜買手錶、兩截式髙跟鞋、白紡綢圍巾、自來水筆、玳瑁邊眼鏡、金戒指等，樊家樹所做的一切，確實有他對沈鳳喜的感情，但是更深層的動機還是建立在他認為沈鳳喜具有可以賞玩的價值上。因此，樊家樹所有投資的真正目的是使沈鳳喜這個具有天使般容貌的“物”更加賞心悅目，而且他自始至終都珍愛著這個“物”，直到沈鳳喜被軍閥劉將軍簕占之後，他還對她念念不忘。在劉將軍的眼中，沈鳳喜更是被當做“物"或“工具”來看的，由於羨沈鳳喜的容貌之美，劉將軍一開始還是比較憐惜沈鳳喜這個讓他中意的”物”的，他讓沈鳳喜錦衣玉食、由眾多的僕役服侍，“洋樓，汽車，珠寶，如花似錦的陳設，成群結隊的傭人”，其豪華、奢侈的程度是沈鳳喜以前從來不敢也無法想象的。劉將軍的這種炫富式的疼愛無非是為了讓沈鳳喜這個“物”最大限度地歸順自己，從而成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和某種“工具”。因此，當沈鳳喜與樊家樹的一次秘密約會被劉將軍發現之後，劉將軍認為沈鳳喜對樊家樹舊情難斷，尚有留戀之意，就把她慮待而至於瘋狂，作品到此也就完成了對沈鳳喜這個悲劇形象的藝術塑造。

《啼笑因緣》一時竟有“啼笑因緣迷”的口號，能使閱者如此迷戀，這在當時近人著作中，實在“創造小說界的新紀錄”。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故亊情節的巧妙。樊家樹巧識沈鳳喜，關壽峰父女，更巧的是何麗娜面貌與沈鳳喜酷似，通過一張相片，誤會環生，糾纏不清，熱鬧非凡。情節曲折動人，饒有情趣。二是寫作技法“新”。作家將纏綿悱惻的言情小說和驚險緊張的武俠小說熔於一爐，在章回小說的傳統寫法中糅進西洋小說的技巧。筆法新鮮，創新成功，自然擴大了讀者面。三是消閑意味“濃”。《啼笑因緣》屬於言情社會小說，作者著力渲染“情”與“義”。寫“情”’男歡女悅的相意，使人驚喜不已；凄絕哀婉的離別，叫人萬分痛心。寫“義"，類關相識，一股俠義豪情；除暴扶弱。頓覺人心大快。悲喜相交、張弛相適，閱者“高枕燈下”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張恨水構築的小說世界。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有較鮮明的個性，他們在故事情節的波濤起伏中構成了種種複雜的糾葛，展現了一幅舊中國社會生活的生動圖畫。作品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在語言運用上，有真意，少做作，無論是敘述、描寫或口語，都力避繁冗和堆砌，不以華麗粉飾取寵，而以樸素無華見長。這些特點，也是作品獲得廣大讀者喜愛的原因之一。作品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主要表現在對樊家樹的描寫。

但作品有明顯的不足。首先，是流露在字裡行間的感情意趣仍沒有完全脫盡“鴛作蝴蝶”式的言情窠臼，尤其在表現男女主人公之間的調情挑逗時，某些細節的描寫，流於粗俗，不能給人以美的感受；同時由於作品的注意力重點放在描寫男女之間的愛情糾葛，渲染情致纏綿的情緒，使暴露社會黑暗的功能受到很大的沖淡；作品對貧富之間懸殊差別雖時有揭示，但對人與人之間在黑暗現實中的階級關係，基本上是模糊的。“女俠”關秀姑雖不同於一般武俠小說中那種“飛檐走壁”、“口吐白光”式的俠客，不乏一個有血有肉的常人，但讓她來除暴安良刺殺一個大軍閥，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作者所編造的這種“圓滿”結局，除了為迎合一部分讀者（特別是小市民）的藝術趣味外，談不上有什麼積極的社會意義。此外，過多的“誤會” “巧合”，使整個作品的真實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儘管如此，它仍不失為一郁值得肯定的有一定社會意義的長篇小說。

張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張心遠，安徽安慶潛山市人。他是中國章回小說家，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稱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

1911年，張恨水開始發表作品；1924年，張恨水憑藉九十萬言的章回小說《春明外史》一舉成名；此後，長篇小說《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的問世讓張恨水的聲望達到頂峰。張恨水作品上承章回小說，下啟通俗小說，雅俗共賞，對舊章回小說進行了革新，促進了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交融。

1967年，張恨水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