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鴻貽

　舒鴻貽(1867—1948)，一名鴻儀，字冰茹，一字彬儒。清末民初官員、詩人。安徽省懷寧縣人（今安慶市區蓬萊街人），其父是以課塾維持家計的舒問農，母親汪氏，岳父是安慶著名書法家胡竹薌（1834-1904）。舒鴻貽兄弟3人，鴻貽居長，二弟舒鳳儀，三弟舒鸞儀。舒鴻貽幼年家境貧寒，寒窗苦讀，奮疾為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28歲的舒鴻貽與康有為同科中進士（名列二甲九十二名）。當時清國處於危難之際，列強將不平等條約橫加於中國，舒鴻貽對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深為同情和讚賞。對於列強“不勞一彈之費，一矢之加，而要塞盡失。”深為痛心。當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舒鴻貽奔赴西安。二十八年(1902年，35歲)，舒鴻貽以軍機章京記名。不久，舒鴻貽轉任刑部郎中。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考察警察行政，著有《東瀛警察筆記》（上海樂群圖書局, 清光緒32年鉛印本）。次年(1907年)回國後任御使記名。1908年，舒鴻貽任奉天製造銀元總局總辦，並奉命創辦電燈廠，翌年發電，這是奉天城的照明用電之始。宣統二年(1910年)初，舒鴻貽被授直隸巡警道，不久轉任直隸(今河北)通永河道。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革命以後，舒鴻貽一度任奉天都督府秘書長，中華民國成立后，舒鴻貽任北京政府內政部司長。

由於國內政局不穩，軍閥混戰，民國六年舒鴻貽回到故鄉安慶定居。民國7至9年，任安徽省煙酒印花稅局局長。民國9年9月(1920年)倡建安慶電燈廠。民國13年(1924年)，聯絡士紳集資10萬餘銀元，在大南門外招商碼頭處新建電燈廠廠房。在安慶舒鴻貽以私資創設農工銀行、宜園等。在宜園的西北自建樓房，創辦菱湖小學，開啟民智；左建平房，辦平民工廠，名義豐織布廠，發展民族工業。民國14年(1925)3—10月舒鴻貽任安慶道尹（省會城市市長，範圍比現在的安慶市大許多），造福鄉梓。民國26年(1937)初任安徽省禁煙督辦，數月後去職。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人侵略安徽，舒鴻貽不願當漢奸，，不顧高齡（時年70歲），舉家入川，擔任行政院賑濟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后，回安慶市區蓬萊街故居居住。1948年在安徽安慶市病故，享年八十一歲，葬在安慶市集賢關，著有《宜園詩集》等。

作為科舉正途出身的舒鴻貽是學者型官員。在政事之餘，喜寫文章、詩歌。作為桐城派向現代文化的過渡形態，舒鴻貽的文章、詩歌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在晚清皖學中佔有一定地位。在晚清皖學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化過程中，舒鴻貽與姚述節、姚仲實、方守彝、方守敦、洪思亮、吳傳琦、趙曾重、陳衍庶、胡遠浚、鄧繩侯等人齊名，為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作出了可貴的探索和嘗試，具有進步意義。

舒鴻貽具有憂國愛民的思想，早年支持變法維新，並積極投身清末新政。

在晚清政府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后，他感到悲憤，對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更是痛心疾首。在主持通永河道治水時，舒鴻貽以大禹治水的精神激勵自己盡心盡職地治理河水。在安慶建設宜園時，恰逢水旱，他還能想到“丈夫貴兼濟豈獨愛一廬安得萬間廈廣大庇寒儒”。抗日戰爭時期，舒鴻貽生活拮据，過去的摯友王揖唐，時任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邀其出任日偽職務，舒鴻貽以民族大義為重，嚴詞拒絕，並拋棄在安慶的家產，舉家入川，還擔任了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以實際行動參加抗日活動。舒鴻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表現出中國士大夫應有的骨氣。

清末民初是中國資本主義初步發展的起步時期。舒鴻貽積極參與創辦實業，解決民生問題，表現出強烈振興中國工業的願景。1908年舒鴻貽在奉天（今瀋陽）創建電燈廠，打擊了日本對奉天省城滲透之企圖，維護了國家的主權。民國9年（1920），安徽省會電燈廠另擇新址。安慶紳商會議推舉舒鴻貽、馬伯瑤等著手籌辦新廠，招股金10萬兩銀元，在安慶大南門外沿江堆棧選定廠址，改建電燈廠。新安慶電燈廠選址大南門外招商碼頭擴建，並向上海德商“西門子”洋行購置640千瓦汽輪發電機一台，經過三年的廠房基建與設備安裝，1924年正式投產發電。安慶老城電力照明狀況得到很大改善。民國15年對中日實業公司在安慶葉家沖危及軍事要塞，舒鴻貽與之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最終使陰謀破滅。